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的一天，20岁的俄亥俄州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商科学生斯通·富尔茨（Stone Foltz）决定加入学校里的Pi Kappa Alpha兄弟会。作为一个未申报的新成员，根据分会的规则，富尔茨需要通过一些耐力测试，也被称作“捉弄”（hazing），以通过他们的标准并被接纳为宣誓成员。和许多其他的兄弟会一样，耐力测试最常见的要求就是对酒精的耐受力。在他决定加入之前，这一兄弟会因为在万圣节时用种族主义的装扮以及逼迫新人过量饮酒被多次惩罚。在“捉弄”活动中，新人与需要“大哥”配对；“大哥”是兄弟会的年长成员，旨在指导新人通过挑战。
尽管富尔茨还没有到可以在美国合法饮酒的年龄，但是在“大哥”雅各布·柯林（Jacob Krinn）的要求下，他还是引用了不计其数的烈酒，喝到自己完全昏迷。面对已经不省人事的富尔茨，没有一名兄弟会成员认为他此时此刻需要得到帮助；他们将已经无法自主站立的富尔茨架了起来拖到车里，并将他送回了自己的公寓，告诉他的室友“他喝醉了”。
富尔茨再也没有醒来。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他的血液酒精浓度在死亡时已经达到0.394%（即394mg/100ml），是醉驾标准的五倍。Pi Kappa Alpha兄弟会的总组织在富尔茨死亡后发表声明说，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慨”并呼吁分支负责人配合警方调查，而博林格林州立大学也迅速取缔了这一兄弟会在该学校的运行资格。当地的检方迅速起诉了当时在场的八名成员，以一级到三级不等的过失杀人重罪指控了他们。在法庭上，对富尔茨的死负有最大责任的柯林脸上没有任何忏悔的表情，而他的辩护律师则把责任全部推到富尔茨的身上，指责是他自己过量饮酒导致中毒死亡。罪行稍轻的五人获得了28天的居家监禁，数百小时的社区服务和数年的缓刑，令富尔茨的父母十分失望；按照最重的判罚，三级过失杀人罪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令人作呕的“捉弄”仪式只要一刻不停止，就会有更多的男孩死于非命。
富尔茨的死不是美国大学的各大学生会作恶的孤例；在富尔茨死后，俄亥俄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任何兄弟会进行“捉弄”的行为一律定性为重罪，成为第十一个做出这一决定的州。而在每一个州推出这项法律的背后，都有因为“捉弄”而死的学生，和他们心碎的家庭。根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已经有50名学生因为在耐力测试过程中饮酒过量或遭到其他肉体惩罚而丧命。
“捉弄”也绝非这些兄弟会作恶的唯一方式，从宾州州立大学Kappa Delta Rho兄弟会在聊天群中传播未经允许拍摄的女性暴露照片，再到俄克拉荷马大学Sigma Alpha Epsilon兄弟会在一辆大巴上唱到“你可以从树上吊死他们（注：指对黑人的私刑），但是他们不会签入我们（注：指种族隔离），永远不会有黑鬼加入SAE”这样无比丑陋的歌谣，兄弟会的胡作非为蔓延整个美国，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对于美国教学制度最大的诟病。
事实上，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学和兄弟会组织几乎是同时在历史中出现的。早在1776年时，诸如耶鲁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和新泽西学院（后更名为普林斯顿大学）就出现了在不同学校之间相互联系的学生组织，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诞生于威廉玛丽学院，座右铭为“哲学为人生指路”的Phi Beta Kappa。根据统计，有17名美国总统和136名诺贝尔奖得主来自这一要求加入者GPA至少要达到3.8的优等生学术联谊会。除了学术联谊会之外，尝试仿照古希腊的贵族生活的兄弟会则在1825年诞生于纽约州的联合学院。各类兄弟会在19世纪中后期变得更加普遍，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团体进行辩论和讨论。早期的兄弟会组织主要关注时事和文学辩论，作为对学校制定的严格课程的反叛，因为这些学生想要学习比课堂上提供的更丰富的话题，并更详细地探索其他学术场所。
尽管他们不赞成兄弟会的宗旨，但是大学管理者早在19世纪末就明白这些秘密组织不会因为打压而消失。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这些兄弟会实际上是在帮助这些学校建立一个既可以容纳学生又可以监督他们的系统；因此，这些管理者们选择接纳甚至鼓励兄弟会的生长。现如今，美国存在大约1500家以希腊字母开头的兄弟会，有800所大学拥有兄弟会和姐妹会，而有大约1/8的在美国读书的学生是兄弟会或者姐妹会的成员。
能够向学生提供住房并不是大学们容忍兄弟会存在的唯一原因。大学的管理者们心里清楚，大学生涯的四年往往是一个人最早开始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四年，也是最需要社交需求的四年。社交不仅仅限于娱乐活动，更是包括让学生参与各类公共事物的体验，比如学生委员会。在兄弟会传统深厚的学校里，许多兄弟会——尤其是以白人为主要组成成员的兄弟会——会得到校方的格外眷顾，而他们的成员也更有可能参与学生委员会，来进行最初期的政治活动而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然而，与美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只要一个领域内部存在着拥有突出影响力的一群有钱白人，那么这一群体就极有可能肆意妄为，不受监管。有关于兄弟会不当行为的指控经常涉及三个方面：性侵犯，种族歧视和欺辱新人，而这些行为早在80-90年代就已经被媒体大量曝光，但是很少有大学敢于因为这样的事件而做出禁止全部兄弟会的决定，而那些选择做出这种决定的学校则成为了许多对兄弟会的存在厌倦的学生，除了选择去没有兄弟会的学校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让兄弟会受到最大非议的“捉弄”仪式在西方社会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这一举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学院的成立。当时，这种被柏拉图本人所不齿的行为也被称为“pennalism”，意思是“对一年级学生实施的一种轻微的压迫和折磨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逐渐固化，成为一种让新生认识到自己不如学长的意识形态灌输。在美国，这一词汇在1684年最先出现是因为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殴打低年级学生并强迫他们做苦役行为而被开除，而校方选择用这一希腊时期的词汇描述他的举动。19世纪，白人男性对美国社会各个部门的主导地位的延续无疑渗透到了大学之中；在当时，对教育和知识的垄断是他们可以用来继续维持统治地位的最好武器之一。
