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6:30起床，中午1:00睡觉，2:00上学，晚上11:30睡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太多作业缠身），这就是一个还没有正式进入高中学习的准高中生一天的生活节奏。
三年紧张而悲催的高中生活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孩子就以这样的节奏安排自己的生活学习和休息，身为家长，不是感到欣慰和放心，而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平心而论，每一个学生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期都能够抓住机会，好好地利用时间，在人生的黄金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辉煌。这样，因为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以后的生活和人生就不至于因为该奋斗的时候碌碌无为而变得暗淡灰色。可是，真正面对现实的残酷，看到幼小的心灵、稚嫩的面庞、瘦弱的身体，在不改承受太多的年龄就承受难以承受的人生之重时，真的为孩子生长在这种教育变味畸形的时代而感到悲哀。
自《汉谟拉比法典》把人类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始，人类社会中人与人自己、人与社会自己、人与自然自己就变得不再那么的简单与和谐。而这种等级差异的存在，让这种想象虚拟的现实变成了一道隐形的坚不可摧的城墙，把人们的思想牢牢地禁锢在某一个狭小的时空中，从远古一路走来，非但没有解禁，反而变得更加牢固。而且根植在人类思想的最深处，时时左右着人类行为处事的方式与思维。人上人的光鲜亮丽，无需栉风沐雨，只需开动脑筋，发号施令即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中间阶层，尽管没有人上人生活的舒适惬意，但有了自由之身，就可以进行“一切皆有可能”的创造；至于人下人，则只能处于时刻不奴役，被压榨的境地。由于没有自由之身，没有掌控自己前途与命运的权利，所以只能蜗居在阴暗的角落，苟且的存在，默默地生活，慢慢地老去，黯然地离开。对他们来说，既然上帝安排他们以如此的身份存在，而且被清清楚楚地写在法典之中，就没有抗争的必要。否则是对上帝和神灵最大的不敬。虚拟的划分，主观的切割，三六九等这个原本不存在的等级层次经过无数次的革虑由虚无缥缈变成的了铁律。而且随着时间的淘洗，日渐在人类的思维深沉根深蒂固地存在。
三人成虎，一种思想或理论在时间长河的淘洗中经过无数次的重复或强化，它尽可能成为一种左右或禁锢人的思想意识的戒律，直接的，或间接的；有益的，或有害的。不论如何，它都会影响着世人行为处事的方式。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关于读书求学的价值与意义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凡是识得文字的人想跳出由这些精粹论断围筑的时空都难。时代的发展进入到竞争尤其残酷的时期，这种论调非但没有出现式微的态势，震慑和蛊惑力反而变得更大。除了指向成人的世界，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孩子的思想中。尽管远古人为等级的划分已不见踪迹，但面对庞大的社会谱系，随着各种“拼XX”现象的出现，一道隐形的鸿沟把普罗大众不自觉地分割成不同的阶层和等级。相对于没有“拼”的资源的阶层来说，要想从底层跻身到高层、更高层，“在没有其他有效方式突围的话，执着于高考是最有效的手段”。正是如此，一场全民性战役的大幕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悄然拉开。既然是全民性的，全民皆兵盛况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与14年的惨烈的抗日斗争相比，12年的学途攀爬与抗争尽管没有出现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但围绕一个终极目标而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是一本厚厚的记账簿：战争主角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开始为接下来的漫漫征程积蓄力量。十二年的成长历程一以贯之的不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无忧无虑的少年，而是在由五花八门的教材资料铺就的布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负重前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围绕“参战队员”生活学习，在外围打援的“后勤补给部队”事无巨细的操劳忙碌。
是什么造成如此的全民总动员的热闹？追根溯源自然要回归到考试这种相对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的机制上。而由于这种机制功能被人为肆意地夸大，其所外溢出来的灼伤力广大：孩子在特定年龄阶段应该享受的生活被人为地剥夺，大人原本相对平静而单纯的生活节奏被打乱。除了家庭层面，从学校层面看，因为各种考查机制的逼仄，上至教育的谋划者、管理者，下到教育的实施者很多情况下都不可能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思维，遵循教育应有的规律去经营；至于社会大环境，因为敏锐的洞察力的支撑，各种机构和团体应学校和家长、学生之需，围绕教学考试这个轴心，使尽浑身解数对其推波助澜。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与喧嚣就在所难免了。而在这场竞相展演的比拼中，处于旋涡中心者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以失去自我、失去本心的状态疲于奔命地挣扎着。
教育的本义是育人，树人，是遵循人的心性发展的自然规律进行引导。只有这样，受教育者在接受引导教化时才能体验到成长的真正快乐，才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可是，审视当下的教育现场，又有多少教育的经营者能够真正按照教育固有的属性对受教育者进行塑造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有悖常态的状况，一个方面是受制于丛林法则的逼仄，另一个方面无法褪去名利之思的裹挟绑架。当把成年人的一套思维逻辑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一切难以理解，甚至怪异的现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各方博弈在成就强大的受益方的同时，自然就有与之相匹配的被戕害方。由于力量或地位的不对等，这种失衡造成结果就是孩子们为了完成大人的重托，为了实现自己心中播种的美好愿望而进行超负荷地运转。“救救孩子”，当年鲁迅先生发出的呐喊振聋发聩；今天当面对围绕教育而渗透的各种博弈时，再喊出“救救孩子”，显得是何等的微弱。智人的社会，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呜呼哀哉！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