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模信著

十一

    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带领七名工程师前往已在中国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下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在从抚顺返回沈阳途中被正在抢劫和搬运抚顺地区工业设备的苏军押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均遇难。苏军占领东北后，不履行条约规定，拖着不撤回本国(这在客观上助力东北的解放——吴注）。苏军在占领东北期间，从东北运走大批重要的大型工业设备和机器。苏军军纪很坏，在东北一些地区大肆抢劫，强奸。这早已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愤恨。张这次被苏军杀害的消息更加激起国人强烈不满。1946年2月以张莘夫事件”为导火线，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反苏示威游行。

    2月16日，流亡陪都重庆的东北旅渝同乡会集会，讨论张莘夫被杀事件和收复东北问题。会后举行大游行，有2000多人参加。重庆市立师范学校学生情绪激烈。也有少数人赶去城内参加。我没有去。

    重庆爆发的这一反苏示威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北平、上海、杭州、贵阳等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国民党特务趁机煽风点火。重庆市内愤怒的群众迁怒于中国共产党，在特务的唆使煽动下捣毁了《新华日报》在城内七星岗的营业部并打伤门市部的工作人员。

    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了美国军人在北平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的群众运动。

    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五千余人在北平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美斗争热潮。

    重庆也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示威。重庆市立师范学校部分学生义愤填膺，步行几十里前往城内参加游行。我没有参加，但为参加的同学提供了几十条标语：“Get out of China，Americans.” “Go home ,Yankees.”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和杭州六千余学生在南京集中，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察、宪兵镇压。参加游行的学生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8人，造成“五•二O”血案。

    同年5月24日，重庆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组织“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会”支援“五•二O”血案受迫害者。

    同日，国民党重庆行辕党政军联席会议奉国民党中央下达的“大整肃”命令，要抢在全国学生举行“反内战”总罢课前，即6月1日前，统一行动扫除“戡乱建国”障碍，“整肃”中共及民主党派、进步学生、新闻、文化、工商界人士，强调火力对准各大学、各中学的“爱出风头”，使人头疼的学生。对这些分子务必“一次扫光”。

    6月1日大逮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庆被捕人数最多，达260人，包括工、商、学、新闻、文艺界人士及大、中学校学生。

    “六一事件”后，重庆各大学教授发表“紧急宣言”支援被捕者。重庆大学和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展开营救。6月9日，相继成立了“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和“重庆各界六一事件后援会”。迫于社会舆论强大的压力，重庆国民党当局自6月4日起开始释放大部分被捕者。

    发生这次事件后，重庆市立师范学校部分学生也群情激愤，但没有什么行动。“六一事件”在我思想上掀起巨澜。我感到不安和失望。中国的政局这样动荡下去将伊于胡底。怎么得了。

十二

    暑假快到了。对我们这个班级来说，这意味着快毕业了。与毕业相关的一件大事就是毕业考试。会动真格吗？如果动真格，考些什么？我忐忑不安起来。我自问这三年来我到底学了些什么？唉，说起来真是无地自容啊。普通课程如国文、历史、地理，专业课程如教育行政与管理、教学测验与统计、儿童心理学、社会调查，我一门都没有认真学。但我又自我辩解，不能只是责怪自己。哪一门教师都没有认真教，严格要求我们呀。很少布置课外作业；几乎没有举行过测验、考试。学校领导从来没有检查。“教不严，师之惰”。这能只怪我们学生吗？但我仍然作出应急安排：考试科目确定后，我要开几个夜车下功夫死记硬背，争取至少及格。

    正当我深陷愁城之际，忽然喜讯传来：校方宣布：鉴于本届毕业班学生分别来自三所学校所学课程有所差异，又因复员迁校等不能正常教学和学习，校方决定不为此届学生举行毕业考试；以毕业实习代替。一块很重的压在我心上的石头落地了。这样一来，校方省去了命题、阅卷、评分的麻烦。学生省去了复习的辛劳。皆大欢喜。

    际此学期即将结束之时，学校又换了校长。马校长荣升重庆市教育局秘书长。民国政府当时虽已还都南京，但重庆作为陪都仍然是直辖市。

    新任校长姓邓，四川富顺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早期毕业生。据说是重庆市教育局的资深督学，在重庆市教育界交游广，人脉厚。这很有利于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消息传来，他还没有正式到职，他在重庆城里的住宅已是户限为穿。各种各样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毕业实习地点定在歌乐山中心小学。这所小学坐落在歌乐山镇大街附近，离市立师范学校约1公里。每天步行来去十分方便。实习时间两周。按规定实习期满，由这所小学原任课教师为实习者写出评语。实习期间，学校李主任经常来听实习课。他很认真，听时做记录。下课后他及时对实习者指出讲课的优、缺点并提出改进意见。

    我被分配教初小三年级一个班的算术。原任教师是位中年女士。我讲课她每次都来听，听得很认真。听后对我以表扬为主，当然也提出一些意见，如讲解速度较快，有的地方讲解不够清楚等。实习快结束时，一天李主任对我“突然袭击”，也来听课。我开始有些紧张，但毕竟教了快两周，已是轻车熟路，紧张心态很快消减。他听后基本认可，提了一两点意见。

    教学实习期满，同学们回校后都欢天喜地，乐不可支。毕业了。工作了。自由了。独立了。挣钱了。歌乐山街上的饭馆、照相馆生意一时大大兴隆。我也毕业了，但却并不十分高兴，原因就不去说它了。

我离校前，一天遇见教过我们英语的钱先生。我感谢他付出了大量辛劳教我们英语。他愁容满面，对我说，到那时为止，他还没有收到新校长发来的下一学期的聘书，而据他所知别的教师大多数已经收到了。这时像我这样一个学生又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只能思想上同情她。而这又管什么用呢？

十三

1947年7月，我从重庆市立师范学校毕业，被市教育局分配到重庆南坪镇第15保国民学校（保是民国时期的户籍的编制单位，保之下为甲。——吴注）。这时我真是喜怨交集。喜的是，一毕业就有了饭碗。怨的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这时绝大多数已经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个别人还考上名牌大学。在我眼里，他们都有锦绣前程。而我呢，读初中时是班上的尖子，而且曾经考试名列榜首，但读完初中没有升高中，而是转读师范。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现在我恐怕要当一辈子孩子王了。为什么？说到底，还不就是因为一个“穷”字嘛。这个社会真不公平啊！这是我怎么也不会心甘的。但我又一想，像我这样无依无傍，读师范三年，吃住没有花一文钱，现在毕了业，在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里，我没有烦心劳神就有了个饭碗，我难道不应该知足了吗？我不应该怨天尤人啊！

这所学校坐落在重庆长江南岸岸边的一个很小的村子旁边， 在南坪镇以西。村、镇相距约四公里。村旁有座寺庙，叫九龙寺。这个村子也因此得名，叫九龙寺。村、庙之间约一箭之遥，隔江相望是九龙坡机场。这座寺庙就是学校的校舍。

