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往卢沟桥拜谒刘秉忠墓，到了之后才发现，几年前看到的墓、亭子和石人已经被隔离起来，完全看不见了。在一排房子和围栏围起来的墓周围转了几圈，都找不到进去的通道，只好在卢沟桥景区外的路边，通过铁栅栏往里瞅，赫然看见“卢沟小院”招牌的围挡将小小的墓园封得严严实实。
卢沟桥一游，悻悻而归，只拍回了一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寻访实物不得，只好在网络上找寻墓地相关图片和文章，聊以凭吊。以下为转载内容：
文章一：刘秉忠两处墓葬两重天，魂归家乡还是继续北漂？
元代邢台人刘秉忠，屈志功名，保存国家民族命脉，功不可没。这位刘秉忠，他了不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融汇佛道儒，学识渊博，乃是紫金山书院的“邢州学派”的资深博士后导师，他还是规划、建设元上都、元大都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佛教刘太保宗的祖师老和尚，道教太一教六丁六甲神坛的创派祖师，风水堪舆学的集大成者《平砂玉尺经》的作者，元代著名诗人、元曲家、政治家，官拜光禄大夫，参领中书省事，位太保、太傅、太师，官封赵国公、常山王，谥号文贞、文正。有元一代，汉族人士位居三公并被封王的只有刘秉忠一人。
刘秉忠的墓有2处，一处在北京卢沟桥边，一处在刘秉忠老家邢台贾村，北京卢沟桥墓址仍存，但是墓碑不存，北京人新建了一个刘秉忠墓碑和亭子保护之，邢台刘秉忠墓原本完好，规模宏大，是邢台三大古墓之一，如今已经被邢台人破坏殆尽，石人石马被砸毁了，坟被挖了，只余一个残碑，被放在郭守敬纪念馆边接受风吹日晒，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相比于北京的刘秉忠墓额待遇，作为刘秉忠的家乡，刘秉忠在家乡人中的待遇并不怎么样，大部分邢台人只知道有郭守敬，而不知道有刘秉忠，刘秉忠墓原本完好，可是邢台人把刘秉忠墓破坏殆尽，使得无迹可寻，邢台的郭守敬墓本已无迹可寻，可是邢台人却新建了一个郭守敬墓，来凭空祭拜，真是令人感慨。
郭守敬在富丽堂皇的郭守敬纪念馆内接受万众朝拜，而郭守敬的伟大导师，论功勋、论影响堪称元代汉族第一人的刘秉忠，他的墓碑却在为他的弟子郭守敬纪念馆看大门，不知郭守敬情何以堪，不知郭守敬可能在纪念馆内坐得稳，我们崇拜郭守敬，但是却把郭守敬平生最尊敬的老师给踩在脚下了，郭守敬泉下有知大概会顾不上穿鞋也要跑出纪念馆把他的老师迎请进去吧。
没有墓碑的人家新建墓碑，没有墓的人家能新建墓，有墓的人家能破坏掉，有墓碑的人家能随意扔弃不加保护，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也难为刘秉忠生前那么热爱邢台了，我想还是希望刘秉忠的魂魄归附北京吧，邢台这个地方大约不是可居之地。邢台人有十分虚伪的一面，一方面吹嘘刘秉忠如何伟大，一方面又如此对待刘秉忠墓碑。
刘秉忠的忠实粉丝明朝北京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老和尚姚广孝春日谒刘太保墓写诗赞刘秉忠：
芳时登垅谒藏春，兵盾松楸化断薪。
云暗平原眠石兽，雨荒深隧泣山神。
残碑藓蚀文章旧，异代人传姓氏新。
华表不存旧鹤怨，几多行客泪沾巾。
此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fdae80101hs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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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刘秉忠与姚广孝
■成立笠
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刘秉忠与姚广孝的事儿。此二人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一个元初一个明初，这里的共同点是“初”；第二，都是和尚，而且是大和尚；第三，都是政治家，而且是大政治家；第四，都是文豪，而且是大文豪；第五，在当时人看来，都辅佐了实在不该辅佐的人或集团；第六，都受到皇帝格外敬重和极度褒奖，死后前者谥“文正”，后者谥“恭靖”……刘秉忠生于1216年，活了58岁，姚广孝生于1335年，活了83岁。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北京，死后也葬此地，坟墓至今还在，成为旅游景点。
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汉族。蒙古人忽必烈欲取中原，刘秉忠主动上门，得到高度信任，官拜光禄大夫兼太保，领中书省事。姚广孝也是汉族，生于江南苏州，他倒是为汉族服务，但在当时人看来，聪明才智理应属之“建文”皇帝，不该属之“燕王”逆贼。姚广孝少时，尝游河南嵩山寺，不期而遇“相者”袁珙。袁珙一见大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据说袁珙看相很准确，“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死生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日，无不奇中。”照常理说，姚广孝听到此言应该不高兴，恰恰不是，后来教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他特意请来了袁拱“指点迷津”。
刘秉忠少时，宋、辽、金、夏胶着混战，他言：“男儿若逢乱世，应先隐之，伺机而动。”他先在武安山当道士，未几，再入天宁寺当和尚。道士也罢，和尚也罢，出家是假，伺机是真。1242年，高僧海云前往“和林”觐见忽必烈，途中听说刘秉忠博才多学，邀之同行。忽必烈召问：“佛法里有没有安天下的办法呢？”海云答：“应该在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理。”刘秉忠对天文地理，遁甲之术烂熟于心，接过海云话头一番鸿论，忽必烈大为赏识，留之幕府，“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忽必烈欣然命令刘秉忠还俗，不用原名“侃”（字仲晦），赐名“秉忠”，并聘太师、魏国公窦默之女为妻。至此，所谓“秉忠”之意，就不在“大宋”，而在“大元”了。
“和林”之行，刘秉忠得遇“明主”，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在忽必烈帐下，刘秉忠干了这么几件漂亮事情：一是上万言策，提出：“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二是采用“汉法”，总政务曰“中书省”，握兵权曰“枢密院”，司黜陟曰“御史台”，中央有寺、监、院、司，地方有行省、行台、宣抚、廉访以及路、府、州、县；三是订立朝仪，使未建国的元蒙政治秩序有了章法；四是减轻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特别重要的是，刘秉忠建议定都燕京（今北京），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确定政权名称“大元”。这样，既使得蒙古政权迅速完成了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蜕变，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与继续，表明元蒙统治下的国家，不仅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这一招实在厉害呀！
