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当旗帜鲜明地倡导逻辑理性》是在《中国论文网》上. 吴格明先生的一篇文章。
一、逻辑思维应当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
当我们讨论素质教育的时候，是不能忽视逻辑理性的。人的伟大，就在于理性思维。逻辑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理性工具，对逻辑法则的敬畏与遵从是价值理性的基本内容。逻辑的法则是人类全部思维实践最根本、最重要、最伟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成果。逻辑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根。许多英语词语如geomorphology（地貌学)、 animalecology（生态学）、psychology（心理学）的词尾均源于“逻辑”的英语形式logic，就是一个证明。
逻辑思维应当成为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一方面，语文素养的建构和发展需要逻辑。语文素养的核心是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语言和思维互为表里。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离开了思想，语言就成了僵死的躯壳。语文的基本能力就是听说读写。听和读是通过语言获取别人的思想，说和写是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逻辑思维是思维的基本方式。甚至文学创作也需要逻辑。钱锺书说得好：“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
另一方面，语文又有培养逻辑思维得天独厚的条件。课文的情境为思维活动特别是逻辑思维创造了广阔、丰富而生动的思维空间。这样的条件是数理化和政史地所无法比拟的。“需要”和“可能”告诉我们，逻辑思维应当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着淡化甚至排斥逻辑理性的盲目情绪。这种盲目情绪正成为语文课程改革健康发展的障碍。
二、逻辑理性与创新
逻辑思维与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创新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和逻辑法则。违反逻辑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创新。人们或许记得大发明家爱迪生教育青年的故事。有一位青年想到爱迪生的实验室去工作，并对大发明家谈了自己的宏伟抱负：发明一种万能溶液。爱迪生立刻问道：“那么你用什么东西来盛着它呢？”显然，这位青年的思想有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如果不是爱迪生以其敏锐的逻辑思想揭露这个矛盾的话，这位青年得白白浪费多少精力？甚至终其一生，留下的也只能是遗憾。
创新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因此创新与批判是一对孪生兄弟。真正的创新往往是从批判开始的。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旧的或者现有的事物的缺憾时，才能萌发创新的意念和思想。只有当人们希望改变现实的缺憾时，才会产生创新的动力。离开了对现实的批判，创新就成了海市蜃楼。而批判性思维的灵魂正是逻辑的法则。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是导源于对旧有理论的逻辑批判。
在创新的过程中，逻辑不仅有护航的作用，更有导航的作用。逻辑能够为创新提供思维方法，拓展思维空间，畅通思维渠道，提高思维效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逻辑思维的成果。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是归纳思维的结晶。类比思维的创新更加丰富多彩，鲁班的锯、奥恩布鲁格的听诊器、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等，真可谓俯拾皆是。而狄拉克的反粒子学说则是演绎思维的成就，因为狄拉克看到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有一个负解。
三、逻辑理性与人文精神
人类理性是人文精神的内核。离开了人类理性，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缺失人类理性的“人文精神”只能是狭隘的、畸形的。
在思考逻辑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我们要的是小人文还是大人文？语文教育应当要大人文。而语文课程改革的实践和相关理论，却往往局限于小人文:重文学轻语言;重文本文化内涵轻语言形式;把人文局限在情感甚至情绪上，连价值观都不是人文;把人文局限在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某些喜欢或不喜欢的情绪上,连人类经典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要了。
四、逻辑理性与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有利于我们清醒地思考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人类的文化进步，是感性、知性、理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学生的文化成长也应当是三者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然而，教育要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主要文化，就必然要较多地关注知性，这是教育的无奈。然而，当过多地丢掉感性的时候，教育就变得机械和枯燥了；当教育过多地失去理性的时候，教育就变得浅薄、散乱了。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和调整。这也是我们的课程改革之所以合理，之所以势在必行的内在根据。语文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应当是调整知性，丰富感性，深刻理性。
五、逻辑理性与后现代文化
课程改革的许多观点来自于西方后现代课程观及其背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和整个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例如，多元价值取向鼓励创新，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然而我们的课程改革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既未能清醒地把握后现代主义本身的矛盾和消极因素，更未能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文化的过度解构会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例如，我们应当反对伪神圣，但不能拒绝崇高。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例如解构主义对某些教条的解构甚至对逻辑理性的批判，本身所用的仍然是逻辑理性。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某些传统观念的解构是合理的，其实恰恰说明了理性反思的深刻与伟大，恰恰表明了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正因为如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在接受后现代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等合理因素的同时却并未淡化理性。美国教育改革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改革的主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我国，尽管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也早已显现，但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却远未确立，“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两大任务远未完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盲目地反对科学主义，很可能反掉的是科学，盲目地排斥理性，对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进步则更是危险的。