这是一座不算小的寺庙，大约建于清朝同治年间。飞檐画栋，油漆大都剥落，但就整体来说还基本完好。庙的神殿外面围着高墙。庙门面对长江。进了庙门是块相当宽阔的铺着石板的场地。这是学校的操场。向前穿过操场是庙的前殿。前殿和后殿之间隔着一个相当大的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一个相当大的房间。这是低年级两个班的教室。进庙门后，右侧的墙外有一幢简陋的房屋，土墙、麦草盖顶，分为两间，分别是高、中年级的教室。教室前面的路通到庙的围墙处，墙被拆除，以便内外相通。庙的前、后两殿供着菩萨的神坛都紧贴着各个殿的后墙。这两个殿的神坛的前面和左、右两侧还留下很大的空间。这些空间被用竹片编成的板块圈围成大小不等的房间。这些房间分别充作办公室、寝室和食堂。 这些板块表面糊上一层泥巴，泥巴之外抹上一层石灰。在重庆这称为“灶壁”。在后殿后面，一墙之隔是一幢由四个房间组成的房屋。其中三间为禅房。住着寺庙的住持和两个和尚，第四间是保办公室。住持很少露面，和尚倒是天天看见。总的说来，这座寺庙大部分充作校舍，留下小部分继续供佛烧香，向世人指点迷津，普度众生。

九龙寺这个村子高出长江江面约一百公尺。村子的下部分在一大片缓缓的山坡的坡面上。坡下是河滩。村子的上部分在坡上。坡上和坡面除房屋外，全是菜地，郁郁葱葱，四季常青。这个村子大约住有四五十户人家，大多是菜农，还有两三户渔民。还住着个别补锅匠、弹花匠、劁猪匠。他们在南坪镇一带走街串巷靠薄技谋生。坡上有一户人家姓王，与别的人家颇有些不同，家门几乎总是紧闭。男主人很少露面，女主人也难得出门。这家人出门总是穿得光鲜鲜。隔三岔五有客人来。这个有些神秘的人家的主人听说是大烟贩子。两个女儿就在这所学校读书。村子的坡上部分有棵两三人合抱的黄桷树，树冠宽密，隐蔽好几户人家。一条宽阔的石板路横贯村子的坡上部分，算是一条街吧。街上有一家面馆，一家油蜡铺，一家杂货店，门面都不大，生意都不错。

    九龙寺虽然是座寺庙，但决不冷清寂寞。每天早上学生上学，举行升旗仪式，高唱国歌。这时和尚敲响晨钟，燃香点烛。白天学生打开课本，书声琅琅；和尚敲响木鱼，念诵佛经。夕阳西下，学校放学，举行降旗仪式，唱国旗歌，歌声嘹亮；和尚敲打暮鼓，咚咚震耳。学校和寺庙声响相应，形体合一，但又不合二为一。前者导人入世，后者劝人出世，背道而驰，但却和平共处。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善男信女来这里烧香拜佛。 寺庙也没有做过法事。

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有学生一百多人，教职工七人：校长（女）、教师五人（两男、三女）和厨工一人。校长姓邹，里里外外一把手。教导主任兼教师（男）也姓邹。我是另一位男教师。三位女教师是：陈老师、张老师和袁老师。厨工老刘原是本村农民。

邹校长中等身材，偏瘦，轻度近视，颇有风韵。她还不到30岁，但为人处世已经显得十分老练圆熟。须知，在民国时代，如果没有后台，没有人脉，哪怕像保国民学校校长这样层次最低的学官不花九牛二虎之力去跑，也是很难弄到手的。像邹校长这样一个普通女子，据我所知并没有什么后台，仅凭一己之力，能把这个芝麻绿豆官跑到手，就很不简单。听说先前同她角逐这个职位的是个泼妇型的女教师。她在同邹校长竞争时，无所不用其极，当面对她破口大骂，背地对她造谣污蔑。邹校长终于战而胜之。但是把这个小小的学官的职位弄到了手，并不等于万事大吉。进庙拜佛就得一个菩萨一炷香。怠慢了谁都不行。首先是市教育局的主管官员，尤其是主管督学。校长个人的升降、去留都捏在他们手里。其次土皇帝—当地的保长—也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否则他随便使个绊子，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最后，同地头蛇—当地黑社会的袍哥大爷—也得疏通好关系。邹校长能够把同四面八方的关系都理得很顺，玩得很转，应该说也算得上是个女能人了。

当然，国民学校校长这个官虽然小，权力还是有的。最主要的是教师聘用权。民国时期，各级学校的教师都由校长聘用。每年农历六月和腊月，校长分别聘用秋季开学的学期和春季开学的学期的教师。聘用期为半年。聘用期满校长有权继续聘谁或不聘谁，而无需说明理由（当然理由还是有的：政治状况、道德品质、教学能力、工作态度、个人好恶等）。教师也有权利不接受聘用。一般说来，普通教师总是弱势群体，因此每年六月和腊月一到，那些没有后台，没有人脉的教师为了找到下学期的饭碗， 都到处登门求告。这就是所谓的“六腊之战”。这场“战役”结束，真是“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喜几家愁”。

邹校长交游相当广，在政界、军界、商界、九流三教都有熟人，或者是同学，或者是同乡。不过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大官或者大款，否则她今天的位置就不止于一个保国民学校校长了。他的丈夫是个大帅哥，一表人才，写一手好字，看起来至少比她小四五岁。他们当年肯定是姐弟恋。他在重庆城内工作，周末来学校夫妻团聚，周一一大早回城。邹校长校内、校外都能应付裕如，但有件事却令她十分头疼，成了她的心病。学校里有三、四个十四、五岁的“大龄小学生”十分顽劣。说他们是小流氓也不为过。他们结成团伙，调皮捣蛋，欺侮同学，顶撞老师。他们软硬不吃。对他们劝说、训斥、家访全都白费力气。其中一个一次因事受到邹校长训斥后，竟然放出狠话，威胁说：“把老子惹毛了，看老子敢不敢一把火把这茅草房烧掉，看他妈的校长啷个办。”

陈老师四十开外，年纪最长，和蔼可亲，是大家的老大姐。她和我闲聊，总是问长问短，十分关怀。一次我突发奇想，去南坪镇裁缝店缝制了一件中式蓝布长衫。她知道了，要我当她的面试穿。我试穿后觉得还行。她却认为做工太差。她不嫌路远，不怕麻烦，陪同我去裁缝店，坚持要求修改，并向裁缝指出哪里放宽，哪里收紧。这实在令我感动。

张老师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大伙在一起谈笑，她只在旁边听，从不插话搭腔。我有次有事去她房间，看见紧挨墙壁的桌子上摆着一只香炉。香炉里有三支香还燃着。墙壁上挂着一个相框。她告诉我相上的人是她叔叔。叔姪如此情深，对我来说真是个迷。

袁老师是个全能小学教师，小小个儿、乐乐哈哈、风风火火、性格倔强。常常听见她哼着什么歌儿。她同别人谈话一双眼睛会骨碌碌把对方全身上下看个遍。她一打开话匣子就再难合上。同别人争论，绝对是有理不饶人。

教导主任邹哲阳，与我同住一室，三十岁左右。

全校校长、教师共六人，吃饭时连一张大方桌都坐不满。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如果有谁从城里带回什么见闻，大家就聊得更加起劲，兴致勃勃。但绝口不谈国事，尤其不议论国、共斗争。倒是我这个口无遮拦的愣头青，有时讲些对现实不满、对当局不满的话。大家听了从不搭腔。我初来的那段时间这里人际关系单纯，没有个人恩怨，没有人背后飞短流长。校长关照大家，大家听从校长，关系融洽。这里离城不远，却没有城市的喧嚣传来。这里背倚林木蓊郁的南山，面临滔滔东去的长江，四野环翠。这里春来莺歌燕舞，夏来蛙鸣蝉噪，秋来夜凉虫鸣，冬来寒雀觅食。一年四季晨钟暮鼓饱含禅趣。如果一个人知足无求，淡泊名利，在这座寺庙-学校当一辈子孩子王又何尝不是人生乐事。但是，不安于位的我总是做着大学梦。

