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经济和信息自由的社会。你会好好利用这些自由吗？还是你的信仰和恐惧会让你无法参与到知识循环中？或者更糟糕的是，你的注意力会不会被旨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系统所占据？你会觉得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还是你在工业时代的信念会让你被困在工作循环里？你会有强烈的目标感，还是会在没有明确的职业道路和老板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情况下感到漂泊不定？你会寻求新的知识，还是会寻求确认你已经相信的东西？你会自由地创造，还是会因为恐惧而抑制自己？你会意识到你的注意力被操纵了吗？

前面关于经济和信息自由的章节解释了需要群体行动的变化，而本节则涉及个人行动。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根深蒂固的工业时代信仰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某种形式的正念练习来开始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对于在知识时代自由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至关重要。

我应该首先承认从工业时代转型的深刻的心理层面。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社会和经济的混乱就已经让生活充满了压力。正在发生的气候危机和世界各地持续升级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是进一步引起焦虑的原因。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与新技术一起健康地生活，我们在开会时、开车时和睡觉前痴迷地查看我们的智能手机。这正在造成巨大的心理损失，睡眠障碍、自杀率、药物过量和反社会行为（如欺凌）的增加都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超越对广大民众的这种普遍洞察力，看看我们自己头脑中发生了什么，但这需要时间和努力，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干扰内省和自我意识的情绪反应所劫持。我们能克服可能阻碍我们获得、创造和分享知识的焦虑吗？当手机被设计用来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放下手机吗？这可能看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人类具有独特的适应能力。毕竟，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需要巨大心理变化的过渡，首先是从觅食时代到农业时代，然后到工业时代。

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人类可以适应得如此好。正如神经科学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的大脑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仍然具有可塑性，这意味着我们思考的内容和方式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呼吸、冥想和认知行为疗法等技术，相当刻意地改变它（麦克林托克，2020；"认知行为疗法"，2020）。作为一个粗略的近似，大脑可以被认为是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是本能地产生情绪和快速判断，一个是允许理性思考但需要努力的系统（卡尼曼，2013）。正念技术通过限制本能反应对我们行为的控制程度，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理性能力。

成语 "深呼吸 "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个想法：在行动之前暂停并反思。东方和西方的传统中都有刻意解放思想的大概念。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发展了思考的做法来控制情绪，例如在失去财产之前反复想象。在佛教中，冥想帮助修行者实现类似的心理自由。我们现在有了神经科学的研究，让我们开始了解这些技巧是如何工作的，表明它们长期存在不是宗教信仰或迷信的问题，而是基于我们大脑的物理现实（Yoon等人，2019）。

我们现在将研究我们需要从什么中解脱出来，以便我们能够将注意力放在为知识循环和其他知识时代活动做出贡献上。

免于索取的自由

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对工作和消费感到困惑。我们现在不再将它们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将它们视为目的本身的源泉。更努力的工作和更多的消费使经济增长，这样......我们可以更努力的工作和更多的消费。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它已经成为默认事实。我们甚至将这种观点根植于宗教中，转向鼓励更努力工作和赚取更多收入的新教工作伦理（Skidelsky & Skidelsky, 2013）。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整个亚洲，其他宗教也经历了这种转变，最突出的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倡导的 "新儒家"（Pezzutto，2019）。

更糟糕的是，我们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所谓的 "身份消费"，或 "攀比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所购买的东西的内在好处，而是它们的相对声望。如果我们的邻居买了一辆新车，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想买一辆更新、更贵的车型。这种行为不仅出现在商品方面，也出现在服务方面--想想1000美元的理发或米其林星级餐厅的595美元/人的晚餐（Orlo Salon, n.d.; Cross, 2020）。当然，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万亿美元的广告支出所助长的，这些广告旨在说服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充斥着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多么幸福的想象。在经济政策、广告和宗教之间，难怪许多人相信物质主义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对消费的成瘾正是如此--一种利用大脑中的机制的成瘾。当你渴望某样东西时，例如一辆新车，你的大脑会根据你预期的幸福感获得多巴胺的冲击，这让你感觉良好。一旦你得到这辆车，你就会把它与你之前的期望进行比较。如果汽车结果不如你的预期，你的多巴胺水平就会下降，这可能导致极度失望。如果你的期望得到满足，你的多巴胺水平将保持不变。只有当你的期望值被超出时，你才会得到另一次多巴胺的冲击。现在，当你习惯于拥有新车时，你的期望值就会调整，所以在最初购买后，你很快就不再从拥有新车中获得任何新的多巴胺。这一切的不幸结果被称为 "享乐主义的跑步机"。当你的大脑逐渐习惯于像汽车或公寓这样的东西时，那么重新创造与你最初对汽车或公寓的预期相同的幸福感现在需要更快的汽车或更大的公寓（Szalavitz，2017）。

