2014年国庆节的前一天，许立志从员工宿舍楼上跳下，坠楼身亡。

许立志，何许人也？前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员工，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打工诗人接班人”。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日复一日地在生产线上，许立志用他敏感的心去感悟那一颗细小的螺丝钉，用诗歌来抚慰脆弱的内心。

遗憾的是，笔尖的诗句终究无法让他摆脱现实的困惑，这个90后的青年选择用纵身一跃的方式将生命定格在最后的诗歌里。

"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头

试着把丢失的灵魂喊回来

我想在草原上躺着

翻阅妈妈给我的《圣经》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

许立志走了，但他却因写诗而走进了很多人的视野，并成为吴晓波策划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六位主角中的一员。

 人人皆有诗心，生活就是艺术。

《我的诗篇》以朴实真诚的光影记录，揭示了这群庞大的、支撑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群体最卑微、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讲述的是浪漫的诗句，展现却是浪漫诗句下痛苦的现实。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可能更是一种羞辱。

影片中的六位主人公，分别是充鸭绒工、矿洞里的爆破工、制衣女工、矿工、富士康工人和叉车工，他们漂泊于故乡与城市之间，忙碌于幽深的矿井与轰鸣的流水线，饱经人间冷暖的故事，却用诗歌捍卫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自己活下去。

陈年喜，陕西丹凤人，爆破工，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终日与雷管和炸药相伴，无数次在矿山深处与死神擦肩而过。

母亲患了癌症，也无法回家一趟，父亲常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却无人照料。这个肩负生活重担的中年男人，忙完一天的活计，晚上在简陋的厂区宿舍，唯有诗歌能让他平静。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邬霞，来自四川内江，14岁开始在服装厂里打工，负责用熨斗熨平每一件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衣服，她最喜欢熨的是吊带衫。

夜里，熨完当天最后一条连衣裙，拿起笔，便在车间渐渐暗下的灯光里向那个可能穿上她亲手熨烫的吊带衫的姑娘示爱。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

等待风吹

像花儿一样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诗歌在这个年代，已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东西了，只有中小学课本里的杜甫等人还在不停忙活。

 相比于动辄上亿票房的商业片，即便有着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亲自策划、站台吆喝，这部关注诗歌和农民工的纪录片，只能依靠“百城众筹观影行动”，赢得10万人的掌声后，才破茧成蝶般凭借着0.1%的院线排片出现在观众面前。

好在，即便观众寥寥，即使从来不读诗的人，看完电影，大多都会潸然泪下。

 那个常年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的爆破工陈年喜，在被问及他的生活几乎与诗有着万里之远，怎么会坚持这样一件无意义甚至是矫情的事情时说：

真正的诗歌真的是一种现实和心灵的史记，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他写，是因为他有话要说。他想用文字记录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和悲苦愿景，并为无数沉默的灵魂发声。

  “底层如何发声”的命题，关乎社会正义和历史的真相，发声才可能听见。

艺术是什么？英国作家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批判，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的途径，是对生存中的缺陷的解释和解决方法。

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绘画或电影等，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地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想必很多看完《我的诗篇》的观众，在了解他们的生活、读过他们的诗以后，面对身边的各色农民工，都会少一份傲慢多一份理解。

在他们痴迷于iPhone所带来的科技感时，或许会想起富士康流水线上那些如机器般的工人；当姑娘穿上华美的吊带衫时，或许会想起那个身作汗湿的工作服还在为你写诗的女工；当我们在城市杯光交错中感受繁华时，或许也会想起家乡的民族踪迹已经逐渐走向衰亡.......

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里说，“人最可贵之处在于看透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 ”。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除了苟且地活着，还能有点诗和远方，别犹如咸鱼般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