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热度的艺人被疯狂追捧的同时也很难逃脱被极其严苛地批判的命运。前有杨幂袁姗姗当年的全网通稿，和张艺兴那拥有97万粉丝的黑号。而最近，讨论度最大的大概就是《青春有你2》的四胞胎姐妹选手。
申家四胞胎被黑的导火线其实是一次选表演C位（中心位）的组内对抗。在那次对抗中，申洁以1票的优势赢了王承渲。但投给申洁的3票都来自她的四胞胎姐妹，其余的两名选手都投票给了她的对手。随后，她的姐妹们以一连串“一点私心都没有”“有亮点懂吗，有亮点”的解释出圈（图一），引发了全网的群嘲。
任何形式的欺凌和暴力都是不对的
首先，我写这一篇推送有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我反对网络暴力，以及现实生活中任何生理心理的霸凌。这件事的对错是非暂且抛开，哪怕我假设最近四胞胎引起的争议的真实性，我依然反对全网大起底式的网络暴力。
近几年我们所知道的直接或间接因网络暴力而去世的艺人有不少。乔任梁，崔雪莉，具荷拉……但还有更多的不在娱乐圈的人，可能依然在遭受着不同形式的欺凌和暴力，但哪怕到一切结束之后，都得不到这么多的惋惜、追思和同情。
网络暴力并不少见。调查显示，我国有接近30%的青少年曾经遭受过网络暴力。[1]其中，在2014年，香港地区有31.5%的青少年在一个月内进行过网络暴力，有23%的青少年曾遭受过一次或以上的网络暴力。[2]
研究发现，网络暴力的施暴和受害，多发于青春期的初期和末期。这很有可能跟从童年步入青少年，以及从青少年步入成年阶段需要面对的各种生理心理，以及社会角色上的变化有关。[3]
自己没有手机、家里没有网的人群接触网络暴力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如果在家里就有电脑并有网络连接，青少年参与或遭受网络暴力的可能性会比需要在学校、网吧等其他环境上网的同龄人小。[3]
自身和父母的科技素养越低的人，越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施暴或受害者。[3]同样的，不幸的成长环境，也会让人更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网络暴力。[4]
跟踪调查显示，网络暴力的影响对受害者来说是长远的，且与受害者当下及未来的情绪及行为问题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遭受的网络暴力的严重程度，与未来焦虑、抑郁等情绪，以及暴力甚至违法行为的发展息息相关。[5]而与其他的暴力霸凌形式相比，公众关注度和热度也让网络暴力的后果更为严重。[6]
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对网友来说，评论和转发的初衷可能并不是为了霸凌。研究发现，网络上使用攻击性语言和行为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幽它一默。也有一部分的网络攻击是出于嫉妒心和安全感的缺乏，然后才是自我保护以及报复心理。[4]
但实际上，那些自以为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不断的互动、评论和转发后，不知不觉都会变了味。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只是觉得有点儿好玩，但是关注久了，可能会越看越气，越评论越火大。
这是因为心理上，有一个自证预言效应。自证预言，说的是在我们一开始选定了立场之后，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更留意迎合我们预设立场的那些信息，逐渐地加深我们对初识立场的认同，最后发展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哪怕一开始说魑魅魍魉或是做嘲羊群众，关注这类信息旧了，我们自己也就当真了。
负负不一定得正
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说，那是他/她本身有问题。
在逻辑学中，有一个常见的逻辑谬误是彼此彼此谬误（Tu quoque）。 “彼此彼此”式思维，通常会试图以一方的错误来论证另外一方以错误的方法去反驳前者的正确性。
但是，假设A偷了B的东西，C看不过眼所以把A抓住暴揍致死。那么即便C是出于惩罚或制止A的错误行为的理由去殴打B，殴打致死这个行为本身，也是错误的。A的错误无法论证C的错误的合理性。
所以同理，在四胞胎投票这一件事上，哪怕她们的确就是存在着人品和实力的问题，以网络暴力为手段，到现在这个全网联动的后果，这样的行为本身也不会因为她们的问题而变得合理。
菜不是原罪，有热度且可替换的菜才是
大部分明星应该都被黑过业务能力。但其实，业务水平怎么样，本来就是个相对的概念。蔡徐坤在同届选手中，不能说是不是绝对的最佳，但业务能力应该当之无愧是在上位圈的，依然因为打篮球的视频被从头黑到了脚。
而说菜的，杨幂当年被一直抓住不放的《爱的供养》，的确说不上是多么优秀的演唱。但对一个非专业唱歌的艺人来说，这首歌其实也没有到人神共愤地难听。
如果这首歌是在她有了《宫锁心玉》的热度之前问世，说实话，也不一定能引发这么持久源源不断的群嘲，说到底，没有热度，也没有那么多放大镜等着去检视这个艺人了。
另一方面，与其说“菜”本身，使“菜”成为原罪的，可能还有这个艺人的可替代性。四胞胎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大的火力，其实不是因为她们的业务能力真的差得惊天地泣鬼神，而是因为在同期选秀里，其实粉丝可以选择的与她们设定雷同的艺人还有很多。