    尽管我一直做着大学梦，不把教小学当成长久之计，但我教学是认真负责的。我的座右铭是：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校长对我的印象不错。

    我把全部公余之暇用于自学英语。我以学校的名义写了封公函向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索要了一份该机构出版发行，免费赠阅的《要闻选摘》。这份周刊选登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主要西方国家通讯社的一些电讯以及《纽约时报》、《纽约先锋论坛》、《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要报纸的社论摘要。我较快地熟悉了英语时事政治文章惯用的词汇和句式。英语报刊的新闻报导或时政评论，只要用词和语法规范，没有生僻的词，没有罕用的熟语、短语或者典故，没有俚语，我读起来都很顺畅。这说明我已初步具有阅读英语时政文章的能力。我还粗读了林语堂著的《开明高级英语语法》。

十四

1947年末，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948年3月—5月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这项决定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坚决抵制。在这之前要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行普选，选举前往南京出席这次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重庆地区的这次选举在1948年2月进行。在从南坪镇通往九龙寺的路途中的一座土地庙那里设有一个乡镇选举站。离土地庙不远是一个刘姓家族的祠堂。这里的刘姓家族显然早已败落。这次选举采取单记名投票制。选举人投票时只需要在选票上写上他要选的人的姓名。当时这里的农民十之八九一字不识，因此需要有人代他们在领取的选票上写上被选举人的姓名。代写的人称为代书。邹校长应选举部门要求，派我去当代书。选举日上午我按时前往选举站。这时选举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先我到达。这个选区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人有两名：赖××和黄××。两人当然都有不小的来头。他们的巨幅画像和印着他们姓名、籍贯、职业、隶属党派等的大纸张分别贴在安放在土地庙两侧的两块很宽大的木板上。还有大幅标语写着：请投赖××(或黄××)一票。选举开始。前来投票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农民）先排队凭户口簿领取选票。极个别会写字的人领了选票后去一张桌子那里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举人的姓名后径自把票投入票箱。这是无法控制的，不会写的人领取选票后，来到我们代书的桌子前告诉我们他要选的人的姓名。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人是出现在那里的两个身份不明的人。看样子他们是有点来头的。选举人向我们递来他领到的选票的那一刻，他们紧随其后。如果选举人说他选赖××，这毫无问题。如果他说不清赖××这个名字，或者稍有犹豫，这时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中的一个就立刻凑近，咬着耳朵，用既威胁又引诱的口吻对他说“赖××”。于是选举人听从地立刻对我说“赖××”。老实巴交的中国的农民啊，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是选举、什么是自己的选举权。张三也好，李四也好，谁选上又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呢？这哪里是什么自由的、公正的、透明的选举。这明摆着是逼选、诱选嘛。这是明目张胆的欺世骗人嘛。“仕途路远钱作马。”显然赖××早已用钱打通了这个选区的各个关节—保长、甲长和袍哥大爷。看来他的当选已是板上钉钉了。选举正在进行时，突然来了一位穿着入时、神气颇有几分威严的女士。她观察了一下投票的情况，觉得很不对劲，于是站上一条长板凳，对前来参加选举的人放开嗓子说：“大爷、大娘，请大家投黄××一票。他选上代表，要把这里的泥巴路改修为石板路，要办义医，施义药。拜托大家投他一票。”但大势已定，没人理她。她觉得回天乏术，只好悻悻离去。选举上午完毕。中午在刘家祠堂摆了几桌乡土宴席酬劳选举站的工作人员。席间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大声喧闹。直到人人喝得酩酊大醉，杯盘狼藉，才席终人散。这次宴请谁掏腰包，就不用说了。我目睹这次选举，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大约半个月后，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又举行了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普选。分配给陪都重庆三个名额。竞选人之一是胡××。胡当时在重庆的政界、工商界都是顶级头面人物。四川在军阀统治时期他曾在四川省政府里任过要职。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开办工厂、银行、公司。他在重庆根基牢固，人脉宽厚。他当时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据说他这次竞选受到重庆市市长张××力挺。他这次当选是囊中取物。我又被派去当代书。这次选举选票上写的名字是清一色的胡××。最后轮到选举站的工作人员投票。我选谁呢？胡××的政治倾向如何？反动？顽固？倾向进步？我一无所知。投他一票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但是我认为如果我在选票上写上任何人的名字都意味着我认可这种肮脏的选举，而这正是我的良知绝对不允许我干的事。为了表示我对这种选举的鄙夷，我在选票上写了“混蛋”两个字，投入票箱。两三天后，我教完课回办公室。这时邹校长和保长正在里面谈话。我走到门口听见保长一句话的后半句：“……就是他最后捣了乱。”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指我投的那张“混蛋票”这件事。保长见我走来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去。邹校长看见我却笑嘻嘻对我说：“吴老弟呀，你这又何苦呢？”

十五

大约一个月后，果然发生了一件令邹校长十分头疼的事。一天主管督学来校视察，邹校长陪上陪下。看来督学对她的工作是认可的。下午放学举行降旗仪式。校长请督学对学生训话。督学老一套，勉励学生刻苦学习，培养品德，服从师长。他讲到这里话音未落，冷不防下面一个“大龄小学生”举起手来大声喊道：“我有话要说。”这个突兀的举动让督学、校长和教师都吃了一惊，一时都怔住了。“大龄小学生”接着问督学：“你要我们服从师长，老师叫学生唱吊膀子的歌，我们服从不服从？”督学没有听清，问道：“什么调棒子的歌？”“大龄小学生”放开嗓门纠正说：“不是调棒子，是吊膀子。”督学听清楚后先是“啊”了一声。但他毕竟处事老练，一听就知道事出有因。他很快镇定下来，回答说：“你说的吊膀子的歌到底是什么歌,我们还要调查调查。调查清楚了会处理的。”他就这样三言两语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一股黄潮从上海滩涌来陪都重庆。重庆的歌舞厅、餐厅播放的歌曲大多是黄歌。一些书店、书摊卖的大多是黄书、黄刊。黄潮泛滥成灾。前面提到的村子里的那个王家的两个女儿比一般农村孩子进城多，见世面多，接触人多，学会了一些黄歌（其实她们也不一定知道什么歌是黄歌）。一次袁老师上高年级体育课，想变变花样，叫学生从学校跑到江边沙滩。到了沙滩大家坐下来歇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袁老师叫王姓姊妹中歌喉好的妹妹为大家唱一支歌。这个姑娘不假思索就放开嗓子唱起来。这支歌里有这样几句歌词：“……郎是船儿，姐是浪，荡得船儿心砰砰跳……”接下去的歌词更加色情露骨。这就是那个“大龄小学生”所说的“吊膀子的歌”。唱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下被他们抓住了把柄，于是向督学告“御状”，向校长发难。

    事情发生后，邹校长责问袁老师为什么叫学生唱黄歌。袁老师回驳说，她叫学生唱歌，并没有叫学生唱黄歌。邹校长继续责问她为什么听了这首歌的前几句不马上要唱歌的人停下来。袁老师回驳说，学生一口气唱下去，唱得那么快，她哪里来得及叫停。邹校长不断责问，袁老师不断回驳。邹校长一肚子怨气，袁老师一肚子委屈。两人不欢而散。她们之间的关系从此由热转冷。这件事终于水落石出。邹校长的位子仍然稳稳当当。不过这件事毕竟使她这个当校长的人丢了一次脸。

