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很善于从女人的角度看世界，在写作笔法上，不赶时髦，在现代小说驱逐人物的叫嚣声中，她始终依循着巴尔扎克的路子塑造人物。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都非常生动鲜明，如《寄居者》中的女主人公May，而这次严歌苓远隔千山万水，说了个四十年的长故事。到底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几乎一口气读完，觉得一阵久违的亲。女人从一九四七年开始，爱了男人四十年。男人抵抗了女人四十年，到底，还是屈服了。

这部小说沿袭了严歌苓小说一向的单纯与彻底，将主人公田苏菲一生的爱情经历推到了前台。这个单纯、要强、懵懂又“不知羞”的女子，火辣辣地主动追求她爱的男人，不理会部队首长的垂青，也不在乎他别有所爱，只要他爱她的“单纯”就够了。她舍弃了都旅长那里“实惠”的幸福，不自量力地选择了必定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男人欧阳萸：爱得死心塌地，呕心掏肺，虽九死而不悔。于是两个人的生活便搅拌成这样的旋律：一个痴狂地爱着，一个“窝里窝囊地接受”着；一个时时处在小心翼翼的猜疑与妒忌中，一个诚实地陶醉于一场又一场的罗曼史中；一个一生都在追求他，一个则一生都在追求一个精神知己。他们的爱情追求就这样悲哀地错位了，精神高度的差距注定了此生的相互折磨。然而，当他们经历了动乱年代中那些饥馑困顿、尊严扫地、信仰瓦解的痛苦岁月之后，当一家人拆东墙补西墙，为柴米油盐操碎了心，熬过了所有的艰难之后，他终于心悦诚服地臣服于她的爱中，纵容她，享受她。这双起初不见得登对的男女终于在人间烟火的洗礼中，品尝到了患难之后的真爱。结尾令人恍惚想起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为了他们的终成正果，一座城都为之倾覆了。田苏菲与欧阳萸的爱，又何尝不是那个动荡年代所成就的呢？

在决定写这些文字之前，也看了很多书评，几乎全是从女主人公的角度来写，然而我却想从男主人公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女人的史诗。欧阳萸这个上海没落贵族的子弟，最不想接触到的就是这个因为怀了他的孩子而不得不成为他妻子的“戏疯子”。为了这个女人，他割舍自己心灵相通的爱人，一辈子忍受灵魂孤独的痛苦，很多时候他只是想找个能够与自己说话的人，但最后全部离他而去，所谓的心灵慰藉无不是短暂虚无的。

只有这个是他妻子的人，这个明明知道得不到真爱的妻子，在这最不该坚持的地方，她坚持了一辈子。欧阳萸一辈子没看过妻子演的戏，田苏菲一辈子也没能加入丈夫的谈话圈子。小说里这个在戏台上无比风光的女主角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给这个病秧秧的风流才子弄吃的。当主角是为了角每月的六元钱伙食补助和四两红糖，在欧阳萸挨批斗的时候，她在台下为他揣着鸡蛋，什么吃的都没有就去钓蛤蟆……她永远想在物质上来满足丈夫，就像他永远想留住的是丈夫的身子。而她的丈夫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只追求艺术和思想的精神的贵族，实际在逃避最基本的生活。

她一生都以为她是最爱他的，可连她年幼的女儿都看得出来，她爱得太苯。她只想和丈夫一辈子守在一起，只要丈夫健康，快乐、活着。心灵上的相通她也想过的，她背过普希金，都背到心里去了，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爱得很苯”，严歌苓后来在访谈中解释说：“只有执着的人，才会爱得苯。有这样的执着才能使人升入另一个境界，在那个境界里有她自己的一套苦乐观和荣辱观，世界在于她全是主观的，所以反而是一种幸福。”

这种“主观的幸福”离真正的爱情到底有多远？生活中的相依为命离心灵上的相依为命又有多远？爱情是什么？是只要对方守在自己身边就可以而不问他的心在何处吗？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到底是柴米油盐的生活重要，还是自由叛逆的精神重要？

当所有的红颜知己全部散去，他终于“把她拉得更紧些了”。一个女人，就这样慢慢坚守到最后所有的对手退出，完成了自己的史诗。

记得《艺术人生》有一次访谈，朱军问一直单身的演员王志文：40了怎么还不结婚？王志文说：没遇到合适的，朱军问“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就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

“这还不容易？”朱军笑。

“不容易。”王志文说，“比如你半夜里想到什么了，你叫她，她就会说：几点了？多困啊，明天再说吧。你立刻就没有兴趣了。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找到一个你想跟她说，能跟她说的人，不容易。”

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里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对自己诉说，也不愿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坦露了心迹。

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汩汩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的流露出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地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