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变法中，最重要的便是商鞅变法，其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也有许多次，如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变法所处时代不同，其历史意义也不尽相同。商鞅变法和这些相比，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一次从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型的变法，由商鞅变法确立的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商鞅入秦

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先秦人称氏不称姓，故其名为公孙鞅。后秦孝公封其于商地，号为商君，故史称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受李悝和吴起的影响很大。学有所成后，便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那里做家臣。公叔痤病重的时候向魏惠王举荐商鞅，希望魏惠王举国而听之。由于商鞅只是一个小小的年轻家臣，公叔痤要魏惠王把国政委托给这么个毛头小子，魏惠王当然不会听，反而认为公叔痤是老糊涂了。公叔痤见魏惠王不想听取他的建议，便又说：“如果大王不任用商鞅，就先杀了他”。事后，公叔痤把商鞅找过来说，劝他赶紧逃离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后来，商鞅因为听从别人的推荐，辗转来到了秦国。

在春秋霸业之中，秦国一直偏处西北一隅，在中原的征战中历来都不是主角。战国初期，中原人都看不起秦国，认为它经济文化落后，政治影响力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招募贤良，有意励精图治。

商鞅来到秦国后，开始向秦孝公进行游说。

说秦孝公以“帝道”，孝公时时睡，弗听；

后五日说以“王道”，善之而未用也。

复说孝公以“霸道”，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数日不厌。

商鞅终以“霸道”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于是君臣二人开始酝酿变法。但是，变法一开始便遭遇了以甘龙、杜挚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双方便在朝堂展开了论战。

甘龙、杜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客观来讲，甘龙、杜挚的主张也是有其道理的，并非只要改革就一定是好的。当人民习惯了一种制度的时候，在短时间内对其做根本性的改变，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耗，给人民带来许多不便，特别是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其影响更甚。所以“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在战国那个大变革时代，商鞅的做法才更符合历史的趋势，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左庶长后来也成为了秦国二十等爵中的一个爵号。变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战”。

一、改革户籍制度

商鞅改革户籍制度，强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载：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

明确家中如果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们的赋税加倍。其目的是要制造更多为国家承担兵役和徭役的户口单位。这条同样与儒家提倡大家族礼法的宗法制相违背，到曹魏的时候，朝廷便废除了这种“异子之科”，规定如果父亲不允许的话，儿子便不能分家单过。

二、连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国实行连坐和告奸制度。史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这种连坐和告奸制度在汉代受到了儒生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制度伤害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把邻居、什伍之间的互助友好关系变成了监督、检举和揭发等，显然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三、发展生产

商鞅奖励耕织、重农抑商。史载：

“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复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赋税）的意思，即奖励农业劳动模范，以农为本。经商者及因懒惰致贫者，都要将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进官府做奴隶，以此来驱使人民都只从事耕织本业，并杜绝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

四、奖励军功和禁止私斗

商鞅通过奖励军功和禁止私斗来锻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强悍秦军。史载：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对于血缘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没有军功，其名字也不能写进皇亲国戚的花名册中，相当于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于建立功绩制社会。一切的社会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占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着等级、役使奴仆的多寡等，都只根据所处爵位来确定。社会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么有浅，也不能越过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级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斗。在早期社会，血亲复仇是一种常态。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血亲复仇的，手刃仇敌被认为是一种孝道。商鞅则认为处罚犯罪是公权力，不能以私权妨害公权，复仇的权利属于国家公权范围，禁止民间百姓私斗。

变法的意义

商鞅首先通过户籍制、什伍制及告奸连坐等法律，把人民纳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国国君得以把他的权力覆盖到每一个秦国国民，这与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通过鼓励分家、免除徭役和对经商及懒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励生产。最后实行军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军功获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国以来凭血缘宗法关系继承爵位的体制。杜正胜先生说：“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籍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军爵塑造新社会。”

《韩非子·定法》记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商君书·境内》也记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韩非子所说的首应该就是《商君书》里的甲首即甲士之首。关于甲士有多种解释，此处应该是泛指小头目、小军官，因为这样可以防止爵位太滥和杀良冒功。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爵位，那么他上战场砍下一个甲士之首，回来便可以爵升一级，由此获得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田宅等和相应的社会待遇。当然这是针对低级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级，对于高等爵位则没有这么简单，会有各种各样较为复杂的要求。因此，秦国尚“首功”，东方列国称之为虎狼之秦。

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变法取得初步成效后，秦孝公迁都咸阳，升商鞅为大良造，开始全面深入推进变法措施。

第二次变法主要措施有：

1、由栎阳迁都于咸阳。中国古代有许多的迁都事件，如盘庚迁殷、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等，迁都可以削弱旧势力，使新兴势力得以崛起，还可以使举国之民从怠惰中清醒过来，奋发图强，追求新的进步。

2、革除戎狄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也就是说，当时秦国还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风俗，如父子兄弟和他们的家室都睡在一间房子里，像东北的大通铺一样，十分不雅。商鞅把这些风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风俗上向中原靠拢。

3、废除百步为亩之制，以240步为亩，以百亩授一夫。“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周制“六尺为步，百步为亩”，这种亩的面积比较小，不能适应战国已经普遍使用铁器牛耕的生产力。商鞅便以240步为一亩（与赵国相同，三晋的大亩改革较早），实行大亩制度，于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划立边界。

4、建41县，通过县及乡里的什伍制度控制编户齐民。

5、按人口征收户赋（也称口赋）。

6、统一度量衡，使行政标准化。“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

此外，据《韩非子》记载，商鞅还曾“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应该也是属实的。《商君书·靳令》中以礼乐、诗书、修善孝弟（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蝨（虱）”，认为它们是六件危害国家的事。由此可见，商鞅在位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实行过文化专制的政策。

变法的成效

任何一项变革在开始推行的时候肯定会遇到阻力，商鞅变法也不例外，包括利益受损的老贵族和不适应新环境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来过度告状，说的都是新法的坏话。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但等新法实行十年之后，老百姓就都适应了新法，并因为新法而生活富足，道不拾遗。老百姓都勇于为国家作战，而不再私自斗殴。商鞅变法策在秦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

商鞅的结局

商鞅的变法事业是成功的，但其个人的结局却是悲惨的。

“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所跳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刘向《新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公子虔（秦惠文王老师，昔太子犯法，商鞅以虔代太子受过，施以劓刑）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王派兵攻打，结果商鞅失败战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王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改革必然涉及到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使一些人收益，一些人受害。旧贵族因变法而丧失权势，报复是必然的，但变法事业却因为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不可逆转。商鞅个人虽然死了，但新法却被新任国君继承了下来，并继续发展推行，使得商鞅变法称为列国变法中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政治基础，并在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