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国庆的第二天，好友小君从北京打来电话，她的声音里透着京城十月的寒气，像秋风扫过的落叶。
“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徐同学出去吃饭了”
“哪个徐同学？”
“就是我哥啊，以前跟我一个小区的”
“哦哦，怎么啦”
“他说梁丰进局子了”
“什么，真的假的，为什么啊，他怎么知道”
“吸毒”
“…….”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少年，我曾经了解他并且深知他，却在后来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逐渐远离他，而今我突然想起他，这个少年，像是北方冬日的太阳，清冷的温柔着。
07年的时候，我读小学，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转去北方一座小城读书，作为一个转学生，我在校园里度过了清清冷冷的三天。好在这种清冷只维持了三天，第四天，我在课堂数学小测上轻松地拿了满分，下课之后，一群女生叽叽喳喳的朝我围了过来。第五天，班主任按惯例重新安排了位置，我逐渐认全了班级同学以及我的新同桌——梁丰，一个在学校里很浑很作的男孩，老师口中的坏学生。
梁丰是初三时他改的名字，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自行车区取车子，弯腰解锁的时候，看见车后座的商标牌子摇摇欲坠。
上了初中之后，我经常会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碰见梁丰和他的朋友们，通常情况下，他会猛地骑车蹿到我的旁边，抬脚踹我的车后座，在我摇摇晃晃要摔倒的时候又及时地扶住我的车把，笑嘻嘻地取笑我；他也在每次跑完操以后，从七班的方队穿过前面六班的方队跑到我们班，找到我之后，狠狠的弹一下我的脑袋，在我的痛呼中吊儿郎当的跑开了。
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男孩，我一度懒得同他计较，原因无他，同桌三年，年少的我曾窥见他内心的孤独，不曾拆穿。
转学之后，我总是很早到学校，北方的冬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有次我在校门口碰到梁丰，他从一辆面包车下来，跟车里的人在争执着什么，语气很不好，一个年轻女人从另一侧下车，走到他跟前，往他手里塞了一部手机，低声说着什么。
我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只听见梁丰不耐烦地说，你们最好别回来了，也别管我了。那时天空灰蒙蒙的，呈现出一种近乎完美的忧郁的灰蓝，我慢慢朝教学楼走去，身后女人逐渐抬高了声调，男孩依旧不耐烦地回应着，他们的声音像两颗石子扔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间，执拗地等待彼此的回音。
到教室门口的时候，门还没开，百无聊赖的时候梁丰吊儿郎当的来了，他眼角发青，脸色有点沉郁。他使劲用手推了推教室大门，随即把书包丢到地上，抬眼看了看靠走廊的窗台，身子向后退了两步，脚一蹬双手撑上窗户翻进了教室，打开了教室门。我想了想，帮他把书包捡起来，踱步走到座位上，把书包放在他的桌子上。那个早晨是我们做了一个多月同桌后第一次正儿八经的交流。大概小孩子的心事总是藏不住的，他跟我说，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老是吵架，吵得凶的时候什么都砸，就差没砸他了。去年终于离婚了，他跟了爸爸，但爸爸又带回来一个女人和一个姐姐。言毕，梁丰烦躁地拨拨额前碎发，狠狠地踹了踹了桌子就跑出教室门了。
07年的中国小孩，依旧对单亲家庭异常敏感。对梁丰来说，他已然失去了妈妈的爱，可组合家庭让他陷入了另一种恐慌，好像有人试图分走他另一份爱了。在我二十岁的人生里，我遇见过不少单亲朋友，他们当中有的人，将自己紧紧的封闭起来，性格内敛话少；有的人后来幸运的遇见相处不错的亲人，平凡着也幸福着；剩下的唯一一个，是梁丰，熟识的几年里，他时常暴躁的摔桌子扔椅子，时常乖巧的像个阳光的大男孩。有一次他突然在课堂上大呼一声，那时正是班主任周老师的语文课。老师没有因为他打断课堂而责备他，而是语调温柔的轻声问他怎么了。我记得那时座位旁边的梁丰突然就不好意思起来，他略微低着头，右手摁住自己的大腿，朝老师说道：“腿突然抽筋了”。时至今日，我想起那件事，都很感激班主任周老师。她在三尺讲台上像一个母亲，弯下身子帮梁丰按了按抽筋的大腿。自此，梁丰在语文课上表现得像一个乖学生。
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突然来了一个高个子转学生。这里暂且称他为阿K，阿K的年龄比我们大两岁，在老家留级了两年，因为劣迹斑斑。阿K同梁丰迅速玩到一起，一开始是梁丰带着阿K在校园里横冲直撞，后来慢慢地，大家对阿K的畏惧感远远超过了梁丰，因为梁丰从来都是表面上吓唬吓唬人，很多时候，他帮大家搬搬桌椅帮课代表搬搬课本作业帮老师擦擦黑板。他甚至会在高年级的学生欺负一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冲到人家跟前维护小学生，尽管大多数时候采用动手动脚的方式。在他矛盾的反常的背后，我发现梁丰秉性善良，充满正义，同时北方人的仗义情怀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阿K除了个头高，还结识了很多初中部的人。在那个小城镇里，我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打架斗殴以及校园暴力。阿K转过来的两个月后，七八个初中生找到学校，他们堵在校门口扬言要揍死阿K。我记得那天放学后阿K在教室里呆了很久很久，其实他也还只是一个孩子。终于在日落之后，梁丰从学校外面跑了回来，那时我还在学校等总是不及时接我的爸爸。他告诉阿K ，校门口还是有两三个人，梁丰甚至背着他从不当回事的书包，他神秘兮兮的拉着阿K去了男厕所。第二天的课间操时间，我才知道事情远没有结束。教导主任在广播里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五年级二班的阿K、梁丰，并对阿K处以严重警告的处分，对梁丰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后来我才知道，在那场差点发生的校园暴力里，阿K在被逼到死角的时候终于掏出了一把水果刀，恶狠狠地指着对方的带头人，他们一哄而散。