农历腊月到了。除袁老师外，大家都收到邹校长发来的下学期的聘书。这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

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些后怕。我想邹校长完全可以因为我的那张“混蛋票”在选举时捣了乱，让我丢掉这里的饭碗。丢了这里的饭碗我到哪里去求爹爹告奶奶呢？我现在十八、九岁已经成年，哪里还有脸回家去吃饭啊！我自己认为，我是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爱国的。我从明白事理的那一天起，传来耳朵的是东北沦陷、平津沦陷、上海失守、武汉失守……我是在《流亡三部曲》的歌声中，在日寇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声中长大的。我对旧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极端不满。好容易八年抗战胜利，中国有了希望。但紧接着内战爆发，人们希望幻灭。每天打开报纸，登载的大多是“五子登科”（指国民党政府派往前沦陷区接收敌伪产业的官员拼命捞取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吴注）和“人心大开闸”（指抗战胜利后社会上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吴注）。面对这样的社会，我要发泄心中的极端不满，因此投了那张“混蛋票”。事后我想了想，这样行事除了出了一口恶气外，又有什么意义呢？能改变现实吗？痴人说梦。再说，这样做实在是非徒无益，反而害己，绝非智者所为。这时我开始觉察到自己政治上、思想上多么幼稚无知。我回味邹校长的那句话“吴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这不是在告诫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幼稚莽撞吗？

这两次选举后，重庆报纸报道四川有些地区选举时发生“炮选”，即竞选人动用枪杆子压垮对方。这哪里是什么选举啊。真是乌七八糟。

    “大龄小学生”告了“御状”，算是胜了第一回合，更加调皮捣蛋，不服管教。邹校长心急如焚，昼夜难安。这样下去那还了得。她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点子。一天她从城里带来一个上尉军官。这是她的同乡熟人，在重庆某军事机关当差。这个军官当天戎装整齐，脚蹬马靴，腰挎手枪，威风凛凛。她把他带到高年级教室的窗子外面停了下来，特别把正在教室里听课的那几个“大龄小学生”指给他看。这时这几个“大龄小学生”也觉察窗外有军人盯住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不禁惊恐不安起来。下午放学，举行降旗仪式。邹校长训话。她说：“前两天上面发来通知。通知说，最近异党分子在重庆到处鼓动大、中、小学生不服从教师管教，捣乱闹事。政府要抓异党分子，抓捣乱分子。同学们，你们可要当心啊。”这些“大龄小学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异党”，但这次却很敏感，认为“异党”指的就是“共产党”。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组织，国共斗争是怎么回事，但是抓共产党的事他们还是常常听说的。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边是绝对不能沾的。沾上了可不是好玩儿的。搞不好是要坐牢、砍脑壳的。邹校长的这个“威慑战术”真是立竿见影。这些“大龄小学生”从此大大收敛。此后学校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平静无事。邹校长想出这个点子整治调皮捣乱的学生，实在很不可取。但当时她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1948年春季开学，新来了一位姓王的女教师接替袁老师。这位女士颇有些“另类”。她十分新潮，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天热时袒胸露臂。这在当时的农村实在太刺眼了。

    一天，袁老师突然回到九龙寺。她一身崭新的呢料西式衣裙，一脸洋洋自得。她毕竟也有她的三朋四友，也有她的门路，在这里丢了饭碗，却在重庆北碚民生公司所属的天府煤矿办的天府小学找到工作。她说那里的待遇优于市立小学。她这次来大有显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之意。幸好那天邹校长因公进城去了。不然两人相遇就太尴尬了。

    这年春天，报载已经归附蒋介石的四川军阀王陵基从江西省省主席的职位调任四川省省主席。四川省政府随之改组。王老师一天读报得知此事后乐不可支，告诉大家她的舅舅任改组后的省政府的财政厅长。她谈到此事时眉飞色舞，大事炫耀，仿佛她自己的身价也因此大大抬高。此后她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嘴上。她这样崇慕虚荣，真是无聊至极，令人恶心。

上文提到的邹哲阳主任和我同住一室。最初我们很少交谈。但毕竟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久而久之，我们之间话渐渐多了起来。抗战时期他就读于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当时这所学校为了躲避日寇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已从重庆城内疏散到位于这座城市长江上游100多公里的江津县白沙镇。正好1939年5月3日，5月4日日机对重庆大轰炸后，我也随我当时就读的这所学校的附属小学去了白沙镇，在那里待了一年。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呢。是校友，交谈就有了话题。有了话题，关系就密了起来。关系一密，交谈就彼此设防不严，甚至不设防。晚上大家躺在床上睡不着，他更是口无遮拦，大谈他过去的风流韵事，而且谈得津津有味。这时的邹主任与白天一脸严肃、望之俨然的邹主任判若两人。

    一天，我在寝室看见他的桌子上摆着一本书。书名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批判》，作者署名叶青（原名任卓宣，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留苏，后叛变。大陆解放后曾在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注）。我正拿起来翻阅，他进来了，立刻从我手中把书夺了过去，迫不及待对我解释说：“这不是毛泽东写的书。这是批评毛泽东写的书的书。”这时我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我好歹也是个师范毕业生嘛，难道连这个书名都不懂吗？我也马上不顾全他的颜面，顶了他一句：“你不必教我中文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批判》就是批判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意思，对吗？”他听后刷的一下脸涨得通红，十分尴尬。我想他之所以迫不及待向我解释，无非是担心我不懂书名的含义以为他在读毛泽东写的书，并因此去向校长打小报告。他太过虑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大概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一天他从城里带领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姓文的女人到学校来，并在学校附近租了农民的房子住。男女同居在当时已经见惯不惊，算不了什么丑事。厨工老刘告诉我，庙里的和尚知道了这件事倒很赞许邹的做法。为什么？因为这些佛门弟子对学校的女教师住在圈围在神殿内的房间里十分反感。他们认为妇女因其特殊的生理现象住在神殿内大大亵渎了神灵。他们对邹校长的丈夫来这里度周末尤其愤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挑明。这在他们心里一直是个大疙瘩。老刘虽然知道，但不敢向校长开口。

一个星期天下午，突然从外县来了两个人。他们正好碰见我。其中一人几乎同邹哲阳长得一模一样。他自我介绍是邹哲阳的哥哥。他问我：“老师，你知道在这里的一个姓文的女人吗？” 我答道：“知道。”他又问：“邹哲阳现在住哪里？”我答道：“他在附近租农民的房子住，具体哪里我不清楚。”这时他突然破口大骂：“他妈的，邹哲阳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东西，家里有堂客还在外边搞野婆娘。”我这时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姓文的女人是邹的小三。从这一刻起，这位邹主任给我的已经不大好的印象一下子变得更坏了。邹、文这对 双宿双飞的鸟儿这一天不知道飞到哪个林子去了。他的哥哥这次是来兴师问罪的，但扑了个空。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这个丑闻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九龙寺这个小村子。

也在这年春天，另一个已经归附蒋介石的四川军阀杨森从贵州省省主席的职位调任重庆市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下车伊始就叫人在重庆城内大街上的一些大建筑物的墙上刷上巨幅标语：“杨市长说：要让重庆人穿好、吃好、住好、学好。”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为了“让重庆人学好”，他办了个“重庆教师暑期训练团”，先抽调一批小学教师入团受训。邹校长派我去。

