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则“脑瘫小伙用右手一根手指码出两百万字小说”的“新闻”。不用说，这是又一个遵循“励志”套路的故事。与其他宣扬残障人士“身残志坚”的故事相比，它在提问、采写的倾向性和角度上别无二致。这篇报道无非在说：这位重残者的生活多么艰辛，身体上的障碍多么巨大，可他依然坚守在家中房间的一方小天地里，运用电脑持续创作，终于完成了两百万字的巨著，成为了作家，用写作改变了命运……
然而，作为一个中偏重度的脑瘫患者，我在看到这则“两百万字”神话的当下，出于一个同命人的感同身受，条件反射般联想到的却是：身患严重脑瘫的他，如果拿写两百万字的时间，以及坚韧，做康复训练的话，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善，要是幸运，改善还说不定不小。
可是，假使他真的这样去做了，那他——一个注定终身囿于房间中，总是游离于社会主流视线之外的普通残障者——就不会有社会意义上的“成就”了，不仅自我价值遭到了贬抑，他也没法在新闻里面熠熠闪光，来符合社会对于残障者肉体痛苦和精神面貌的想象了。
他没法得到尊重和认可，就会沦为一个看上去很弱、实际上更弱的——彻底的弱者。
对于重残者，无论本人还是社会，都倾向于认同这样一种期待：期待他们同时在肉体与精神上成为巨人。一边顽强地与生存的障碍和磨难抗争并能立于不败之地，一边在漫长艰辛的抗争中生发出强大持久的“精神能量”，既可勉励自己，又可鼓舞他人。
有一组概念常常被混为一谈，那就是作为力量和品质的“精神”与作为思想和灵魂的“精神”。也就是说，如果同时以坚毅品质和灵魂深度来要求一个写作的重度残障者（本该如此），那么，能够满足这种期待的重残者微乎其微，几近于无——对长期蛰居家中的重残者提出“思想深度”的要求，实在是过于难为他们了。
可是，没有人愿意戳破这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当事人暗自清楚：从一开始，“新衣”的存在就很可疑，似乎永远难以证实。但总有不明就里的后来者受到它的蒙蔽，被隐约的“深刻感”召唤着，对它趋之若鹜。
要生存，还是要灵魂，是每个重残者面对的大命题，或者不如说，是重大的迷思。
《活着》序言里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东西活着。
不妨把这句话放到残障语境下考量：
认同这句话的人愿意为了争取到身体上尽可能的改善、为了喂饱自己的肚子，操劳一辈子，以“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为傲。他们或许不快乐，或许也有过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困惑，只是，务实和清醒让他们甘愿把这一切湮灭在了沉默里……
另一种信仰这句话的人，恰恰采取了相反态度：因为生存的艰困无望自暴自弃，提前报废了自己的人生。区别在于前者认同后半句“绝望是不存在的”，而后者认为那是句屁话。
更有人一心想反抗这句形同魔咒般的话，说，我不想只是活着，不能为活着而活着。于是他们宁可牺牲掉可能改善自己身体状况和生存质量的机会成本，去换取思索，换取“深刻”，企图以此超然于身体的现实，以救赎灵魂。可到头来，现实会揭露出来：他们只不过是在以肤浅的方式扮演深刻。思想走不了多高多远，其深度就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不难想见，一个终生居于房间内不经世事的人，脑袋里并不见得有多少真知灼见，懂得多少世故人心，其作品中很少包含可供普及的重大意义。
即便如此，依然存在狭义上的“精神能量”输出，使得作品值得被创作出来供人阅读。这对于作者的意义在于：当作者进入了沉浸式的思索和写作，他能够确认过往的人生不曾虚度，当下的时间有所充实和安顿。而读者则从阅读中看到这种意义。
我平日也会花很多时间读读写写，虽知无用却因为爱好而不愿舍弃。我知道，足不出户的重残者，其精神大致在现实实际与形而上之间进退维谷：既会为必须接受的现实处境寻求自我的认同和阐释，也会因为对一贯缺失的“人的关系”产生向往，借着阅读（或书写）形成对于外部世界审美化的想象和简单化的认识。
对于我们这样一群处境特殊的写作爱好者来说：
如果踏实是很真切的，那么，迷惘是更加真切的；
如果希望和快乐隐约可见，那么，失落和力不从心一定也在明目张胆地如影随形。
是的，这位残障者写下了两百万字，但很可能，他蜷缩在家中房间里创作出来的这两百万字，还及不上一位始终处于“行走”与“观望”中的二三流作家的二十万字。
当我这么说，我知道自己苛刻到了不近人情、令人发指，但，真相就是那么残酷，冷不丁地劈头浇人一身凉水。
诗人余秀华最近出了一本散文集，很多读者不买她的账。理由是：“文中除了作者自己，别的什么也没有。”这种评论应该是诚恳的。读者只在意作品对于文学、对于受众的价值，他们没有义务体谅作者的处境。作为同命人，我很想给予余秀华一个谅解和慰藉的拥抱，勉励她好好生活。
切身的经验告诉我，无论在生存与灵魂之间作出怎样的抉择，重残居家者的精神，都不可能存在完全光明通透的出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六个字已经把命运给压得严严实实了，对于每一个残障个体，只要个人精神上能有暂时的安顿、隐约的希望便足以自慰了。
重残写作者中的压倒性多数，其实难以胜任作为一个社会的精神向导的角色，即便那些有幸跻身作家之列的幸运儿也是一样。
于是，由重残者构建的励志（写作）案例往往让我觉得可疑、觉得悲凉，把那些面目相似、倾向性千篇一律的故事合到一起看，很像是全社会在合谋一个“局”，把众多无望之人引向一条很尴尬的“自强”之路。一旦“励志写作”构成一种特殊的公共话语权势，促成了公众对于残障者生存路径的共识，巩固了公众对于残障者的刻板印象，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少数的“幸存者”面对宣传媒体扮演偶像，宣示他们的成功和满足？这的确是他们应得的、扬眉吐气的一刻！
可是，镜头前那一张张在“作家”光环下心满意足的面孔，常常让我想到，镜头之外，还有无数选择了相同道路的同命者，从一个个逼仄压抑的房间里探出头来，不约而同地在发出无声的呐喊：
“我不想只是活着！”
平静的表情下面，是一个个深受屈抑的灵魂……
这才是众多蜗居于狭小房间里，辛勤从事创作的重度残障者，不堪面对的命运真相。
在沉重的命运面前，那些光鲜亮丽、正能量满满的”励志叙事“，显得多么苍白肤浅、虚张声势，又无关痛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