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就是"娃"，《蛙》是一个由生娃牵出来的故事，一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演到八十年代末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弥漫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因此，《蛙》虽然没有宏大的叙事篇幅，却有种史诗的感觉。
（一）名字中的淡淡肉欲
莫言的小说总有一种带着戏谑的肉欲感充斥其间，无论是《红高粱》中的高粱地野合，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红灯笼，都是带着这种感觉的。
而在《蛙》这部小说中，则体现在每个人的名字上。"我"叫万足，姑姑叫万心，"我"的那些同村，有叫王肝王胆的，有叫陈鼻陈眉的，有叫肖上唇肖下唇的……每一个人的名都取自于身体器官，十分戏谑。这样的取名方式是原始的，是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就能够想到的，父母为孩子取名的不郑重、随意也便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于是，蒙昧无知，这种扎根乡土中国每一寸土壤的气息，不动声色地弥漫开来，在人们心中营造了一面坚固的墙。
（二）传统观念与计划生育的冲撞
迎着这面墙而来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于是一面时风风火火地剿灭超生现象，一面是千方百计地想要继续生育，矛盾激化、升华，悲剧连连。
"我"的妻子也是其中一个，大着肚子想逃脱姑姑一帮人的制裁，结果一尸两命。最让人痛心的是王胆，一个侏儒型的女性，自个儿稍比娃娃大一点，却冒着风险生了一个还想生一个。姑姑定然也是不会放过她的，周旋多次，最终在一条河上逮到了逃走的王胆，只是结果是带走了王胆生的女儿，因为王胆因舟车劳顿，产后大出血而亡。
新的思想若要生根发芽，历来都是艰难险阻的。五四精神之于封建思想如此，计划生育之于传统的生儿育女的思想亦如此。在这过程中，总要有人牺牲，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是除旧创新的代价。只是这场关于"娃"的斗争，特殊了些，超生的"娃"、超生了的娘成了牺牲品，他们本来处于弱势地位，却还要被牺牲，更添了几分悲剧色彩。
然而，新的理念真的好过以往？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在故事的末尾，以养蛙作为幌子的非法生育机构，生意兴荣，顾客往来不止。之前是瓜瓞绵绵，而今是一子难求，之前是依法计划生育，而今是非法造人，在这强烈的对比中，答案也便出来了。
（三）"我"的无奈
故事中的"我"，看似一个相对正常的人，比别人多了点理智，但是却也是悲剧的承担者。"我"是部队里的人，是体制内的人，必须遵纪守法，但是"我"的妻子偏偏要再生，这是无奈的开始。而"我"的姑姑偏偏连自己的侄媳妇都是不放过的，掘地三尺，还是把"我"的媳妇推上了人流的手术台，最后大出血而亡，这是无奈的延续。
后来，"我"取了小狮子，姑姑的徒弟，无奈，小狮子却是生不出孩子的，或许她曾经跟着姑姑处理过太多的娃娃，这便是报应。偏偏小狮子非要小孩，逼着"我"借用王胆女儿的肚子生了一个娃娃，可王胆的女儿硬是不肯给孩子，哭着闹着，"我"无奈极了。
"我"岂止是这个故事的旁观叙述者，更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不动声色地叙述着，面对自己身上的每一点不幸，都是平静如水。或许是麻木，就如鲁迅笔下的那些看客，冷漠、无情！或许是身份所限，身在体制、身不由己。
在以前的中国社会，首先"我"应该是激进的社会人，然后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又的人，如 "我"，是不被允许以真正的自己存在的，"我"只可以是社会人，姑姑也是如此。这就是无奈的根源，"我"很无奈，姑姑亦如此。
（四）姑姑的自我救赎
年轻时的姑姑风风火火，为计划生育政策贡献了自己的整个青春，甚至可以说是牺牲了自己的一生。
当初，她威风凛凛，所有超生者的肚子都掌控在她的手里，她的手带走了多少孩子的生命，老来却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这情节太具讽刺意味，发人深省。
姑姑真的该遭这个报应？姑姑本没有错，她是在其位谋其事，作为一个妇产科大夫，她依照国家政策展开计划生育的监管工作，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看似姑姑一向强悍，不忘初心，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但她还是善的，处理那些超生的娃的是战士，退却战士的角色，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有着良心的人。
晚年，她和丈夫做了无数个泥娃娃，在她眼里每一个泥娃娃都是有灵性的，好似那些个生命终结于她手的那些真娃娃。她不舍得这些娃娃，她不能失去这些娃娃，这些娃娃是她的寄托，她靠着对这些娃娃的关心爱护，来救赎自己那颗被谴责了一辈子的良心。
历史总是会让有些人过度地背负无奈与遗憾，历史流淌，曾经对的事情，过而变成了错，人心过往，曾经的坚持，过而变得那样不堪一击！
《蛙》是一部史诗，或许这就是它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