    这个训练团设在重庆西郊的歌乐山。团址就在我的母校—重庆市立师范学校。团长是一名少将。日常的具体工作由一名上校副团长负责。训练时间为一个月。受训学员有三百多人，实行军事管理。全体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下设分队和区队。各级队长全是军官。学员早晨起床后上操。上、下午或者听课，或者分组讨论，或者写心得体会。晚上就寝前教官点名、训话。平时有事外出必须请假。训练的课目是总理（指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吴注）遗教和总裁（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吴注）训示。

    重庆教师暑假训练团训练期满举行了结业典礼。杨森亲临训话。我的一位重庆市立师范学校同届校友因在受训期间“表现良好”，杨森亲自授予奖状。

    这一年的“六腊之战”打响了。邹主任的绯闻已传遍全村，顺理成章没有收到下学期的聘书。摩登女郎王老师工作太马虎，又太张扬，看来并没有傍上她那厅长舅舅，也把这里的饭碗丢了。真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

十六

    1948年8月，在务实小学教书的我的八姐打算辞去这里的工作东下南京家庭团聚。她建议我去顶替她在这所学校的教职。我立刻同意。经过厂方主管部门面试，我被接纳。这所学校的全称是：军政部兵工署第50工厂务实小学分校。50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一家重点兵工厂，抗战一开始就从广东迁来重庆。这所学校坐落在大兴场镇的近旁。这个镇子位于重庆长江下游约20公里处的铜锣峡的出口处的南岸，隔江相望是郭家沱镇。50厂的生产车间和办公机关坐落在郭家沱镇旁边，西面傍着铁山坪大山，朝南对着惊涛拍岸的长江。

这所学校的物质条件比一般市立小学好得多，更不要说我刚离开的那所寺庙-小学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教室和礼堂修建在一座不高的山的山脚下。职工宿舍、食堂、浴室坐落在半山腰。山脚下还辟有一个相当宽阔的操场。这里的教师的薪津比市立小学略高。此外还有粮、油补贴。尤其是教师没有“六腊之战”之忧，能够安心工作。

    几列教职工宿舍东西向，横卧在半山腰。每列有由前、后两个房间组成的房间四套。我的寝室是位置最高的一列宿舍的西端的一套房间的前一间。这套房间的前、后两间中间的门被用砖封堵得严严实实。后一间住着一对中年夫妇，听口音是河南人。丈夫也是这所小学的教师。这列宿舍背后和西面都是树林，人迹罕至。

和我同住一间寝室的是音乐教师彭洋，瘦高个儿、双颊下陷、尖下巴、脸白皙、背微驼。他远不像一般搞音乐的人那样嘴上常常哼唧着曲儿。也从来没有听见他吊嗓子或者引吭高歌。作为音乐教师，吹、拉、弹、唱没有一项是他的拿手好戏。但他教学认真负责，并不因为音乐不是主课而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他培养了几名小歌手，组织了一支歌咏队。这支歌咏队有时到厂内一些单位演出，由他亲自带队、指挥，很受欢迎，因此不少人都认识这位彭老师。

    彭洋为人稳重谦和、平易近人，同谁的关系都不错。他有个一般男士很少有的本领：织毛衣，而且会织多种花样。有同事请他织，他总是来者不拒，完全尽义务帮助，不取任何报酬，而且保质保量按时交件。因此大家对他更有好感。他同两个女教师—一个姓吴，一个姓刘，两人是闺蜜，都是年近三十的老姑娘—相当亲近。但可以肯定，他同她们中的任何一人之间都不存在恋爱关系。我们隔壁的那套房间的前一间住着一个姓曹的女教师，安徽人，三十四、五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她的丈夫是谁？干什么的？她对此讳莫如深。当然谁也不便问她。彭洋为她的儿子织了一件毛衣、一条毛裤。她很感激他。曹老师善良、谦和、热情。我们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很熟。

    刘老师已经有未婚夫。这位男士姓李，当时是重庆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每逢周末他都会风尘仆仆从离这里好几十里的沙坪坝赶来同他的未婚妻相聚。彭洋和我同他熟识。这位男士善于交际，能说会道，言谈时常常挥斥激扬，颇有些自命不凡。有一次他对我们谈起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班子即将换届，他正打算竞选下届学生会自治会主席。这不禁令我深思起来，觉得此人颇不简单。须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学生运动是国、共两党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名牌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这个职位是双方必争的战略据点。谁占有这个据点，谁就能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学生运动的方向。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947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曾经分别利用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事件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往东北抚顺接收日伪厂矿的大员张莘夫被苏军杀害事件，通过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震惊全国的反美、反苏的运动。现在这位男士声称他打算参加竞选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这说明他绝非等闲之辈。在他背后牵线的是谁？是共产党？不大像。是国民党或者三青团？有点像。

    我转来这所学校后仍然坚持不懈，业余自学英语。我除了继续阅读重庆美国新闻处寄来的《要闻选摘》外，还增读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评论周报》）。这是一家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历史相当悠久、有进步倾向的杂志。它刊载的文章，大多数涉及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它刊登的文章中，除了少数专业性较强的外，我都能比较顺畅地阅读。这份刊物辟有Letters From Readers (读者来信）专栏。每期都刊登五、六封读者来信。有的信写得相当长。这些中国人写的英文信大多用词平易，句子结构简单，中文腔调很重。内容多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满。这类信我读多了，萌生了一个念头：这种信别人能用英语写，我也能用英语写，何妨一试。我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对soaring prices （物价飞涨）的不满。寄出后很快就刊登了。编辑部还客套地复信感谢我。复信有该刊总编缉J.P.Powell的签名。我感到高兴和鼓舞。直到解放，我先后寄去六封信、刊登了五封，其中一封比较长。这些信的内容分别是：小学教师的失业、内战何日休？…等。大陆全部解放后这家杂志还在中国出版、发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试着读了一部英语文学作品：M•兰姆和C•兰姆著《莎士比亚的故事》，基本上读懂了。应该说，到这时为止，我自学英语已经取得一点成绩。但遗憾的是，限于学习条件和环境，听、说是我英语学习的短板。我连一些最基本的单词都发音不准确。这完全是“教不严师之惰”所致。

我同彭洋朝夕相处，最初一两个月关系不冷不热。他谨言慎行，公余之暇主要读报。他从来不谈论时事，对当时正在国内激烈进行的国共战争，更是绝口不提。我倒是口无遮拦，读了报上刊载的有关官吏贪腐、社会黑暗的新闻，总要发泄一通对国民党当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听了只是笑笑，从来不置可否。两、三个月后，他大概认为对我这个人已经大致摸透，对我渐渐热乎起来。我胸无城府。我的家庭情况、我的学历、经历、性格、爱好、志趣，政治倾向，他已经了解十之八九。而他对我仍然“闭关锁国”，“墙垒高筑”。我也从来不问他他的个人情况。但久而久之，从他的谈话中，他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他是四川云阳县人，妻子在云阳老家。他寒、暑假回乡，夫妻团聚。他可能在重庆育才学校学习过。这所学校是著名民主进步人士、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肉中刺、眼中钉，亟欲拔除而后快。

1948年10月中，国民党在重庆的《中央日报》接连几天刊登“华蓥山小股共匪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内警第2总队剿灭；匪首王璞……等被击毙……”、“重庆大学破获匪谍凌春波团伙……”……等消息。我发现彭洋读后眉头皱紧，神情凝重。但几天后他又若无其事，表情如常。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打响。从此彭洋每天读报更加仔细，常常把办公室的报纸带回寝室，晚上对照着地图细读。

