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五”那年高中毕业
如果没有那几次刻骨铭心的高考经历，我一定不会认为范进也会疯。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高中学业，三次参加高考，从九二年开始，一“考”而不可收拾，最终得以进入大学，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铁棒磨成针”“水多泡倒墙”。
第一次参加高考，同大多数学子一样满怀信心甚至信心百倍的，希望在这个“黑色七月”里来一个“开门红”，一次性地撞开那神秘的大学之门。但是，当我考完最后一科时，我感觉到彻底完了。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一言不发，母亲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谨慎地问：“儿子，怎么样？”我没吱声，母亲又忍不住问了一句：“有戏吗？”我大吼一声：“你烦不烦啊？”这应该是我二十年里第一次冲母亲发这样的脾气。父亲默不作声，狠狠地抽着旱烟，烟雾在他脑门上缭绕，然后在房间里弥漫开来。父亲终于说话了：“儿子，你要是考不上咱就留下来干活挣钱盖屋找媳妇，你看国子和你一般大，都有孩子了”。是啊！我那些小学同学甚至初中同学大都找媳妇了，他们十八、九就开始找。结婚生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始终作出一副不让土地荒芜的样子，在农村也只有这样了。
但是，摆在我面前的两条路却让我难以抉择：要么通过升学走出穷山村；要么当兵，在部队寻求机会。母亲说：“儿子，实在不行咱再结就复读一年吧！你不要前功尽弃啊！”那一年我是在母亲的鼓励下读完“高四”的。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和压力。我怕失败，更怕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置之地而后生，学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我在宿舍床头用毛笔在一张纸写下“闻鸡起舞”，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松懈。我紧绷的神经像上足弦的发条，随时都可能崩溃。但不幸的是，我终于又一次倒在了考场上，倒在“黑色七月”里。从高考那条独木桥上摔下来时，摔的竟然比第一次还要惨。这次，父母依然没有责怪我。我在那口小屋里足足睡了两天两夜。一个明媚的清晨，阳光打着滚，从床头上把我唤醒，那从窗口注入的光柱里尘埃漂浮，它们总是被固定在那个光环里寻找突破的漏洞，我突然感到那阳光是如此的亲切。我对父母说我要从头开始，母亲热泪盈眶，父亲浑浊的眸子里充满了失望。表姐说：这孩子肯定笨，要不就是读傻了。我从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竟会如此的脆弱，甚至不堪一击。
我迈进那间熟悉的再也不能熟悉的教室时，几个打闹喧哗的学生嘎然而止，小声嘀咕着：这是新来的老师吗？我胡子拉喳的一副颓废之像，他们竟把我当作新来的老师。呵呵，真可笑！
母亲给我送来了高级营养补品，是用磨碎的核桃仁和玉米面炒制后拌制而成，只需用温开水轻轻一泡就可以啜饮。我觉得比我那些同学喝的“太阳神”都好。这一年我低调出击破釜沉舟，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搏击了。那一年，我都不知道如何度过的。星期六的黄昏悄然回家，星期天夜幕降临，又偷偷溜回学校，感觉自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我害怕街坊邻居嗤笑我。小学同学的母亲领着她的小孙女在大街上玩耍、在我躲避不及时时，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对小女孩说：“来，孩子！叫大爷。”我还未来的及适应这个角色，脸已红的像秋后染透的柿子。
“高五”，最后一个“黑色的七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里结束。每考完一门课，我都会撕掉一本书，大把大把的破碎纸屑象一片舞蹈在七月里的蝴蝶，纷纷扬扬，祭奠了我最后一个高考的结束。
回到家中，母亲眼巴巴地看着我，一言不发。她多么希望想从我的表情上看到一丝信息啊。她默默地转身、离开，默默地给我端上饭菜，然后又默默地站在原地看着我。我理解她的心情。她是多么希望她的儿子能够迈进大学的校门啊，然后端起一只金灿灿绣着荣耀的碗。
一个多月后，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竟喜极而泣。爬上屋后那座山，对着空旷的山谷高声呐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山谷回应：“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作者简介：
笔名西马，本名孙绪云，七十年代生于清照故里，现居淄博桓台。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化工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学生时代发表诗歌，后因生活所迫搁置多年，于2009年重新拾起久违的文字，先后在《星星》、《山东文学》、《天津文学》、《时代文学》、《文学港》、《山东诗人》、《中外文艺》、《诗刊》、《诗选刊》、《行吟诗人》、《天涯诗刊》、《边缘诗刊》、《华夏散文》、《中国散文家》、《中华风诗刊》、《未央文学》等纸媒刊物发表作品。曾获“清照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齐风韶韵杯”诗歌大赛二等奖，“黄河口杯”全国金秋大赛三等奖，有作品入选大型文集《诗歌里的齐鲁风景》、《章丘文学双年鉴》等，著有散文集《水上的家园》、长篇小说《滑向青春的利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