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多年，当我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时，我依然闻到那阵熟悉的味道，草籽香、花香、泥土味、野山果的味道，依然是一片翠翠的绿，把我毛孔里的浊气都洗了一遍，清爽爽的。我觉得自己变得很小很小，周围的土地好像要把我整个地抱住，我在那田野里欢奔着，去找我的亲人。

我找不到过去的小土房，眼前是一栋栋乡村别墅，白的红的砖墙，在阳光下那么耀眼。路的走向还没变，这样我不太费力地找到了老家的亲戚。

亲戚泡上旧时的芝麻豆子茶，以前招待贵客才有。芝麻豆子炒得喷香，再加几颗红枣，在茶水里泡一小会儿，等水稍温了，呷上一口，把牙齿、把胃肠温得舒舒服服，再没有比这更亲近的水了。

回家少不了走亲访友、挨个串门儿，老一辈都相互认出来了，相互端祥，感叹。年轻一辈却少见，大概都外出了。

我随妈走到大伯家，大伯早年就去世了，剩了大伯母，和一个儿子在当地打临工，我们去时大门敞开着。妈在门口叫了几句，里屋似乎有人应，微弱的声音，我们走进去看，昏暗的房间里一张床，床上躺着个人，脸色和头发白得瘆人，仔细看，那人的眼睛动了几下，妈认出来是大伯母，大伯母却没认出妈。大伯母说话神智不清，我们待了一会儿，看此情景，只好拿了点钱放大伯母手里，准备往外走。此时刚好碰到大伯母打临工的儿子回来了，见我们来，屋里也没地方落坐，就拿了几条凳子放屋前坪里坐下。聊到他母亲的病，四十好几的光棍汉，像抡锄头一样抡出一句话：“治是治不好的，只盼着早点死就好了。”妈赶忙说，“小声点，别让你妈听到难受。”“活着才难受，早死早好。”妈接不下去，进屋跟大伯母打了招呼，起身走了。

不远是二伯家，远近亲邻听说我们回来了，不一会院子里坐了一堆人。二伯递烟，端酒，上茶点，然后二伯母回来了。这二伯母戴着卷边的羊毛毡帽，脖子系了一条丝巾，这打扮在五十多岁的农村女人里头，确是出了挑儿的。

话题是二伯母起头的，她从妈恭维她的穿着打扮开始说起，“以前我还买韩国的香水，现在两边闹翻了，为了声援祖国，我也不用香水了。”她竟用上了“声援祖国”的词，而且声音理直气壮、正义凛然、踩着时代先锋的脚步而来，不禁让我一怔，屁股下的竹椅子“吱嘎”响了一下。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瞳孔像两粒金色钮扣，放着熠熠的光，像要准备一场大演讲。“这下两边搞僵，看来只有老美得利啰。”

“是啦，反正你得不到利，操这心有么哩用？”这时有人半讥讽半认真地说。

后来，妈问到大伯母的病，问到大伯母的儿子，二伯只说：“就是这个把月的事了，他那一房没什么好说的。”

我心里有些狐疑。这时，二伯母开始跟我们历数村里的发展，说谁在外头发了，谁盖的房子是琉璃瓦、屋顶带游泳池的，谁家结婚摆三天三夜的酒席。听得我堵得慌。

问到教育呢、经济呢？旁边有人说是要搞大集约化农场经济了，就是全村的田包给个人，你去搞农场，怎么搞由你。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搬到镇上，能做生意的做生意，能搞技术的搞技术。

这时人群倒是开始议论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

我一表哥说：“作了一辈子田的人，你叫他去镇上，能做什么呀？再说，生意哪有那么好做？会做生意的毕竟少数。”

表舅倒是思想更先进，说：“这是趋势，你没看国外都是这样，这就逼得你去找出路呀。”

“那还是包地的好。”一个光秃子附和一句。

“包地也不是以前那个干法了，哪里来那么多资本？”表舅掐着烟屁股狠狠地说。

“其实资本不是问题，有人找门路搞得到，关键是要有思路，搞什么？怎么搞？这事收益大，风险也大。”说这话的是坐表舅旁边一个剪着板寸头的中年人。除了褐红色脸上的几条深纹，外表上看不出什么特征。

“这是，这是关键。不过这事晓得如何实行？一个养猪的事都解决不了，只顾眼前利益，把水质都搞坏了。这搞农场的事，只怕也是唱得好听，到头来，赢了面子，亏了里子。”表哥愤愤地说。

我问，养猪的事？什么事？原来是河上游的几家大户，起先搞了大型生猪养殖，成了县里扶持的重点项目。可在河岸上游这一养猪，沿河住的人家就遭殃了，水质都变臭，没法喝了，连空气都变臭了。

我奇怪，昨天喝的水不是很好吗？亲戚说，那是知道你们来，跑老远去挑来的井水。

“听说呀，那养猪的人家两个儿媳妇都怀不上胎，就是跟这水质有关噢。”

“那还不赶快去治理一下，或者上头规划个地方专门搞生猪养殖，既然做大了，就要重新规划。”

“规划个屁，谁出钱呀？都只认收钱，出钱的事都避之不及。”

“那村民没有去镇上提个意见？”

“提了，没用，镇上、县里都只管收钱，没人帮你去规划。再说这规划影响得多大！谁去管？”

“那这样长久下去不行啊。”

“是啊，等吧，等上头班子换一茬看有希望没。”

“换一茬也是一个样，谁占到个位子不放手捞啊？！还不如往外头走。”

人群一片沉默，空气中果然远远有阵阵的猪粪臭味。

“河对面孙钱个媳妇死了，你知道吗？”二伯说。

“怎么？那个阿香，人品、相貌蛮好哩，怎么死了？”妈无不惊异和婉惜。

“谁晓得啊，两口子吵架，她一家伙，往杂屋里端起瓶农药就喝，倒头就死了。”二伯母大声插了一句。

“怪她个男人，外头回来，看见她跟邻居讲了几句话就大骂，有么哩事讲清楚哂。”旁边一人回应。

“是啦，有么哩事讲清楚哂，骂几句能怎样？你何必要一瓶农药就喝死呢？”二伯母答。

“是啊，谁不吵个架呀？这样就死，看来还是她太轻浮了。”二伯像是给个总结。

我感觉脑袋胀胀的，心里堵得不行，起身走了。

家乡建设大有长进，可我却害怕了与他们的谈话。究竟这一趟回乡之行，家乡给我留下什么呢？放眼望去，左边高速公路边，种了一大片油菜花，黄色的油菜花开得灿烂。这时，刚好一个戴着头巾的老妇人扛着锄头从油菜花丛中走过来，在橙红的夕阳映衬下，显得旷大而静美。我赶忙拿出相机想拍下，谁知我按快门的声音和相机的“大炮筒”，惊到了那位妇人，她似有被枪击中的惊恐，在原地呆立了几秒，才带着惊惧、恐慌的眼神匆忙逃离。

我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事，但我一直感到很内疚，都没能上前跟她说声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