这月下旬一个周末，我返回重庆江北家中。我一回家就东找西寻，在堆放废杂旧物的房间的一个盛放旧书报的大竹筐里找到三本封尘已久的旧书。这些书的出版单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什么委员会。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本的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刘仁静（现在可以推断这些书是托派的出版物）。我好奇地把这些书带回学校摆在寝室的桌子上，打算有空读读。第二天下午我教完课回寝室，看见门窗紧闭，一股浓烟从门、窗缝里冒出。我推开门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彭洋正在烧什么。我凑近一看，他正在烧书，撕一页扔到瓦盆中烧一页。再凑近一看，他烧的正是我从家里带来的那三本书。这些书我还没有读啊。真是岂有此理。你彭洋有什么权利烧我的东西。顿时一股怒火直冲脑门。我正待发作，他倒先声夺人，神色凝重，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吴呀，你胆子真不小啊，现在什么时候啦，厂里的稽查（工厂里监视职工的准特务人员—吴注）正天天在厂里抓共产党，你却把这些书带到这里，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他把事情说得这样严重，我顿时警觉起来，怒气全消。这些书究竟怎么会传到我们这样一个一向与政治绝缘的家庭，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

又有一天下午，我教完课回寝室，看见房门紧闭。我推开门一看，彭洋正在和一个我素未谋面的人密谈。这两个烟鬼一边谈，一边吞云吐雾，把房间弄得乌烟瘴气。一只饭碗大小的烟灰缸已经塞满了烟屁股。他们看见我，立刻停止交谈。陌生人立即起身，看见外面没有人，就赶快离去，很快就消失在西边的那一片树林里。

    刘老师的未婚夫李君竞选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落败。两、三个月后，他们举行婚礼。婚礼和婚宴在重庆城内一家大餐厅举行。彭洋和我应邀出席。婚庆之日，我们准时到达会场。婚礼定于下午三时开始。时间到了，客人已经到齐，但会场还没有动静。大家苦等。到了三点一刻，餐厅大门口响起汽车喇叭声。一辆福特牌小轿车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一个中山装笔挺、官气十足的客人。他由一个侍从跟随走进餐厅。这时全体客人起立鼓掌。新郎、新娘立刻趋前毕恭毕敬迎接。婚礼开始，主婚人—李君的父亲—致词。他向来宾介绍证婚人—那位乘小汽车来出席婚礼的官员。他特别强调证婚人的官职：重庆市教育局局长万子霖。万是国民党的老党棍、三青团的重要头目。他这次屈尊俯就为李君夫妇证婚，真是给足了这对新人面子。这件事同时也给了前面提出的李君竞选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谁在背后牵线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回答。这个老党棍反共本性难移。他讲了几句祝新婚夫妇幸福美满、白头偕老之类的话后，把话锋一转，说：“李先生和刘女士今天能在这里结百年之好，这是他们的大福。大家要知道，今天在共匪区搞的是共产共妻，三纲五常废止，道德伦常灭绝，哪里还有什么家庭。……”我想这些老掉了牙的反共滥调，这位局长大人自己也不会相信。

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之夜。已经十点多了，我还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对面床上的彭洋也辗转反侧。他发现我没有入睡，突然问我：“老吴呀，我们现在扯扯吧！”我回答说：“好呀，扯啥子？”他说：“老吴，我们同事一年多啦，你的情况我清楚，假使现在有人介绍你加入一个什么组织，你觉得怎样？”听了他这句话，我立刻意识到，他说的组织就是共产党，原来你彭洋是共产党员啊。

我顿时脑海兴波，心潮澎湃。我想了片刻，直截了当回答说：“共产党我不大了解，这事我还得好好想想。”他见我有些犹豫就说：“好，你想好了再说吧！”话说到这里谈话就终止了。这一夜我整夜没合眼。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之夜。我对共产党不了解，这是大实话。到那时为止，我只知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领袖是朱德、毛泽东。我只知道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对日本鬼子打的第一次胜仗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我只知道抗战时期共产党常驻重庆的大人物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我只知道重庆的《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抗战时期这家报纸一直宣传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阶级、阶级斗争、剥削，我几乎都毫无所知。

这天晚上的事彭洋和我以后谁都没有再提起。不久后，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彭洋刚睡了午觉起来，有人敲门。来客是上次来过的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他来干什么，我现在已经心知肚明，于是对彭洋说：“我下午有点事出去，吃了晚饭才回来。”这是在向他们暗示：你们可以放心谈一个下午，我不会来打扰你们的。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那个我不认识人又来过两、三次。这之后彭洋又有了一个新客人。此人胸前挂着50厂的厂徽，四十岁左右、矮矮墩墩、结结实实、四方脸膛晒得黑黑的。他每次来我都明白他来干什么，于是马上离开。

十七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了国共谈判，缔结了停战协定。这项协定很快被国民党撕毁，内战爆发。国统区的中共党员奉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崩溃在即。这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地区的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两首歌曲。一首是《古怪歌》。歌词如下：

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啊，

今年古怪多啊。

板凳爬上墙，

灯草打破锅啊。

古怪多啊，古怪多，

古怪多啊，古怪多。

月亮西边出啊，

太阳东边落啊。

天上绫罗地下裁呀，

河里的石头滚，

滚呀滚上坡，

滚上坡。

半夜三更哟，

老虎闯进门哪。

我问他来干什么。

他说保护小绵羊啊，

保护小绵羊啊。

古怪多啊古怪多，

古怪古怪古怪多。

清早走进城啊，

看见狗咬人哇。

不许人哪，

用嘴来讲话，

来讲话。

田里种石头哟，

灶里生青草啊。

秀才做了强盗啊，

秀才做了强盗。

古怪多啊古怪多，

古怪古怪古怪多。

喜鹊嚎啕大哭啊，

猫头鹰哭啊啊啊。

城隍庙的小鬼哟，

白天也唱起古怪歌。

  另外一首是《山那边有好地方》。歌词如下：

山那边有好地方

山那边有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饭得耕地呀，

没人为你当牛羊。

大鲤鱼满地塘，

织青布哟做衣裳。

年年不会闹饥荒。

    前一首歌讽刺谁，后一首歌颂扬谁，明眼人一看就清清楚楚。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挥师向西，日益逼近四川和贵州。1949年10月底，二野已经进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交界地区。长期生活在沉沉黑夜中的重庆人，这时已经看见不太遥远的地平线上露出一线曙光。多年蛰伏在这座城市的中共地下党员开始活跃起来，积极行动，配合二野大军解放这座城市。这些日子彭洋东奔西跑，晚上总是十一、二点后才回到宿舍。回来时疲惫不堪，倒床就睡。正好也在这时，他接连两次收到从他云阳老家发来的电报。第一封电报告诉他父亲病危，嘱他立刻返家。两天后又发来第二封电报，告诉他父亲去世，嘱他立即返家处理丧葬事宜。我看见他每次收到电报都先是很悲痛，接着咬紧牙关，硬把痛苦压在心头。他既不回电，也不回家。解放重庆的战斗即将打响。这个城市的地下党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寸步不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紧接着报纸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个部门组成人员的名单。几天后在当时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出版的《大公报》竟然用很大的篇幅刊登这个名单。名单包括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下至政务院(后改名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令人大为惊异的是，名单上，除了有国民党的前政要如李济深、张治中、傅作义…和社会闻人如黄培炎、马叙伦…等外，还有钟明和李承干…等人。此前钟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50工厂(即我现在工作的工厂）厂长，李承干曾任这个兵工署第21工厂厂长。在这个名单上，他们分别为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和标准局局长。他们是怎样被共产党延揽过去的？《大公报》刊登这个名单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1949年11月26日午夜，我正在梦中。忽然从西边重庆城区方向传来几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我惊醒后起床披衣开窗西望。天际还闪着红光。