姚广孝14岁时，怀抱“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思想出家妙智寺。朱元璋洪武年间，他赴京城（南京）求官，未果。回乡途中，于北固山前，感怀千载以来这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吟道：
谯栌年来战血干，
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
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
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
北固青青客倦看。
同行的和尚宗泐反诘：“此岂释子语耶？”姚广孝报之一笑。显然，他虽身处佛门，却别有怀抱。多年后他曾言：“余少为浮屠而嗜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病失机，痊愈后与友人檐下小憩，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友人戏言：“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姚广孝听后，赋诗云：“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抒发了自己的鸿图大志。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再次诏录高僧，分予皇子作导师。姚广孝走到燕王朱棣面前，悄声说：“贫僧能为王爷奉上一顶白帽子。”朱棣何等聪明，当然明白其意：“王”戴“白”帽，就是“皇”呀！到北平不久，姚广孝急不可耐介绍“相者”袁珙给朱棣“纵论天下”，又在城墙四周埋下许多缸瓮、饲养鸡鸭遮掩声音，打造兵器，操练将士。从事后看，没有姚广孝策划，朱棣未必敢举事；没有姚广孝筹划，朱棣未必能成事。“靖难之役”成功后，姚广孝因为“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朱棣也够意思，一如忽必烈对待刘秉忠一样，令姚广孝还俗，赐名、赐宅，并天仙美女若干。晚年的姚广孝，既厌惧官场斗争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追求，遂承担太子、太孙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修纂工作。当年，刘秉忠去世时，元世祖悲痛不已，特命厚葬大都，赠太师。姚广孝去世时也一样，“帝震悼，辍视朝二日”，依僧制安葬京西卢沟河畔，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宣读御笔祭文，追忆“靖难功绩”。刘秉忠、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元、明两朝各一，其他未闻。
刘秉忠早年曾在紫金山讲学，王恂、郭守敬、张文谦、张易等为弟子，这些人后来均成为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在教授学生中，刘秉忠因材施教，针对各人特点和兴趣加以引导。譬如：王恂善于计数，则教之九章算术等，使之成为数学大家；郭守敬勤于动手，幼年曾自制观天仪和计时器，则教之理学与工学，使之在天文、水利方面尽展才华。教育上的成功，给刘秉忠官场的作为巨大借鉴，使他在为朝廷选拔、培养、使用人才方面高人一等。他认为，“君子所存者大，不能尽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狭，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饱学之士，还是凡夫俗子，都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人才。以此出发，刘秉忠先后为朝廷举荐数十人，后来均为元朝重臣。刘秉忠曾给忽必烈上书，“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这是元朝初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的根本原因。
帮助蒙古人“顶层设计”建立国家的刘秉忠，还有一件大事更值一提，这就是他主持建造，至今还金碧辉煌的明清两朝皇城——北京城。以汉代以来统治者先进建都思想为主导的工程，这座城市建造历时18年，建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有384条火巷、29条弄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欧洲人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对之作了详细描述，引来西方人对美丽东方帝国的“无限神往”。当然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怪刘秉忠。
永乐初年，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州赈济。衣锦还乡本是大喜，但对他而言，却也伴随怅然之感：“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回京后，他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忙碌工作。这期间，他所干最大事情，是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永乐大典》原由解缙总编纂，书名《文献大成》呈上御览，皇帝看后很不满意，复命姚广孝重修，姚广孝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任务。其后，77岁的姚广孝再度出山，主持《明太祖实录》重修，直至他去世。这部《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所用时间和内容修订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但当永乐十六年（1418年）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刘秉忠还是元代杰出诗人。他的七律《云内道中》，就是放在唐人作品中，也一点也不差：
远水平芜开野花，
塞云漠漠际寒沙。
闲禽向晚无投树，
倦容逢秋更念家。
万里经年走风雨，
一身无计卧烟霞。
来朝又上居延道，
怀古思君改鬓华。
是啊，“闲禽向晚无投树，倦容逢秋更念家。”这是一个极度入世之人的极度出世佳句，读来很是好笑。“靖难之役”后，姚广孝至长洲看望其姐姚须钬，须钬痛骂不见，访友王宾，王宾亦不见，到这时，他才体会到功业虽成，却众叛亲离的滋味。其后，他在朝堂上尽可能多行善缘，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以买人心。闲暇之际，姚广孝或习禅打坐，或游山玩水，曾写“五丈石边琴一曲，桃花三月鲤鱼飞”妙句，人与境和谐，物与我俱融，属天然妙合之景。姚广孝诗作，较之传统文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内心世界，他兼合儒、释之学，而且融儒于佛，借政治之途，往之理想，宽阔、豁然之心于历史及自然，既有系民之热忱，亦有禅思之空寂，读来入心之深，于史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