相反，上一个更“菜”甚至“菜”得出圈的艺人杨超越，反而当时像她那样的“傻白甜”以及后期“锦鲤”人设的艺人不多。所以即便她也被大规模的黑过，到现在她依然在同期选手中占了极高的热度和流量，甚至高于当时第一名出道的队友孟美岐。（图二）
这样的现象，如果把娱乐圈比作市场，把艺人比作商品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在经济中，商品需求的弹性越小，它受包括价格起伏在内的市场波动的影响也就越小。[7]
一般来说，刚性需求的商品，自身都会有比较显著的品牌特色和品牌忠诚度。
拿国际著名蓝血时尚品牌香奈儿来说，它的时装线把粗花呢面料应用到了极致。于是，无论有多少品牌（比如Zara和Sandro）前仆后继地用了类似的面料甚至类似的设计，我们一看到一件粗花呢的外套或一条粗花呢的小裙子，总会下意识地觉得是“小香风”。
那么品牌忠诚度，可以拿时尚巨头爱马仕来举例。说实话，对它的目标受众来说，不一定爱马仕的每一款包包，都能设计得比市面上的任何其他包都合乎心意。
但是爱马仕这个品牌，大概比其他品牌都深得它的目标受众的心。我相信如果问靓靓袁咏仪，她大概也不会因为看到一个爱马仕的包不喜欢，就减少对这个牌子的喜爱，甚至少去哪一家门店一次。
对市场来说，需求刚性的商品在市面上的替代品一般较少，互补品一般也会更多。拿石油来举例，它在国际交通运输原料的市场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
虽然近年来世界也在积极发展不同的新能源，但实际上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汽车、轮船、飞机等，依然是交通运输市场的主流。
因此，哪怕知道它的燃放不环保，哪怕知道市场基本上被垄断，供应也不稳定，依然没有多少人去“黑”它。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任它被“黑”的市场。
那回到艺人本身，业务能力的提高固然重要。就像爱马仕，它除了靠着它品牌的逼格，起码在一开始也是靠它那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作为卖点的。
但是要做一个少一点被黑的艺人，其实除了业务能力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需要注意。比如在娱乐圈里，现在演戏的，偶像养成系的小鲜肉和花旦都不少，你要如何找到一个比较少雷同的定位呢？
此外，要让粉丝对艺人的需求弹性变小，也要考虑一下发展一下艺人的互补品。比如全球的科技巨头苹果，就做到了让顾客有了iPhone之后，会觉得电脑也是苹果的会更方便。口红一哥李佳琦和他的N姓女明星一样时不时搭档出境，就会让想要看他的狗带粉丝习惯要去看李佳琦的直播，或者至少关注他的资讯。
所以如果被黑得太惨，建议多学习一下经济和金融的相关知识，争取逆风翻盘，做圈中爱马仕。
说话的艺术
无论如何，申清替她妹妹说的那几句话，真的是从“导火线的制作”这种教材上活生生扣下来的范本。说实话，很多时候，会影响表达的不是表达本身，而是表达的方式。
凭剪辑后的几段小视频来探讨一个人的人品这项工作太艰深了，除了满足一下八卦心理外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所以，还是让我偷个懒，以这个例子来简单探讨一下说话的艺术吧。
1.利益相关要明示
科研论文里常常有一个表明立场/利益冲突的章节。之所以有这个章节，是因为读者常常要通过去考虑论文可能会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来判断它的预设立场，以及最后的结论是否有偏差，有多大的偏差。
有一些利益相关方可能比较难发现,但“激情发言”的申清和C位候选人之一的申洁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个节目的投票结果需要由公证处公证，那么在伦理角度看，候选人的直系亲属的投票是否属于有效票数，都还是个问题。
在有明显的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申清的那一句“没有私心”，其实就是她试图给自己的道德许可（moral credential）。道德许可指的是人在做出某些有争议的行为之前，提前为自己行为的合情合理所奠定的基础[8]。
这可以是先行否定行为可能存在的争议，比如提前声明“没有私心“。 也可以是提前进行一个代偿行为，比如怕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的人去支持一位黑人总统[9]。
而道德许可效应指的是，在给自己颁发了各式各样的“道德许可”之后，人合理化自己有争议的，甚至是消极行为的倾向。
在08年的美国大选中，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比没有支持奥巴马的选民更可能表达“白人比黑人更适合做警察”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会认为，之前的投票作为“道德许可”，已经代表了他们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因此即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也不算是歧视。[9]
但实际上，只有与表达者有共同的身份认同的同类听众会信任这样的“道德许可“。而对非同类的听众而言，他们的看法其实并不会因为 “道德许可”的存在而有太大的改变。[10]所以其实，说不说“没有私心”，影响最大的，也只是四胞胎的判断。