    第二天消息传来：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地在撤离重庆前夕对这个城市进行的破坏。1949年秋，国民党政权崩溃已只是时间问题。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前身为军统局）派来重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其任务是在这个城市解放前夕，对这个城市的发电厂、自来水厂、钢铁厂和几家重点兵工企业，如第21厂、第50厂、重庆钢铁厂…等进行爆破。11月26日午夜，这个行动小组对第21工厂设置在江北廖家台和简家台之间的山谷东侧半山腰山洞里的炸药库进行爆破。由于洞口朝西，爆破后的石块往西飞向西面的简家台、刘家台和陈家管三条街。前两条街的房屋几乎全被飞石砸毁，死伤居民上百人。

    第三天，我赶回廖家台家中。这条街位于炸药库以东。炸药库爆炸的飞石没有落在这条街上，只震碎了一些房瓦。家里的人都安然无恙。万幸，万幸。

11月28日半夜，狂风呼啸，大雨滂沱。我和彭洋正在梦中。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开门一看，是三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身穿黄色军装的军人，军帽上有八一帽徽。他们被雨淋得像落汤鸡。领头的大概是个军官，说话河南口音很重：“老乡，对不起，我们躲躲雨。”啊，这就是多年来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纸一直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军”。彭洋这时无比高兴、无比兴奋，赶快搬来凳子请他们坐，倒了热开水请他们喝。领头的让另外两位战士把步话机搬到桌子上，架起天线，然后从皮筒里抽出军用地图铺在桌子上。他拿起话筒连连呼叫：“洛阳、洛阳，我是长沙，我是长沙。你们到哪里啦？”他一边与对方通话，一边查看地图。我猜测他们属于从大兴场以东的木洞镇向西挺进重庆市区的一支部队。大约半小时后，大雨停歇，风势减弱。他们起身告别。“老乡，多谢啦，打扰你们啦。”他们出了门，很快就消失在深沉无边的黑暗中。这是解放军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十八

1949年11月30日重庆正式宣布解放。三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来军代表接管50厂。军代表姓张，三八式团级干部。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从这时起，彭洋每天一大早起床就乘工厂的班轮渡江到对岸郭家沱的厂本部机关上班，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宿舍。大约三天后他一反常规，下午五点钟不到就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兴高采烈告诉我：“今天上午我们和他们在市府大礼堂会师了。”他说的“我们”指重庆的地下党员，“他们”指随第二野战军前来重庆接管各个机关、大学、工矿……等的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从第二天起彭洋正式离开学校去厂本部机关上班。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个下午，他突然回到学校。啊，这是音乐教师彭洋吗？他从头到脚整个儿变啦。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臂章，十分精神。大家好奇地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就是从这所学校的地下鑚出来的“老共”呀。他真是把“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个字做到家了。过去有谁会想到他是“老共”呢？他现在是驻50厂军代表办公室的机要秘书。那个重庆解放前夕多次来同他密谈的人是务实中学—50厂所属的中学—的教师，姓董，现在是50厂人事科长。那个也来同他接触过几次的工人是厂水电所的工人。地下的冒出地面了。秘密的公开了。我和彭洋同住、同吃，朝夕相处一年多，关系不算浅。我很想同他单独聊聊，但见他实在太忙，大家又争着向他问这问那，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他急着离去。他离去前对我说：“现在学校还没有复课，麻烦你出一、两期墙报宣传党的政策。你也可以带领学生去附近的乡镇宣传，鼓励农民踊跃交纳公粮，打击银元贩子。”我立即答应下来。我同他匆匆握别，有些黯然神伤。“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从此遥隔万里，再也没有见过面。彭洋走后有同事对我说：“彭洋是‘老共’，真没有想到啊。过去倒有人怀疑你是‘老共’呢。”我问为什么。他答道：“你有时当众发牢骚，还骂国民党一两句。”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回答说：“像我这样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的人会是‘老共’吗？”

“文化大革命”后我读了一本叙述解放前重庆地下党对敌斗争的书。书中写道，1949年秋，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来重庆一个特别爆破组，任务是在重庆解放前夕对重庆的发电厂、自来水厂和几家重点兵工厂，如第21厂，第50厂……等进行破坏。这些工厂的地下党组织组织工人英勇护厂。书中特别提到，50厂所属务实小学教师、共产党员彭洋同志联络，组织该厂水电所工人守护水电所，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破坏这一要害部门的企图。

接下去的这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有那么大一股热劲。这时大多数同事对共产党、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执观望态度。我单打独斗，一天之内写了好几篇宣传文章，其中包括金钱板（一种类似快板的说唱）。这些文章我用大字抄正后，添上刊头，编组成一张墙报，张贴在大兴场镇正街后的停车场旁边的墙上。我还带领十多个学生去这个镇以东长江下游的木洞镇向赶集的农民宣传，演唱了金钱板等小节目，动员他们踊跃交纳公粮，抵制银元贩子，使用人民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国民党特务、恶霸地主、土匪进行坚决的斗争。西南有些地区在解放之初，这些反动分子纠集起来破坏交通，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征粮，十分猖獗。

50厂被接管后不久，邻居曹老师收到由驻厂军代表办公室转给她的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给她的通知：她的丈夫于1943年9月下旬在反日寇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他同曹老师是安徽同乡，青梅竹马。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在北平上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后，他奉党派遣回到安徽老家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39年与曹老师结为伉俪。同年年底，他奉调去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曹老师则随同她父亲和哥哥辗转来到后方重庆，在这所小学教书。从此天南地北，夫妻遥隔万里，音信渺茫。这次她得到丈夫的消息，已是阴阳两隔了。

这段时间我除了搞宣传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书籍。我读了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等的革命烈士的故事。

重庆解放后不久，一天我回家路过城内大同路时，参观了正在那里一所中学里举办的“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死难烈士事迹展览”。江竹筠、许建业、刘国鋕、陈然…等共产党员的惊天地、泣鬼神、慷慨赴死、壮烈牺牲的事迹震撼了我的灵魂。他们多么崇高伟大啊。我读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感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政治、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等方面多么崇高、多么完美。对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多么卑微。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我自己不是这种特殊的材料。对我来说成为共产党员是高不可攀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看来，我那时是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理想化了，完美化了。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举办这个展览期间，重庆地区逮捕了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受到应得的严厉的惩罚。

1950年1月，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的题为“荣誉属于谁？”的讲话，严厉批评那些不求进步，追求名誉地位和物质享受的干部。我读了这篇讲话对共产党更加崇敬了。

十九

这时我尽管思想已经有了变化，但上大学这个目标并没有放弃。按照有关规定，我这个师范毕业生这年7月教满三年小学后可以升学或转业了。我下定决心这年夏天报考大学。这时我还多了个心眼，每月的工资除吃饭和零花外全部储存起来。

