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塑造了人类的生理性和社会性
我们的社会同一性又是怎么来的呢？
社会同一性其实是共同体对共识的聚合，比如当我们说起某个人作为父亲角色时，会自动对他应该有的行为有了预设；又比如不论恋人是否公开情侣关系，都会对对方的许多行为有着基本预期。
所以社会同一性本质就是标签化，是集体主义促进共同体内协作的产物。而它的形成，是长久以来人类社会演化的结果。
在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我们进化出一系列生理特征以保护我们更好地生存，而“协作”作为个体生存中极为重要的能力，控制了人类极多的情感和行为变化。
比如报复心，是人类为惩罚破坏协作行为而产生的的一种预防机制；从众行为，来自于人类心理的两种底层渴望：获得别人喜欢的渴望和正确做事的渴望，这两种渴望也是促进协作的基本情感。（链接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
在生理之上，人类的协作，又进化出了文明。
一名学生曾经问了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
很多学生们猜想的答案是鱼钩、石器、火等等。
然而米德的回答超出所有人的猜想，她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我们发现了“一块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肱骨”。
米德进一步解释说：
“大腿骨骨折在动物界如果被折断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如果动物摔断大腿，这其实意味着死亡，因为它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食物，它很快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
“而愈合的肱骨则表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来照顾受伤的人——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不受攻击。”
最后米德意味深长地总结说——“从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人们对个体自身利益的追求，和集体协作能力的保证，是人类发展的生物性基础；而进化出情感、文明、道德等想象力的辅助，形成共同体，也构成了社会协力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同一性。于是人类精神领域的特点，也是我们理解宏观与微观概念的核心要素。
环境是不同时代对共识的表达结果，形成社会同一性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形成政治、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别，本质是不同地理环境下，进化出的协作方式的区别。（链接地缘政治学知识）
这也是中华 5000年文明没有断绝难能可贵的地方，这样的精神遗产对任何共同体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内，有着悠久历史的共同体，其个体会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不易迷茫。
比如当中国人对孝、对伦理、对亲戚关系出现质疑与困惑时，应当去哪里寻找力量？自然是论语、诗词以及古往今来的百家经典；
这与西方人从信仰中获得力量是一样的道理，虽然东西方文明都面临着传统危机，但在新时代运用新技术对传统再解读和延续，也是新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
中华文明经历了最为长久的农业时代的影响，在彻底步入工业时代后，又开始承受着来自互联网时代变化的冲击。在2020年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识中遗传自农业时代的强权统治、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与互联网时代个人意志的交锋。在这样的冲突下，可能需要中国对共同体内的共识进行新的或更好的表达，协调中国当代个人与集体关系。
对外，有着悠久历史的共同体，在集体行为中，会更为理性、节制且具有策略。
比如中国在过去可以宣传自己传统的“中庸之道”，积极却稳重地参与到世界协作中；近几年开始倡导的一带一路，依然从历史汲取了极为重要的象征与合作力量；而在疫情下更加强调的“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是带着中国特色对世界大同共识的重新表达。
集体主义在提供着确定性和安全感，并促进集体协作的同时，如果缺少这样的自制，容易产生极端主义。尤其是在高压环境下，会对共同体内个体产生更大的伤害。
比如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心理学家对这样的极端现象研究后发现，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大部分只是普通人，但是在权威要求下、集体分担罪恶、丧失个体感时，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悲剧。
共同体需要历史与文化的矫正，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白起“坑杀40万赵兵”的事件，最终让他遗臭万年。那么当我们再面临类似场景时，就有了更多的参考。当然在全球化的今日，人类共同体会分享更多的历史教训。（链接社会学、历史学知识）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共同体需要找准维系自身稳定的共识，并更有效地对其进行表达，“历史感”可以帮助共同体更好、更稳定地实现这一过程，但这需要允许和帮助丰富且大量的个体更好地发声与协作。
环境为个体选择提供选择，并塑造偏好
不同环境的共同体对自身共识的表达形成了集体独特的文化和共识，而环境间的交互和为个体提供选择的区别，塑造了个体的偏好。
比如在我读书时期，同龄人们都偏爱中国武侠故事，网络小说影视作品等也多有武侠题材。然而在接触到国外超级英雄电影，这些可以制造出更宏大场面的形式后，武侠中的“武”的破坏力，就比不上幻想作品的设定，也逐渐满足不了大众的幻想。于是中国网络小说里，武侠小说逐渐落寞。
这些人们从小接触的历史、文化，结合来自父母、老师、朋友的教育和影响，决定了我们集体的文化底色，而接受更多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使个体在学习和选择中，表现出偏好。
相较于传播较为容易的小说、影视、游戏等娱乐媒介，和通过媒体传播的价值观，环境为个体所提供协作网络的选择影响更为直接。
比如产业单一地区的青少年，想融入到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体系里只能通过高考。与之相比，产业更丰富地区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继承家族生意、家庭的裙带关系甚至社会社交关系融入到社会的协作网络，那么自然某些地区的学子面对的高考竞争压力更大。
又比如老一辈艺人常感慨年轻时不得志，而如今艺人出道越来越容易，各种综艺节目、经纪公司也让艺人成名方式更为多样。这也是社会进步后，为个体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个体对这些选择的认知，也是其本身受环境影响形成的特性。
所以当人们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时，会发现更多自身的差异性和社会性。比如在国外时，我会对自己亚洲人的身份有更强烈的感受，用餐等习惯的不同也在不停的提示我。
许多移民、留学生、跨国公司的员工都有这样的经历，到一个新国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新环境下得体的谈话和行为。甚至跳槽到另一间企业文化与之前风格迥异的公司工作，也会让你有类似的感受。这既是人们从众的本能，也是融入协作网络的必要手段。
我们就是靠着对不同环境下共识和协作方式的学习和理解，对陌生世界有了初步的理解，认知到了“我”与“环境”的区别。环境也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和塑造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