在在有明显的担忧和胁迫感的情况下，人往往会下意识地高估自己所“颁发”的道德许可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放大道德许可效应[11]。
可更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在其他人看来存在了更明显的偏差[11]，越说”没有私心”,往往越显得”有私心”。
2.考虑你的听众的感受比考虑你自己的想法更重要
站在功利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投资学里的博弈论[12]。如果把表达类比成一场博弈，那么影响这场博弈的的结果的其实不只是表达者和听者自身的目的、策略和行为，还有双方根据自己可得的信息对对方的目的等所做出的揣摩以及反应。
所以哪怕四胞胎是真的认为“有亮点”“抓住了眼球”，也不代表她们想表达的内容能被听众良好接受。这可能跟她们的表达方式没有顾及到听众的感受，而着重于一昧地“先声夺人”有关。比如后面在队友提起自己有爵士舞资格证的时候质疑队友的判断说“你不了解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
3. 要及时去发现并正视对方的情绪反应
共情能力在工作和沟通中都非常重要。美国的一个实验发现，面对相同内容的公共安全通告，群众更容易被以共情为基调的通告说服。比起其他类型的公告，表达出共情的公告也有助于减少读者的认知图式（schema），也就是固有思维。[13]
其中一种表达共情的方式，就是及时发现并认可对方的情绪反应。[14]
比如说，在有爵士舞教师资格证的队友开始“很负责任”地说的时候，其实她的语气和表情已经是处在了消极抵抗地状态。而且，队友认为“渲的水准是高出我们（所有人）不少的”，她的潜台词其实是对一昧赞赏申洁的言行是极度不认可的。
这种时候，与其一直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试图说服对方，不如先从认可对方的情绪反应开始。先说一句“我理解，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之类的话，比说“你有什么爵士资格证也不能那么讲”可能更能起一个暖场顺便转移一下话题的作用。毕竟，队友的重点其实不是自己有什么证，而是她与四胞胎对组内对抗的评价有明显分歧。
4.要有适当的眼神交流
研究表明，直接的目光接触能够激活人的“社交脑”，也就是大脑中包括梭状回在内的不同的负责处理和输出社会性信号的部分[15]。
而适当的眼神交流，除了有“看”的动作外，另一个要素在于稳定性。研究发现，在一分钟内，更持久的眼神交流有助于塑造一个相对不那么焦虑的形象，从而给对方留下一个更积极的印象[16]。
回看视频，从说“没有私心”开始，四胞胎的每一个发言要么是没有直视对方，要么是看了一下又匆匆转移视线，或者干脆像翻白眼一样斜视(图三)。当然，她们所坐的位置以及摄影机的位置可能也会影响了她们的表现。但是相比之下，另一位当事人王承渲一直面带微笑地直视（不是瞪着）说话人，起码在表情管理上就加了分。
当然，其实“说话的艺术”这一部分的内容，对所有了解甚至参与了评论或转发这次事件的吃瓜群众们，也是一样适用的。
如果你至少不是只为了一昧地泄愤，通过舆论创造新的一个弱势，把所有你经历过感受过的不公都加诸她们身上……
希望你也能注意一下说话的艺术，表达方式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表达本身更加伤人。如果我们别的忙都帮不上，那么希望我们至少不要做压倒别人内心的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你曾经或现在正在遭受网络或其他形式的霸凌，请根据需要及时求助可以信任的师长、心理及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有必要，也不要害怕报警求助。
隔着屏幕，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慰藉。但希望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让自己很困扰甚至很痛苦的事情。在遇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时候，及早发现自己能力的天花板，及早去寻求帮助，其实是比消极抵抗，一直强迫自己做自己的情绪垃圾桶更勇敢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值得珍惜，霸凌是霸凌者的过错。不要因为他们的过错，放纵自己的内心秩序受到伤害。
共勉。
小陈
2020年4月1日
于广州
Reference
[1]中国社科院（2019）,社会蓝皮书。