既然兄弟会可以成为一个脱离于学校的教育体系之外延续和维护特权的工具，那么它们所受到的监督就必然更少，也更有可能出现虐待的现象。在1873年，一名18岁的康奈尔大学新生就不幸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名有记载死于“捉弄”仪式的学生。当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全身都布满了其他兄弟会成员在宣誓仪式上对他殴打的伤痕，十分凄惨。
与其说是“捉弄”，兄弟会中对所有新人一视同仁的这种摧残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凌辱更为恰当。社会学家阿尔多·西米诺（Aldo Cimino）将这种行为定性为“代代相传的，在被承认为正式成员之前所做的惩罚性评估仪式”，而在这些正式成员们看来，他们设置的标准越高，能够给成员提供的条件就越优越，毕竟他们通常很少受到学校的管理。作为一种对加入的成员常规性进行惩罚的，除了兄弟会之外，在美国恐怕只有诸如黑帮这样的犯罪团伙才会这么去做了。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捉弄”作为一种制度涉及对新成员的全面灌输，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化做法的宣誓者的完全服从。成员们为他们对誓约者的恶劣待遇和强迫他们忍受经常是肮脏的生活条件达数周之久而辩解，理由是对誓约者的一切要求都是为了达到一些重要的联系目的。当这些学生在酒精和凌辱的作用下，被自我否认和困惑包围之后，他们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创伤羁绊的依附情节中去，认为自己所承受的这些苦难是为了获得某种其他人无法得到的东西。这种心理情绪的延续让成为正式成员的前新人们也因此坚信，如果他们不对接下来新来的成员延续这种惩罚的话，那么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就一瞬间失去了意义。
尽管“捉弄”、种族歧视和性侵犯在所有的校园里都是明确非法的，并被负责整体管理兄弟会的总协会官方禁止，但它的广泛流行意味着对于兄弟会的受害者来说，恢复正常生活和寻求正义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困难。在兄弟会中，一种所谓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理形态的延续让一些受害者转变了自身的认同，反而觉得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是有必要的，而拒绝吃苦则会带来巨大的耻辱感。这种折磨不仅来自于肉体上的惩罚，诸如辱骂或者灌酒，也包括随处可见的人格嘲讽，贬低和侮辱。这种耻辱感往往会扭曲所有参与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仅仅是对受害者，也是对加害者产生影响。可能在他们选择虐待新人之前，他们自己也只是普通的年轻男孩；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行为，那么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理念就会愈加合理化自己的暴力和压迫性举动，来宽慰自己内心中的耻辱感。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曝光校园兄弟会不良行为的主要平台。当此类事件发生时，TikTok或Instagram等可以提供匿名服务的广泛使用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学生会比以前更早知道这些事，也让他们反对兄弟会和表达不满的力度比以前更大。这些人看到了比如#MeToo和BLM运动这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带来的能量和势头，而它们已经在美国社会取得了一些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成果。许多学生们对于兄弟会的愤怒以及到了濒临爆炸的极点：设想一下，谁愿意在一个不断容忍虐待、种族主义和性侵犯的地方学习呢？不仅如此，而且这还是一个自从设计以来就在制度上排斥异己的地方，也是一个与学校密切相关却往往与学校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地方。
对兄弟会深有不满的学生们为了终止学校对兄弟会的不良行为的容忍，正在试图用他们的愤怒来改变将兄弟会的存在视为大学文化一部分的常规心态。无论是在兄弟会聚会上遭遇性侵的女孩，还是与警察在一起的美国黑人，这两个群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成为暴力的目标，也被美国的制度性不平等所深深侵害。学校并不绝缘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自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但也正因为此不能选择回避它们所合理面对的批评和指责。当越来越对的学生们普遍地对学校当局和他们处理兄弟会不当行为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颠覆兄弟会的存在，可能只是他们彻底改变目前美国高等教育的形式行动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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