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一百七十九）：用虚养心，用德养人，用仁养天下万物。
在晚清史上，北洋一脉的分量很足，李鸿章的旧北洋一柱擎天，以至于甲午之役两败俱伤，方能解清廷心中之忌惮。然而即便如李鸿章之师曾国藩，麾下湘军集团三千里长江尽悬“曾”字旗的实力，到头来仍是投子认输的宿命。“湘军”作为曾之私军，“兵为将有，饷由己出”，以至于可以层层效忠，曾国藩成为湘军无可替代的“扛纛人”。但是清末编练的北洋新军，虽然一直有袁氏私军之说，其实这位北洋军阀的“大家长”，表示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北洋新军不具备私人军队的两大属性，那就是财饷独立和忠诚于统帅。饷银之独立，是指军队的一切开支，来源于统帅所割据的地盘，而非中枢财政，而军队的效忠对象，是主公而非国家。
但是，北洋新军之例外，在于袁项城扩编新军时，所需300万两军费中，清廷户部仍直接负担了200万两。北洋六镇成军后，自光绪三十年起，之后的两年，每年每镇需银150万两，这笔钱也大部由清廷负担：第二镇、第三镇由户部直接拨款，第一镇由清廷直接控制的旗政收入负担，第四镇和第六镇的饷银，由户部特许留下的本应上缴的山东税收和永平盐税负担，第五镇也是取饷于山东税赋。也就是说，北洋军的经费严重依赖于清廷，至于发薪水时的小聪明，更多的只是一种故作聪明的自欺欺人。而且，清廷给予北洋军的军费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是以分摊的形式，从除去直隶和山东的其他省份中征收而来的。
换而言之 ，“地方督抚丧失了重要财源，北洋新军练兵处则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持”，可谓是一举两得。此外则是北洋新军的忠诚度问题，毕竟“忠诚”这个词本身就不可以被量化，无法用某些东西去衡量，只能从袁氏和北洋新军之间关系的本质来观察，像湘军营伍皆为同乡，具备“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的明显特征。而北洋军官的组成，大致可分为三类：北洋嫡系，淮军旧部，和留日士官生。北洋嫡系是指袁氏在小站练兵时，亲自挑选的无门无派的军官，代表人物为以“北洋三杰”著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的忠诚度也最高。
淮军旧部的代表人物是姜桂题和张勋。姜桂题是袁保恒的把兄弟，袁世凯一直尊称其为“老叔”，姜桂题私下里则称袁世凯为“老四”。所以很难说姜桂题和袁是上下级的关系，忠诚则更加谈不上。至于张勋，北洋内部都相信其对清廷的忠诚，要超过对袁之感。在南北和谈时，段祺瑞甚至建议袁世凯将其除掉以绝后患。关于效忠对象，张勋说：“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这话听起来合情合理，但这也证明张勋对袁的忠诚，是建立在袁对清廷的忠诚之上。早在北洋六镇成军前，清廷也特意往北洋新军中掺沙子，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通过良弼在北洋军内重用留日士官生。
最终，经过多年运作，士官生们已经在北洋军中占据了部分高位，代表人物为人称“士官三杰”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以及协统蓝天蔚。所以通过袁氏与北洋新军的关系分析，他们之间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公和私军，之间也并不是那样密不可分，所以袁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力，堪称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相对于孱弱的清廷要更强势一些，至于袁世凯和北洋嫡系之间，甚至都给人一种“小人喻于利”的感觉，毕竟“五将军密电”不仅仅是贻笑西南，而是砸了“老头子”自诩铁桶一样的江山。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湘军志》、《军阀论》、《北洋集团崛起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