然而，当预期的目的是创造或探索而不是消费时，同样的机制可以提供长期的动力。作为一个艺术家或科学家，你可以永远寻求新的主题。作为一个旅行者，你可以永远寻找新的目的地。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大脑从消费中引向其他追求，其中许多是知识循环的一部分，那么从欲望中解脱出来--即认为消费本身会带来幸福或意义的妄想--是可能的。重新引导我们的奖励机制重新确立了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区别。你需要吃饭，而你可能想在米其林星级餐厅吃饭。你需要喝水，而你可能想喝一种昂贵的葡萄酒。这就是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如前面所讨论的，侧重于满足需求而不是欲望。一旦你在经济上可以自由地满足你的需求，并且从欲望中解放出来，你就可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知识循环上。

假设滑雪是你的爱好，你想继续寻找完美的滑雪场。一个全民基本收入怎么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仅仅依靠全民基本收入，你可能无法负担每年去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的费用，但如果你考虑到滑雪设备可以使用很多年，并且可以与他人分享，那么滑雪设备实际上并不昂贵。而且，如果你愿意徒步上山，你可以尽情地滑雪，而不必在昂贵的度假村购买缆车票。

在这个例子中，心理自由意味着把你自己从你可能对如何去滑雪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当然，提醒自己这些假设中有许多是由公司形成的，这些公司在以这种方式描述滑雪时具有商业利益。如果你能学会把它重塑为一次户外探险和一个在大自然中的机会，它就不需要很昂贵。类似的逻辑适用于任何其他活动。

为了把自己从欲望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提醒自己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区别，学习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并把我们的追求从消费转向创造性和体验性活动。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放下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欲望的现有执着。最后，我们应该始终对我们遇到的广告投以批判的目光，理解它是如何延续需求和欲望之间的错觉，并使我们陷于工作循环的。

学习的自由

学习的自由
幼儿每天要问几十个问题，常常惹恼了没有时间回答的父母。人类天生具有好奇心，正是这种好奇心推动了我们的大部分进步（Shin & Kim, 2019）。同时，我们的好奇心也不太适合工业时代的发展。如果你雇用人们从事工厂工作，让他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动作，那么好奇心就不是一个理想的特质。许多现代服务工作也是如此，如操作收银机或递送包裹。

当今的教育系统是为了支持工业经济的工作循环而建立的，所以它倾向于压制而不是鼓励好奇心也就不足为奇了（Gatto等人，2017）。虽然教育工作者几乎没有把 "压制好奇心 "作为他们的目标之一，但我们的许多教育实践正是这样做的。例如，强迫每个8岁的孩子学习相同的数学知识，为考试而教学，以及削减音乐和艺术课程，都会抑制好奇心。

我们破坏好奇心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根据“能够找到好工作”来评估知识领域。如果你的孩子表示对学习斯瓦希里语或想弹曼陀林感兴趣，你会支持吗？或者你会说："但你怎么能靠这个谋生呢？" 这种思维的最新迭代是对学习代码的热情，以便在技术领域获得高薪工作。在这里，我们没有鼓励人们对编码的好奇心，无论是为了它本身还是作为科学或艺术的工具，而是把它强行纳入工业时代的工作循环逻辑。