[2] Wong, D. S. W., Chan, H. C.& Cheng, C. H. K. (2014),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3] Çakır, Ö., Gezgin, D. M.,& Ayas, T. (2016),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aCyberbully and Cybervictim among Adolescents in Terms of Different Variables,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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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llerman, I. et al. (2013),Electronic Aggression Among Emerging Adults: Motivation and Contextual Factors,Emerging Adulthood, 1(4), 29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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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bio, S. & Sonja, P.(2013), Is cyberbullying worse than traditional bullying? Examining thedifferential roles of medium, publicity, and anonymity for the perceivedseverity of bullying.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2(5),73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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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rumm, A. J. & Corning, A. F, (2008),Who Believes Us When We Try to Conceal Our Prejudices? The Effectiveness ofMoral Credentials With In-Groups Versus Out-Groups,the Journal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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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ffron, D. A. (2014), MakingMountains of Morality From Molehills of Virtue: Threat Causes People toOverestimate Their Moral Credential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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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aw, J. (2018), Game Theory,in ( 6thEd):Oxford Dictionary of Finance and Banki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8789741.
[13] Peng, L. et al. (2020), Theimpact of fear versus state empathy on persuasion and social stigma.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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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asson, G. (2015), Difficult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in:Brilliant Communication Skills, 8, London: Pearson. Retrieved from:https://learning.oreilly.com/library/view/brilliant-communication-skills/9781292081076/html/chapter-008.html
[15] Senju, A. & Johnson, M. H. (2008), The eye contacteffect: mechanisms and development,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3(3),127-134.
[16] Napieralski, L. P., Brooks, C.L., & Droney, J. M. (1995), The Effect of Duration of Eye Contact on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ttributions of State, Trait, and Test Anxiety,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3), 273-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