机会到了。1950年2月报纸刊登了北大、清华等华北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将于同年7月来重庆联合招生的消息。人生能有几时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我决定报考。招生简单载明：报考专业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包括理、工科各专业；乙类包括文、史、法、经、财各专业；丙类包括医、农各专业；以甲类专业为第一报考志愿的考生，第二、第三志愿可填考乙、丙两类专业；以丙类专业为第一志愿的考生，第二、第三志愿可填报乙类专业；以乙类专业为第一志愿的考生，第二、第三志愿只能填报乙类专业；各专业考生的必考项目为国文、数学(乙、丙类只考代数）和外语；甲类专业考生加考理、化；乙类专业考生加考史、地；丙类专业考生加考生物。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观点是：解放后建国，国家要大搞科研，大兴土木，大建工厂，急需科技人才，因此理工类专业最吃香。普通高中的物理、化学我都没有学过，也不可能短期内自学到手，我无法报考这类专业。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文、史、法、经、财等专业，解放之初行情大跌，我也无志于此。父亲一直要我学医。我对医学也有些兴趣，何况第一志愿填报丙类专业的考生第二、第三专业还可填报乙类专业，何乐而不为。于是我第一志愿填报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二志愿填报哪所学校，什么专业呢？文、史、法、经、财等我是根本不想学的。我左思右想就填考外语吧。但问题又来了，填报哪种外语呢？解放之初，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英语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今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什么用了。于是解放前在中国独霸外语界的英语行情一落千丈，由牛市转为熊市。大、中学的英语教师纷纷改行，突击俄语现炒现卖，改行教俄语。解放之初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我想起读初中时我读过一些写得很好的法国文学作品，其中一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法语专业，尽管无论解放前后，法语在中国外语界都是小语种，很冷门。我有自知之明，做了思想准备：北大、清华门槛高，我十之八九跨不过。我并不抱多大希望，考砸了稍后再报考稍迟招生的重庆大学医学院。如果也名落孙山，一年内加把劲准备明年夏天再战。我这次报考大学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

1950年3月到6月，我白天教学，晚上只要不政治学习或者开会，我都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全部时间用于自学普通高中的代数和生物。我晚上战暑热，抗疲劳，硬撑着学到凌晨一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好男儿志在四方。”

七月流火，酷暑逼人。这时我正在重庆市教育局举办的中、小学教师暑期学习班学习，改造思想。学习内容是学文件、听报告、小组讨论、写心得体会，忙得不亦乐乎。学习场所正是我童年时代读过的巴蜀小学。十年岁月弹指一挥，旧地重游，感慨系之。

考期到了。考场设在沙坪坝南开中学。我在那里找不到住处。幸好这所中学离我弟弟正在学习的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解放前为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只有二十来分钟的路程。他为我出了个点子：考期晚上去这所学校的澡堂洗澡，洗完就躺在澡堂的躺椅上过夜。当然这得先同澡堂管理人员套好近乎，拿好言语，买一两包香烟送给他们，取得他们的同意。

临考之夜真难熬啊！先是蚊虫叮咬，令人难以入睡。好容易合上眼，忽然一道强光照射我的脸。我睁眼一看，是学校的保安人员巡夜用电筒照我。重庆解放后的一年多内，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仍然相当猖獗。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并把准考证给他们看后，才好好歹歹又睡了一会儿。东方破晓，这一晚我最多睡了两个小时。

考试分三天进行。每天上午、下午各考一门。头一天考政治和国文。第二天考数学和英语。第三天上午考生物。考后我自我评估：政治、国文和英语都考得不错；生物凑凑合合；数学考得很糟。考前我打错了算盘。普通高中的大代数比初中的小代数繁难得多。这次数学试题中有一道题，我连题都没有看懂。我安慰自己我又不是什么神童，怎么可能在四五十个晚上就凭自学学好高中的代数和生物两门课呢。不吃零蛋就不错了。我不应该过分自责。今年考不取明年再战嘛。

开学了。学校的领导班子完全更换。新上台的正、付教导主任(即正、副校长）是姓张的兄、妹俩。上任前他们是厂办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的父亲当时是这家工厂的工务处长(总工程师）。他们当上校领导绝不是因为他们老爷子当时仍然是厂的第二把手，而是因为重庆一解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重庆一些工厂和学校建立组织时，他们头一批加入。他们年轻、热情、积极、单纯、追求进步，大得工厂军代表室有关负责人的青睐。这两个青年连一天书都没有教过，却一下子爬到自己头上，有些教师怎么也不服气，但又不敢声张。其实这有什么好不服气的呢，这就是政治第一嘛。当然这样做也未必妥当。我想如果重庆一解放我就申请入团，以我在重庆解放初的政治表现，十之八九都会被批准。但我那时打的算盘是：如果我入了团，就成了一个政治组织的一员，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指挥。我可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还做着上大学梦呢。

二十

    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来到了。

    开学后不久，一天，我正在睡午觉，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开门一看是那个在大兴场中心小学教音乐的老冯。他见了我一边扬着手中的报纸，一边对我说：“老吴，恭喜你。” 接着他把手中当天重庆出版的《大公报》递给我，指给我看一则消息。这则消息是以本报讯的形式发布的1950年北大、清华等华北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在重庆地区联合招生的录取名单。共录取三十多人，其中清华录取四人：一人录取在中文系，另三人录取在外文系。这三人中两人录取在俄语专业。我被录取在法语专业。对我来说，虽然穿不上白大褂了，但录取在清华法语专业，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此时此刻，多年来郁积在我心中的怨气和愤懑，顿时消散净尽。真是心花怒放。天道酬勤，我这几年付出的辛劳没有白费。我有希望了。我有前途了。这个希望，这个前途倒也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也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不是“学优则仕“。到底是什么？我也模模糊糊。当然我也远远没有“毫无利己之心”，“专门利人，毫不利己”那样崇高的思想境界。

    迟至九月下旬，我才收到清华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太迟了。通知书上的新生入学须知中有一项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凭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证明申请助学金。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前往重庆江北区人民政府，见到民政科长。显然这是个随解放大军来重庆的接管干部，还穿着黄色军装。我向他说明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请他出具证明。他听了犹豫了好一会儿，不置可否。我忐忑不安起来。万一他说一句“不行。”我就完蛋了。我紧张万分。这时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那张办公桌上的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说话了。这也是个接管干部。听口音是上海人。我对科长讲的话，她显然已经听清听得清清楚楚。她对他说：×科长，我看应该给给他开这个证明。他没有读过普通高中，能考上清华这样的大学很不容易啊！” 她这句话让她的顶头上司不再犹豫，对她说：“那你就写个证明，盖上公章交给他吧。”这一下我吃了定心丸了。

    录取通知书还有一项说明：录取考生报到时必须交X光胸透检查报告单，并指定在重庆两家医院做这项检查。我去指定医院之一的宽仁医院检查。X光胸透后医生在检查报告单上写了两句英语，字迹非常潦草，简直是天书。我仔细辨认出后两个词是elsewhere negative 。当时我不知道negative 在这里是什么意义。这位医生检查后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茫然无所知，但不敢问他，因为解放前一些穿白大褂的“洋大夫”一般是不屑理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的。

    我把这一切都办妥后才回家把我考上清华的事告诉父亲。他听了又惊又喜，又内疚又忧伤。惊的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报考大学。喜的是我竟然考上了。内疚的是我初中毕业后他作为父亲没有花一分钱，费一分心培养我。忧的是大儿子抗战一胜利就随中央银行复员远去几千里之外的上海，现在二儿子又要离他远去万里之外的北京。他老泪纵横，对我说：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不过还是要以儿女自己的事业为重。你就去吧！”我最后对他说，我去北京的路费已经筹好，我读大学有助学金，不会花家里一文钱。他听了更高兴，连声说道：“好，好，我这就放心了。”这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谈话，一次只有十来句话的谈话。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这次是父子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