我们需要把自己从这种工具性的知识观中解放出来，接受为了学习而学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人们的担忧，即，如果我们让好奇心引导学习，将无法养活自己。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会有足够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会比目前的制度下拥有更多。毕竟，强迫孩子们学习一些东西是压制他们自然好奇心的一个可靠方法。

由数字技术加速的知识循环，使我们必须克服的其他学习限制凸显出来。其中第一个是确认性偏见。作为人类，我们更容易处理能够证明或加强自己已有观点的信息。我们可以访问大量的在线内容来确认我们已有的信念，而不是学习新的东西。我们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固执于这些观点，分裂成具有强烈和自我强化的信念的群体。这种现象随着许多互联网系统的自动个性化而变得更加明显，"过滤网 "将冲突的信息筛选出来（Pariser, 2021）。

学习的另一个障碍是人类倾向于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跳出结论。在一项研究表明，规模较小的学校往往比规模较大的学校产生更好的学生成绩后，教育工作者开始创建大量的小型学校，只是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小型学校也表现不佳。事实证明，一所学校的学生越多，就越有可能接近学生的整体分布。因此，一所小学校更有可能出现以表现好或表现差为主的学生。

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偏见。我们依赖启发式方法，导致确认性偏见和讲故事，因为人类大脑中的许多系统是为速度和节约能量而优化的。这些启发式方法不一定都是坏事，因为它们可以促进重要的避免毁坏的机制（卡尼曼忽略了这一点），但它们在一个有模拟知识循环的世界里对我们更好，那里有更多时间来纠正错误。在今天的高速数字知识循环中，我们必须放慢自己的脚步，否则就有可能传递错误的故事。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虚假故事在网上的传播速度比真实故事快很多倍（Vosoughi等人，2018）。

我们目前与之互动的大部分线上体验都是为了利用我们的认知和情感偏见，而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偏见。诸如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变得更有价值，因为它们通过吸引卡尼曼所说的 "系统1 "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大脑中自动运行的部分，这些部分负责我们的认知偏见（卡尼曼，2013）。比起阅读碳税提案的深入分析，你更可能去浏览可爱的动物图片或朋友的状态更新。最近爆发的 "假新闻 "利用了我们系统中的这一缺陷，使大规模操纵成为可能。

新的系统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帮助。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在线阅读器，对一个特定的故事提出相反的观点。对于每个主题，你可以探索相似和反对的观点。这样的阅读器可以以浏览器插件的形式出现，这样，当你超越了社交媒体平台的限制，在网络上四处寻找时，你就会被吸引到积极探索你通常来源的范围之外（Wenger, 2011）。
但从根本上说，我们都必须积极努力地参与卡尼曼所说的 "系统2"：我们大脑中需要努力的部分，但它让我们独立和理性地思考。培养和保持某种正念练习是克服偏见和解放自己学习的一个关键因素。

创造的自由

在学习之后，知识循环的下一步是创造。在这里，我们又需要在自由上下功夫。正如毕加索曾经说过的，"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艺术家。问题是如何保持艺术家的身份[......]"作为成年人，我们审查自己，抑制了我们在童年时享受的自然创造力。教育系统以准备标准化考试为重点，进一步压制了我们的创造冲动。许多人最终相信，创造力是他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工作循环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关于创造力的观念，甚至将其制度化。社会把人分为业余和专业。我们推崇专业的吉他手、艺术家或雕塑家，但却诋毁业余者，把他们的作品斥为 "业余"。我们开始用艺术家或音乐家赚多少钱来衡量创造力，而不是用他们对某项追求的热情来衡量，难怪许多人担心他们永远无法达到这个标准。

分散注意力也抑制了我们创造的冲动。总是有另一个YouTube视频要看，另一个电子邮件要读，另一个帖子要看。我们的大脑很不适合那些专门为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策划的超负荷信息环境。我们在一个潜在的相关信息--例如，一个接近的动物的声音--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世界中进化，因此我们的大脑很容易分心。这是一个不适应当前环境的例子，类似于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对糖的渴望，而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加糖。

