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憩园》是巴金先生最后所著的小说之一。

       《憩园》作为中篇小说，相对于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的《雾》、《雨》、《电》而言似乎名声不大，但实际上《憩园》并不逊色于前二者，与《第四病室》、《寒夜》并称为人间三部曲。《憩园》创作于1944年，共三十六章，缘于作者在抗战期间两次回到成都老家所得的印象，可看作是《激流三部曲》的续篇，讲诉的是大家庭败落以后的事情。

        此书以“我”为线人，一步步勾勒出故事的轮廓。（下文所提及的“我”均指黎先生。）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回到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可是我却像个异乡人，没有稳定的食宿。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意外地遇到同学姚国栋。他辞官回家后便靠着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并在五年前买下了杨家公馆。在得知我目前的生活状况后，他邀请我到杨家公馆（他家的憩园）里暂住一段日子，提供安静的环境叫我写小说。

        一进门，我便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吸引过去，他缠着要折花园的一枝茶花，可被众人阻挠。而后经过一番接触，得知他是原先公馆主人之一的杨老三的小儿子（寒儿）。但仍旧不大清楚事情的由来，我无法按捺自己的好奇心，从杨家公馆的仆人和小孩的身世上了解到：杨老三曾经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靠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财产吃喝嫖赌，最后钱花完了，就开始典当妻子的陪嫁品。妻子以为他在外面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加之以维护夫妻间临近崩溃边缘的婚姻，便无所怨言地献出自己仅剩的首饰，可后来发现杨老三在外头租了小公馆包养情妇。这么一来杨老三彻底失去了妻子和长子的信任，即使他到死的那一刻也没能得到他们的宽恕。

         可杨家小孩是一个例外，他知道父亲过去做了很多错事，但不至于大义灭亲、置之不理。况且父亲并不赞成卖掉公馆，因为祖父在生时说过不能卖公馆，但当时他已经败光了所有家产，在家已无权势。到后来被赶出来，小孩四处找寻父亲的身影，知道他喜欢憩园的茶花便每周摘取一枝给他，知道他病了便欲请假带他去看医生。面对如此懂事的孩儿，杨老三实在不忍心一再拖累他，于是选择出走，四处游荡，只要不让儿子找到便可。

         在这一系列真相被挖掘出来的同时中，我（黎先生）在杨家公馆憩园里也看到了朋友姚国栋和他妻子万昭华以及原妻遗子小虎三者性格冲突带来的家庭矛盾。姚国栋生性自负，对小虎管教疏忽，而作为后母的万昭华多番劝告丈夫得不到理解。久而久之，小虎终日沉迷于生母家的赌局，吃喝玩乐。最终，暴戾自负的性格把小虎推上了死亡的道路。

        短短的几个月，我看到了两个家庭的变化，看尽了人情冷暖。随着我的离开，故事也走到了尽头。

         贯穿全书，杨老三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传奇式人物。而艺术与生活的冲突、融合也给读者带来了强烈地震撼。下面笔者将从三方面谈谈艺术（文中“艺术”偏向于文学之意）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第一，艺术源于生活。人们都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而“梦”的根基就是现实生活。作为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两个境界中的作家，关注现实生活并将某些深刻的记忆转化为作品的素材相信是著下精彩作品不可或缺的一步。无论从人物原型还是故事情节上，《憩园》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杨老三传神描绘的背后是巴金对真实生活中的五叔的深刻认识。所以，不可否认杨老三的原型就是巴金的五叔。他是巴金第二个祖母唯一的孩子，长得清秀又聪明，加之以官僚地主封建家庭的环境，祖父溺爱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许多事情，嫖、赌、吃、喝，无一不精。渐渐，他花光了祖父的钱，开始拿他妻子的陪奁换钱花，在外头租了所小公馆与意中人过上了小日子。可他不久就因为骗去妻子的首饰无法交还，引起妻子大吵大闹，终于在祖父面前露出马脚，现了原型，被祖父训斥。甚至到最后因为被赶出家门，无法谋生，四处偷窃被拘捕于牢狱之中。在一个被批注上改造意义的地方，五叔的惰性怂恿他以装病逃脱劳役之苦，可也正是如此在狱中感染了疾病，不久后死去。

        这些情节仿佛跟书中杨老三的遭遇一模一样。确实，它就是由巴金本人离乡十九年后返乡参加五叔的葬礼，回忆起五叔的一生所联想到的。不是架空的虚构，而是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交接下的真实的触觉。同时，这个故事在相近的背景下不断地影响着下一代人，姚国栋的儿子小虎。姚国栋就像是巴金的祖父，而小虎则像是年少的五叔，他们又在上演一出活生生的家庭悲剧。因为无知的溺爱和宽恕，许多人的人生却似无条件的代入一般，一代又一代，一步步沉沦，造成不可估量的震撼。

         第二，艺术高于生活。巴赫金认为：虚构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作家才能展示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简单地说，艺术不纯粹是生活的复制品，它有自己的精神内涵和意义，超越生活而存在，含蓄地体现对生命和人生的态度。

           在人物原型塑造的基础上丰富周围环境，使故事更具戏剧性，情节上更引人入胜。从《憩园》的写作背景上看，除去杨老三和他的情妇在现实生活中有相近的原型人物外，姚国栋、万昭华、小虎、杨家小孩、杨老三刻薄的长子等都是虚构的人物。且不说其他人，就杨老三的长子而言，他在整个小说中体现的是与传统的孝义背离的鲜明性格。之所以这样设计，想必是想印证一句已久为流传的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现实生活中五叔的儿子对于自己父亲的态度并没有那么决绝，最多便是无所谓其生死、不关心罢，但绝不会当面恶语相加，做到赶出家门如此恩断义绝。所以，巴金先生坦诚，他正是想通过这么一个人物说出自己的心声：不必受封建礼教的桎梏，秉承愚孝的陋习。从小说到现实生活穿插了两个时代的特点，封建势力在当时已经成了纸老虎，它不可能强迫大多数年轻人在愚忠愚孝的招牌下牺牲自己所宝贵的一切。因此，也为长子苛刻的言行的存在增强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长子的疾言厉色俨然激化了读者对杨老三过往所作所为的兴趣，从而引起读者对他现在的“可怜”与将要被挖掘出来的“可恨”两者间相互抗衡的情绪起伏。

