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华》中，朱棣和朱允炆俩在山中一座寺庙对话，孙若微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只不过，多年未见，这叔侄俩要谈的话太多了。孙若微一趟又一趟的爬上跑下，把个小姑娘累的要死。

当朱棣见到朱允炆递过来的纸条上时，赫然印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确定这是秦制传国玉玺。这老哥一边叨唠着玉玺的故事，一边不忘补充当年靖难之役的时候，攻下应天，掘地三尺都没有找到这块玉玺，说的好像他发动靖难之役就是为了这块大印似的。

其实，明朝压根就没用过这块印玺。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年号洪武，明朝立国。作为权力的象征，明朝的大印是什么样的呢？

1、明朝印绶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明朝并没有用使用秦制传国玉玺。

每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往往伴随有各种祥瑞，也必然有各种人进献祥瑞。洪武元年，有一个名叫胡浮海的商人听说洪武大帝要刻制国玺，他便向皇帝进献了一块美玉，说是这块宝玉取自云南，从爷爷那一辈传过来的，祖辈人一再交代，这个不该是我们家私有，将来出现圣主，你要交上去，刻成国玺才是它的终途。

朱元璋先后刻了十七块宝玺，其名称分别为：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等。

到了明成祖时期，又增加了四枚，分别是：皇帝亲亲之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

作为权力的象征，大印不是随便刻的，什么级别，配置什么印，这在历朝历代皆为规制。

按照明朝的规定，后宫中，只有皇后标配金册金宝，其他贵妃只有金册而无金宝。

但是朱瞻基当了皇上后，与他青梅竹马的孙贵妃没能册封成皇后，他便去找张太后，请求也给孙贵妃一枚印绶，祖宗规制从那个时候就被破坏掉了。

2、宋明时期的献宝

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宋朝。

绍圣三年（1096年），咸阳县一个叫段义的人，说是在盖房子挖宅基地的时候，突然从地里面迸射出光芒来，仔细清理后，发现是一块宝玉，做工还挺精致，正面刻有篆体字样。段义知道，这货肯定不是寻常之物。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上交官府。

宋哲宗听说此事后，下诏礼部、御史台对这枚玉玺进行校验。

蔡京率领一干翰林学士加班加点的忙了起来。

经清理后，发现这枚玉玺色绿如蓝，温润有泽，顶部为螭钮五盘，钮之间还有小孔，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文。字体与李斯笔迹吻合，字体周围用龙凤鸟鱼装饰，是典型的虫书鸟迹之法，这种技艺，放眼大宋，怕是没人有这个水平仿制的出来，确定为始皇传国玉玺无疑。

北宋为此专门写了一部《检传》，里面就详细记述了这次勘验过程。

随着两宋的灭亡，传国玉玺再次杳无音信。

要说，大明朝还真上演了一次进献玉玺的滑稽事件。

弘治十三年，鄠县民有一个叫毛志学的人，在挖河的时候发现了一枚玉玺，上面同样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是这枚印玺的颜色和宋朝那枚不一样，这枚颜色发白，透着微青。

陕西巡抚熊翀激动不已，认为是秦玺复出，马不停蹄送往京师。

礼部尚书傅瀚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见到这枚印玺，就说道，自从秦始皇刻了这枚印玺以来，历代以此为国玺，关于它的得失都会详细记入史册。看看这块印，篆文与《辍耕录》等书上所记载的鱼鸟篆文不一样，上面的螭纽、文盘五龙、螭缺一角、旁刻魏录等更是差异甚大。因此这是一块赝品，说的陕西巡抚熊翀一愣一愣的，好没面子。

傅瀚进一步向明孝宗进言道，自秦汉以后，关于这枚玉玺的争夺都很激烈，因为很多人认为，谁能得到这块玉玺，谁就能拥有天下了，其实他们不明白，有民心才能德天下，对于那些得不到的，就刻了一个假的自欺欺人，贻笑天下。而我朝高皇帝对什么传国玉玺压根就不在意，根据实际需要刻了不同的印绶，分别用于不同的用途。足以成为受命之符，垂法万世。

明孝宗听了他这番话，更是对这个玉玺没什么兴趣了，一方赝品而已。

实际上，始皇传国玉玺一出，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祥瑞”。举个例子，当年孙坚找到了这枚印玺，袁绍听说此事后，就向孙坚讨要。

孙坚打心里不乐意献出去，奈何不是袁绍的对手，就讨价还价，最终袁绍给了孙坚三千兵马，换取了这个玉玺。但是，袁绍非但没得到江山，连老底都没了，而孙坚依靠这三千子弟占据东吴。

​北宋发现这枚印玺后，过了三十几年，金兵南下，发动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正如傅瀚对明孝宗所言，“受命以德，不以玺也”。关于这枚传国玉玺，到底在哪里，自两宋后亦是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