我们民族文化中逻辑理性积淀匮乏。中国是世界上逻辑三大源头之一。遗憾的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逻辑学渐趋衰微。正如黎明先生的新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一书中所说，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就是“逻辑”。黎先生写道：“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所以才造成了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所以才根本不存在中国首先推出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才根本不存在中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的可能。”我们经常批评的不尊重规律、不尊重科学、主观随意、盲目蛮干、迷信愚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人治代替法治等的消极现象，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特征的反映。
关于“思辨性阅读”
这是长期从事逻辑学、语文教学论研究的吴格明先生在2014年12月的“经典的思辨性阅读”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倡导思辨性阅读，就是要提高阅读教学中的思维含量，就是要在语文教育中弘扬庄严、深刻而又充满活力的人类理性精神。柏拉图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苇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缺乏思辨性阅读的语文素养必定是浅薄的、僵化的、零散的、杂乱的;缺乏思想的生命必定是暗淡的，没有光彩的。著名作家狄马先生说：“一个人如果真的养成了独立、自主、理性和思辨的习惯，那他已经是个现代公民了，语文教育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半，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知识的多少和观点的对错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阅读的本质就在于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正如方鸣先生所言：“语言活动的背后是思维活动。”思辨，本来就是阅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还要倡导思辨性阅读呢？这是因为当前的阅读教学缺少思辨，缺少必要的、有质量的思维活动。
“教育”是一个实践性概念，因而教育理论从来都是实践性理论。恰当的教育理论应当是教育的应然理想与实然现状的比较和碰撞所产生的思想。倡导思辨性阅读，不仅是因为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需要思辨性阅读，更是因为语文教育的实践忽视甚至是淡化了思辨性阅读。
倡导思辨性阅读，还因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理性精神的贫乏。人们经常批评的迷信、愚昧、盲目，以人治代替法制，以感情代替政策等消极现象，都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反映。
倡导思辨性阅读，还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娱乐文化的时代。那么多的戏说和无厘头故事充斥荧屏和网络。宣传进化论的赫胥黎的孙子小赫胥黎一百年前在《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所预言的娱乐时代正在成为现实：“人们只知道笑，却不再思考，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不再思考。” 美国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教授《娱乐之死》一书提醒我们：“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面对这样的浅阅读和娱乐文化，我们的教育不应当让学生们有一点深刻理性吗？要不，谁来思考人类的终极关怀，谁来主张社会的公平、正义？要不，人们还能不能清醒地生活？
倡导思辨性阅读，其实也是在倡导“理解”。自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提出“理解性教学”这一概念以来，“理解性教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全球500多位教育家列出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在他们列出的16项教育目标中，“批判性思维能力”居第二位。社会学家萨姆纳甚至说：“批判性能力教育是唯一真正称得上培养好公民的教育。”正因为这样，“批判性思维”在20世纪40年代被用于标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20世纪70年代，这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概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 读《语文教育当旗帜鲜明地倡导逻辑理性》有感
吴格明先生长期从事逻辑学和语文教学的研究,他旗帜鲜明地倡导在语文教育中融入更多的逻辑理性元素,是符合现代科学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趋势的。文章从当下中国的语文教育缺少逻辑理性元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逻辑理性可以促进创新,逻辑理性可以开拓人文精神的广度、深度、高度,逻辑理性可以有效地将认知结构中的感性、知性、理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逻辑理性可以促进国民的科学精神、法治意识的建立、民主秩序的形成等方面,阐释了逻辑理性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吴先生所倡导的逻辑理性不仅在中国的语文教育中缺少,而且在整个的中国教育中,以至整个中国社会中,都是缺少的。而吴先生作为学者,在他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内发出强烈呼声,尽了他的职责和义务,至于实际效果如何,从现实情况看,收效甚微。尽管如此,吴先生还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有句话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里所说的“真理”,我认为是指具有逻辑理性的真理,所说的“少数人”,我认为是指具有逻辑理性思维的人。
注:何谓“逻辑理性”?我认为“逻辑理性”是ー种具有条件限定性(找寻量质关系)、规律性(找寻规律)、溯源性(找寻因果关系)、开放性(发展创新)的思维活动,它有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概念要进行定义,规定其适用范围。判断要真,符合判断对象本身情况。推理要合乎推导规则。
题外话：
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以上是陈寅恪先生1929年为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铭。
王国维先生深受康德思想影响，他的思想有着深深的康德的追求纯真、追求纯美、追求至善的烙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康德思想的灵魂，而如何能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健是“理性启蒙”！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说：启蒙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Sapere Aude![要勇于认知]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王国维深感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少了这种理性精神，因而他致力于在学术上进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事业，这与蔡元培先生要在教育、社会领域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先生要在灵魂上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ー致性，那就是唤醒中国人的理性自我意识，促进中国人理性精神的形成。
然而，直至当下，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的理性精神有多少？
老蒋的传统的儒家思维被老毛的中国化了的老马的辩证思维所打败，而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辩证思维又不敌西方的科学理性思维，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猫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维解放了人的物质欲望，解放了人的物质生产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然而，面向未来信息化、人工智能化、人才的竞争，面对人心日益变化不居的不确定社会，这种只重经济发展，在经济领域有效的“猫论”是否能有效地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