         还有一个关键的虚构人物，那便是杨家小孩。一个失败的父亲，怎会有个如此懂事的儿子？巴金说：“我创造他，只是为了帮助杨老三。”确实，有了这样一个小孩，作者更容易把杨梦痴的性格写得明显。没有配角或“下手”，主角的好些看家本领都使不出来。儿子爱父亲是人之常情。可像“寒儿”那样依恋父亲、原谅父亲、痴心盼望父亲会心转意、苦苦地四处寻找父亲、一心一意要改变父亲命运，这就不是“常情”了。没有杨家小孩的固执与仁爱，杨老三的过去就不会如此细腻地被外界所感知。同样，没有这种多角度的描绘和紧密联系的人物烘托，这个故事不会如此发人深省。第三者的视角，加之以侦探似的笔法阐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回忆。

         之所以说“艺术高于生活”，这与其表达方式以及表达的内涵有着密切联系。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想象和虚构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其补偿了现实生活难以实现和难以满足的欲望和理想。《憩园》是巴金的现实生活与幻想的结合，其结局可谓是与五叔本人的收场有着明显差别的一次对现实生活的改编，微妙而真实。表面上，它貌似应该是两个家庭的悲剧，杨老三死了，小虎也死了，没有丝毫明亮的感情色彩。但相对于现实，杨老三的死并无五叔那般广为人知，在杨家小孩和一般人眼中他仅是失踪而已，没有找到父亲的“大喜”，亦没有失去父亲的“大悲”。五叔可看作是“无儿无女”，而杨老三却有一个爱他的“寒儿”，这两者微妙的差别，由故事中到故事以外看到的是人间亲情温暖残余，对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沉思。这样的结果可能是更符合真实的“大团圆”结局，没有太过形式的哀悼，只是平静地结束罢了。

          第三，艺术与生活交融，两境难辨，共鸣更深。前文所提及的“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早已为众人所知。而笔者一再探讨此，皆因书中所著甚为扑朔迷离，一时难辨何处为虚构、何处又为现实。所以笔者认为，这着实可谓是艺术造诣的最高境界。《憩园》中的“我”是小说的叙述者，以旁人的视觉解说故事的由来，而却又给人一种“我”就是我，“我”不是我的错觉。当然，前一个“我”指代黎先生，而后一个则是指巴金先生了。对于这一点，巴金先生也提及过：“黎先生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

        之所以说“可能是我”，这是从小说的某些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细节上分析得出的结论。巴金先生从前也常在朋友家中做“食客”，他也曾改名“黎德瑞”……这些生活细节都与小说中所言吻合。除了从小说创作的背景中能够找到大量巴金先生的足迹外，人物性格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现了他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爱憎。

        其中，较为明显的有两处。其一是对金钱的看法。黎先生在得知姚国栋不听妻子劝告，依旧我行我素放纵儿子小虎任意妄为后，一下冲动说出了埋在心底的逆耳忠言：“……你以为赵家现在有钱，那么他们就永远有钱，永远看着别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自己一事不做，年年买田，他们儿子、孙子、曾孙、重孙都永远有钱，都永远赌钱、看戏……吗？你以为我们人吃的是钱，睡的是钱，把钱当作父母，一辈子抱住钱啃吗？”此言何其慷慨激昂？其实，这不仅仅是黎先生对姚国栋的一番劝告，更是巴金先生对现实社会的愤慨。对于五叔的死，他并没有怀旧的感情，因为这个结局早已料到。但五叔死了还有千千万万个“五叔”，他们继续走着五叔的路。有些地主靠着剥削越来越富，越无顾忌地作威作福；有不少人仍旧把金钱看成是万能的宝贝，为了它他们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仿佛一个个都成了金钱的傀儡。巴金先生见到了过去的幽灵，出没于现时的生活中。然而，他仅能借黎先生之口来警醒这一类人。此刻的他便是黎先生，黎先生就是他。

         至于另一点便是对乡土的感情。黎先生说过关于“那个有钱的叔父”要“卖掉的房子”的话，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唯一可以使我记起我幼年的东西也给他们毁掉了”。这其实也隐藏了巴金先生的个人情绪在里面。“憩园”其实是他家花园的名字。在他再次回到成都之时，儿时生活的憩园已经不在，而道路、店铺也俨然不同于往时。正如小说开头所言，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周围环境的巨变使失去了对故乡应有的归属感，只剩无法言喻的怀旧情怀，剪不断，理还乱。

        纵观全书，处处流露着作者的情感，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两点。但为何又说“我”不是我呢？巴金先生说道：“甚至在二十年前我也不会温情到他那个程度，为了迁就心地单纯的杨家小孩，居然心甘情愿把拯救那个无可救药的寄生虫的担子跳到自己肩上”。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鲜有陌生人愿意无缘无故地给予他人帮助。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自己仅是一名寄住朋友家的食客，即无权，又无势，终究是心有余力不足。这一点又是合乎常理的。

        但无论黎先生是不是现实中的巴金先生，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读者去思考更深层的东西：造成一个人命运波折的是什么？也就是，艺术在这里超越生活而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