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一个朋友的指示，尝试在开头处写下本文的主旨。而此前一贯不这样做的原因是怕自己只顾及这些提纲式的内容，而忘记了真正作为血肉的内容——而这正是当代人读书学习的弊病，一旦提炼了内容梗概后便以为学到了精髓。

本文旨在通过谈及意象的实践领域的运用（如布尔迪尔所言），引涉到意象的一种可以被观察到的一种理解维度，这一维度不同于常识中仅仅对文化的关注，而关注到意象如何原初性地关涉到结构性对立（意味着这一过程似乎不可避免）。最后将提及，这如何体现了“相对”的认识论。

当我们在文人的诗集中，在流行歌曲中，在广告词和视频影像中，发现了我们认为是意象的元素，我们不可避免地认为它是在反映当前时空中沟通双方所共通的一种文化——当然意义的编码者和译码者并不一定文化共通，但起码，在此一类的文本性信息交流中，人们被默认是文化互通的。这几乎是“意象”这个词语在现代世界的常识了，仿佛意象意指了一种通常积极的、高雅的甚至天然般写意的创作方式。那么，在尚未言明的本文论点下，这种观点本身代表了一种意象化的实践性话语逻辑。在这种实践中，意象与现实的情况意味着一种被描述出的对立关系，这种描述关系意味着起码从逻辑上他们并不像好坏、强弱、高低这样的形容词一样具备原生性，而更像是人类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自相对抗的力量。

布尔迪尔在《实践理论大纲》中提到，亲属关系作为一种意象体系与实际的策略准则相对立。但他未免太过于针对结构主义人类学所宣扬的客观主义，从而完全否认了意象体系的作用，似乎它只是实践的附属物。而若我们更抽象地看待意象与实际的根源关系，它似乎应当就像诸多古代朴素哲学——如老庄哲学——所宣扬的那样，对立两方的由人诠释的地位和概念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上，只不过这种说法是从主观的认识理解过程来叙述的，唯物主义则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也即是说我们所判断的对立双方的重要性，形塑于人类的共同的常识中，而非客观的。而即便我们的意义理解场域中过分强调现实策略的重要性，意象却永远不会消失，也永远不会失去探讨的价值。只不过这种关系被二者的现实中的话语结构地位倾向性地掩埋了。

回到正题，借用布尔迪厄的议程，意象指代了怎样的一种情形？在此给予这样一个可能并不恰当的解释：它是通过描述的、修饰的、整体的以及自我欺瞒的话语逻辑构成的解释体系。它指代了对事物的整体思考和陈述层面，作为对立的现实中的策略则指代了富含情景性的、短暂的思绪而引发的行动领域。例如在前文人们理解“意象”这个概念的例子中，我们并不是在对意象确切的广泛使用中形成了那样的概念性认识。这种认识作为一个整体的、模糊的体系，存在于脑海的反思中，并表达在口头以实现布尔迪尔所言的“象征资本”的积累。换言之，为我们所谈及“象征资本”也是一种意象过程，因为它正是那种总结的、归纳的概念体系，而我所谈论的对立双方中的“意象体系”一方，就是指代了这种体系。即，所谓人们对“意象”体系的认识就是一种“意象化”的表达。（这一段可能太绕了，但其中体现了相对的思维模式）

进一步讲，在此所讲的作为现实策略对立方的意象，拥有很多特征，但这些特征是被归纳出的，也就是说，是完全相对建立在人类理解上的，而非自然般独立存在的。首先，就像布尔迪尔所声称的（我很赞同），是一种“象征资本”的博弈手段，在这种层面它不容置辩地同人们现实的行为一样具有策略特征。其次，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相对性存在，而将这些意象体系当做世界的真实表达，即便他们所声称的意象体系的确与他们所操作的现实中的实践，之间存在巨大裂隙，却无碍于人们对自己所声称的意象体系满载信任。再次，意象承载了太多文学和文化内涵，这种现象本身是社会高度实践化的过程中赋予意象的美誉，而社会在强调实践却同时强调作为其对立方的意象，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实则不然，因为对立是在逻辑层面发现的，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则都如前文所述，是一种策略手段，相互搭配指导社会话语结构的变迁。最后，正如一直被举的那个例子——意象的被当做高超的创作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意象化表达方式——所暗含的那样，意象体系是作为现象学基础存在的，因为意象不可离开人类社会文化存在，不可离开人的具体实践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在探讨社会现象的基础逻辑是在谈论社会中的巨大意象，而非哲学层面的本质（我在此绝无厚此非彼的倾向，本质和现象本身也是对立关系，无涉优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