为了能够创造，我们需要将自己与许多经过选择并集中的刺激物断开。同样，正念练习在这里会有帮助，使我们能够跳出干扰，而且有许多小技巧我们可以用来首先防止它们，比如把我们的手机调到勿扰（DND）模式（我的手机一直保持在DND模式，只有家人能够打通，这样我想用手机的时候就用，而不是Facebook或Twitter要我用的时候）。

分享的自由

即使在我们创造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担心，分享带来的负面评价。有人会说我们的画很丑，我们的代码不没水平，或者我们的建议很天真。考虑到许多在线评论的状况和 "水军"的盛行，这些担心是有根据的，但它们不必抑制我们对知识循环的参与。答案的一部分，是要在批评声中继续分享的内在力量。

答案的另一部分是，我们应该培养同理心。每当我们在网上评论别人的作品时，我们应该牢记他们敢于创造和分享。我们还应该记住，通过对知识循环的贡献，他们参与了使我们称得上是人类的事情。那些管理网络社区的人应该提供工具，以标记和禁止那些滥用或威胁分享的人。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受独裁统治、审查制度或暴民统治的国家，分享意见、艺术或研究可能导致监禁、酷刑甚至死亡。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常发现在这些地方有自由分享的人。我们应该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启发和勇气，我们应该支持人们建立系统的能力，以便在这些地方实现抗审查，允许假名和匿名表达的分享（即使这些系统最终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正如前面关于隐私的部分所讨论的）。

在知识时代，有一种情况是分享得太多--不是分享太多的个人信息，而是无意识地分享有害的信息。威胁、谣言和谎言可以有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对信息洪流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一点信息会加速，变成雪崩，摧毁其路径上的一切。因此，与其他情况下的自由一样，拥有分享的心理自由也有一个双刃剑的方面。我们需要把自己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以分享我们的创作和想法，同时也需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反应，以便我们不会毒害知识循环。问问自己，你所分享的东西是会提高还是会损害对知识的追求。如果答案明显不是，也许不分享更好。

心理自由和人文主义

自我调节是心理自由的核心，它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愿望与我们的需要分开。它让我们思考自己对他人所说、所写或所做的原始反应，而不立即做出愤怒的反应。它让我们对他人有同情心，并乐于学习新的东西。它还能让我们克服创造和分享的恐惧。

然而，作为人类，我们有一种对意义的需求，这让我们以一种很容易导致我们在心理上不自由的方式寻找目的和认可。存在主义的焦虑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无力做任何事情到狂热地想要做任何事情。宗教的长期存在，部分原因是它能够解决对意义的需求。大多数宗教声称，我们的目的是遵循一套神圣的规则，如果我们遵循这些规则，各自的上帝或神将承认甚至可能奖励我们。

许多有组织的宗教故意扰乱知识循环。他们通过审查和 "神圣的知识 "等机制，限制了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的批判性探究过程，而这些知识往往写入神圣的教条中。这有助于维护教条及其解释者的权力。虽然坚持宗教可能会满足你对人生意义的心理需求，但它也可能使你难以完全自由地参与到知识循环中。

许多非正式的信仰也是如此。对预设的个人命运的信仰可以用来满足对意义的需求，但它也会通过 "这是注定的，我无能为力 "这样的想法而成为心理自由的障碍。或者人们可以属于那些通过认可来满足意义需求的社区，但却加强了严格的一致性，限制了对知识循环的参与。认识到一个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习俗或同伴压力控制，往往是很困难的。

围绕着承认知识的重要性而建立的新人文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增强心理自由，而不是抑制它。以参与知识循环作为目的的主要来源，鼓励学习新事物、发挥创造力和与他人分享。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传说中的火箭科学家。有很多方法可以参与到知识循环中，包括创造艺术，以及关心他人和环境。

为了帮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自由，我们需要大幅改变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系统。今天的系统是为工业时代而定制的，其目标是塑造人们参与工作循环。我们需要一个为知识本身而激励的系统，允许学生发现他们的个人兴趣，并将其深化为一个目标，并教导人们如何在心理上获得自由。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将人文主义置于学习的中心。

因此，人文主义和知识循环对我们如何重组社会，并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负责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第五部分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