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左邻右舍，是深藏在我心中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它镌刻着我童年最真挚的情感，承载着我童年最纯粹的欢乐。

       老家的房子坐落在集镇的繁华闹市之中，每天清晨，摆摊出货声、叫卖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交织成一幅热闹非凡的市井画卷。仅一街之隔，南面便是公社办公楼，还有粮站、供销社、邮政所、水产站、卫生医疗站、文化站、市管组等，一应俱全；左右两边则是茶馆、饼业社、营业组、缝纫社、理发店等，人声鼎沸。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号称“大马路”的老街，无疑是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我家对面，是大地主吴家的大宅。文革期间，地主一家几十号人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座大宅便成了公社干部及其家属的居所。那里住着一群干部子女，我很少踏进那个大宅门，也几乎没有和那些小孩一起玩过。我儿时的玩伴，主要是左邻右舍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女。左邻有一波小玩伴，右舍也有一波小玩伴，我常常左右逢源，乐在其中。

       寒暑假时，我主要和左邻以亮哥为首的一群十来岁的男孩一起玩。亮哥的家有一部特别的钢轮车，磁石般地吸引着我们这些小伙伴。那钢轮车是用三个钢珠轮做成的，木条钉成一个长方形的架子，后面装两个钢珠轮，前面装一个稍大的钢珠轮用来把控方向。木架旁边还装一个把手用作车刹。一个人坐在上面，一个人在后面推着。白天，我们一般在亮哥家后面的那个饼业社操场上玩，每人坐上一两圈。晚上街上没人时，我们就在大街上玩。老街有条陡坡，尽头处有五个台阶，人称“五阶岭”。一次，有个小伙伴坐的钢轮车溜到“五阶岭”时没刹住，就从“五阶岭”上飞下去。还好那时的小孩都是“身经百战”，身子灵活，经摔。在落地的关键时刻，他翻了个跟斗，只擦破了点皮，受了点惊吓，站起来，拍拍屁股，又是一条好汉。

       那时口袋没钱，但又嘴馋，于是，几个胆大的小伙伴就去偷家里的米，到饼店换几个水光饼、软烧饼，大家分着吃。我胆小，很少偷，但经常给别人望风，有了这份功劳，也能分到一小块。有这样的高兴事，也是我喜欢和亮哥这波小伙伴一起玩的原因。有一年的中秋夜，我们几个小伙伴翻墙爬树，偷摘了一个没熟、酸溜溜的柚子，但大家还是咬紧牙关、皱着眉头，硬生生把它吃下去。

       说起偷东西，儿时有个街坊小男孩是出了名的。他从小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生活十分困难，经常挨饿，小小年纪就辍了学，没人管教。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偷东西，因为二个手指的功夫了得，就有了一个“贼指俩”的绰号。有一次，我们看到他走进供销社的营业大厅，那里人很多，走一圈出来，手上就拿着两毛钱。因此，他不屑于我们那偷米的技俩。尽管如此，他却从来不在街坊邻里偷，只偷外地人的东西。那份微妙的界限，让我们既敬畏又同情。

       夏天，我们常去小溪捞鱼。把土箕插进溪边的草丛里，用脚使劲踩，把鱼赶进土箕里再捞上来。有一次，大伙嘲笑我胆小，被逼无奈，我壮着胆子下水，结果一脚踩下去捞了一条水蛇上来，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敢下水了。

       我们还自制弹弓去打鸟，主要是打麻雀。那时屋檐下、树枝上到处是麻雀，容易打。麻雀个小没肉，一使劲麻雀的头就被揪下来，然后去毛、火烤，就吃胸肌那点肉。那时，老街上有个人年长我们几岁，有点眼疾，眼睛一大一小，数他打麻雀最厉害。只见他大眼一闭、小眼一眯、头一歪，弹弓的橡皮一拉一放，那边的麻雀就应声落地，真是百发百中。他打麻雀前有个习惯性动作，就是喜欢在开打前拿着弹弓左右甩几圈，所以大家叫他“绕线环”。我们经常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姿势打，水平提高得很快。

       我们还常“南征北战”和街头街尾的小伙伴们打架。 有一次，在学校的后山上打了一场“群架”，先是双方用石头、泥土互扔一番，然后，随着亮哥的一声“冲啊”，双方拳脚相加、推搡摔跤，一边互殴、一边戏闹。我们因人多势众，撂倒对方几人，占了上风，就自诩大获全胜，号称“马路杀手”，从此声名大噪。我先是躲在大伙的后面，胜利在望时，冲上前去，对空胡乱拳打脚踢一番，沾沾自喜。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几个人恶作剧，把那些对面单位的牌匾，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进行“张冠李戴”。第二天，看着大人们拿着别家单位的牌匾，找自己单位的牌匾，我们几个在偷偷窃喜。公社领导很重视，说这是敌对分子搞破坏，要查出来狠狠地处理。后来，听说是街坊那些小孩的恶作剧，也就不了了之。

       开学后，我主要是与右舍以丁兄为首的那波小伙伴玩。丁兄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邻居的家长们都要小孩子向他学习。他周末时间常摆小人书摊，看一本一分钱。那时我常去帮忙照看书摊，也趁机看几本小人书。这也是我喜欢和他一起玩的原因。

      玩游戏是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我们玩得比较多的是打香烟纸做的“镖镖”和报张做的“饼饼”。为了让“镖镖”飞得更远，我们用蜡烛油涂在“镖镖”上，冬天，打这样的“镖镖”手像针扎一样疼，但为了赢一个“镖镖”，也顾不得这些了。有时陪女孩子玩，就玩跳房子、跳橡皮、弹柿子、捡石子、飞纸飞机等游戏。

       我们还常玩一种叫“孵猴蛋”的游戏，就是在地上用木炭画一个圆圈，里面放一块石头。由一个人四肢着地做像猴子状伏在地上守着，其他人采取声东击西、轮番作战的办法把石头踢出圈外，这就算赢了，“猴人”就要弯腰做鞍马让人飞过去；如果谁被“猴人”抓住了，那就由他来当“猴人”。

       小孩总是嘴馋，偶尔有一两分零钱，就拿去买一调羹的石螺，或买一根甘蔗尾，几个人分着吃。有一次，几个人口袋里凑了一毛钱，我们去买一根甘蔗，进行劈甘蔗比赛。把甘蔗立在地上，用刀尖压在甘蔗末梢，刀在空中画一圈，趁甘蔗未倒，一刀劈下。劈到哪里，切断，以上一截归劈者。这是我们第一次玩，也是最后一次玩，因为几个人的口袋攒不到一毛钱。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小伙伴都已年过花甲，曾经熙熙攘攘的老街，空荡荡，成了外乡人的新居所。走在其中，有着那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偶见一两个熟悉的面孔，都是垂暮的长者。那些曾经的小玩伴都已搬离老街，结识新的玩伴。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曾经那无忧无虑的时光、天真无邪的伙伴、单纯真挚的友情，都深深地烙印在回忆里，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总是那么亲切，回味无穷，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