学校总是后知后觉，他们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把阿K叫到了教导处，没一会梁丰也被叫走了。在办公室里，几乎每一个老师都异常严肃地问阿K，水果刀是谁的？不是你的？谁给你的？答案是梁丰，在他好好背在身上的书包里，在他跑出学校看见神色凶狠的初中生后，他用他不聪明的脑子能够想到的唯一的答案是买一把水果刀，这样阿K就能自保了。他为他幼稚的不谙世事的仗义付出了代价。后来我问阿K,事情怎么就这样呢？阿K说，你不想想我那一刀万一捅下去怎么办？这是教导主任告诉他的，教导主任还说了，梁丰这不是帮你是害你。阿K显然听懂了这话并认同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想起这件事，意识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把水果刀的危险性。在那个傍晚，一群少年行走在人生的边缘，走错了，可能万劫不复、生离死别。那把水果刀最终没有左右任何人，它只是让梁丰在学校的立场变得尴尬且奇怪。学校里单单只是我们年级的学生就已经在私下无数次议论他，仿佛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梁丰还是像从前一样吊儿郎当，好似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知道，梁丰话变得越来越少，他也越来越不愿来学校里。我曾同他交流过，只是那时我的说辞或许显得单薄且无力。
梁丰掉入了校园冷暴力的漩涡里，岸上甚至没有人看着，有人经过了，就妄自评论，他们扔下他们说的话，像扔垃圾一般，之后便转身越走越远了。在这个故事里，我甚至不去想阿K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被围观的梁丰，变得更加敏感更加暴力。
升初中后，我们到了不同的班级，很快便适应了初中生的身份。初一时期的梁丰尽管还是不认真听课，却也不怎么惹事，我们好像比小学时更熟了，尽管这种熟仅仅停留在偶遇打招呼，但我甚至一度很欣喜，还好，还好，他没有全然放弃自己。只是到初二时，到了老师口中的分水岭时，梁丰开始数次被通报批评，我也在走廊撞见他们班主任大声地呵斥他。初二学期期末考时，我的考场在梁丰班，而他也留在本班考试，我猜想大概老师怕他出去考试会更无法无天。两天的考试，梁丰做了所有能气到老师的事情，跳窗跑去上厕所，故意弄出声响，在考卷上涂涂画画，跳出窗后，在窗边同一个女生大声讲话。种种行为，令人生气，而我也感到厌恶。在某一次升旗仪式上，梁丰终于被勒令停课了。我在排列整齐的人群里，看见升旗台上的梁丰，他站在高台上，神情仿佛在庆祝他好像终于离开那个几乎使他窒息的漩涡了。那时我没看懂。现在想来，他只是选择了漩涡里最污浊也最轻而易举的一个出口，用夸张的举动掩饰内心的无助与不安，做尽了混事，也顺着河水爬上了岸。
被围观的梁丰好像终于走出大家的视线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他的父母没有离异，或许就会发现梁丰藏了一个心结，或许就能认真地思考如何帮助他们的孩子，或许成年后的他就不会因为毒品葬送了自己。
那次升旗仪式之后，我关于他所有的消息都来自于只言片语，谣传或者事实。
初中毕业以后，小君悄咪咪的在公交车上跟我说，她说梁丰，跟从前年级二班的张某在一起了，梁丰对那个女生是真的好。我很惊讶，那个女生我是知道的，我心里默默地比较着他们，觉得不够般配，我不知道事情真假，可我知道梁丰会对每一个他认真对待的人好的。
爱于他而言，不是奢侈品，他攒了一箩筐无处可放。
挂了电话后，我打开很久未联系的小学好友列表，小心翼翼地点开一个当年似乎和梁丰玩得很好的同学的头像，抱着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的心事，在我斟酌了很久的消息发过去之后，对方很快就回了，语气肯定，且颇带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或许在世俗的眼光里，如果见到你的时候，你正走在一条乌云笼罩的路上，那之后的许多年，你也是一直呆在那儿的，就像一块石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美玉的。
成长中家庭的缺失也好，遭遇的校园冷暴力也好，我总是认为梁丰是想变得像所有平凡的学生一样，只是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支撑他去改变，只是在他包裹的内心里执拗的认为没人在乎他变成什么样。我知道这世上还有许多个梁丰，我知道的那一个，他如今或许真的就困在高墙之内，在他二十岁的人生里，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如果这一次事件改变了什么，我希望于他而言，这绝不是不是望不到底的黑洞，我希望高墙之内，梁丰可以抬头望望夜幕星空，放自己走出去，这是成长亦是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