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的时候，有个学生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脸困惑地问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世上不存在魂灵，不存在上帝。我看了眼她胸前的十字架项链，笑了笑，告诉她说，我相不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选择可以让你更有幸福感，可以让你更加快乐地活在这人世。

学生站在那若有所思了一会儿，回报我一个大大的笑脸，说了句“谢谢”就跑回去了。可她离开后，原本在备课的我却始终无法继续集中精力，记忆的阀门已被她凿出一个豁口来。

话说起来，那已经是快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并且这事到底有没有确实发生过，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确定。就算我现在在日本的大学里教哲学，教唯物主义论，可我内心深处还是愿意相信，二十几年前那个夜晚所有一切难以用唯物主义论解释清楚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二十几年前我刚来日本神户留学，还是个一腔热血的愣头青。在经历了神户大地震大难不死之后，我总觉得这捡回来的一条命绝不能白白浪费，于是便萌生了去日本各地看看的想法，第一个目的地当然是东京，可苦于囊中羞涩，一直未能实现。

一日，在学校和有宗美子先生闲聊，无意中得知先生本是东京人，老家就在富士山脚下。1995年神户大地震时随志愿者大部队来到神户救援，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两人在满目苍夷的废城之上一见倾心，之后先生便在神户结婚定居。

我于是笑问道：“先生你可知道去东京最便宜的方法？”

先生皱着眉头，思忖片刻，脸上露出谜一般的微笑，随即便在办公室里四处寻找。

“找到了！”先生兴奋地叫道，径直走向角落里的一个纸箱，“哗”得一声利落地撕下纸箱盖。

先生将纸箱盖拿在手里正反端详，然后走向办公桌，拿起黑色马克笔，一笔一划的写下了几个大字。我歪着脑袋，追随着马克笔摩擦纸板的“沙沙”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出来：“誰か——私を——連れて——東京に——行き——ませんか？（谁能带我去东京？）”先生写完这句话，盖上笔盖，将纸板塞到我的手里。

我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抬起头看着貌似对自己的杰作仍不满意的先生：“不……会吧？这难道就成了去东京的车票了？”

“对！这就是车票，拿着这个纸板到高速公路路口举着，保证你能顺利抵达东京——便宜到只需你动动嘴皮说几句感激的话。”先生果然意犹未尽，又从我手里接过纸板，在底下画了一个“拜托了”的表情。

我半信半疑地带着这块纸板回家，半路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回到家洗了个热水澡后躺在榻榻米上对着天窗外的天空发呆。发了一会儿突然顿悟到发呆的人生也无趣，于是便一骨碌爬起来开始收拾行李——说白了也没多少行李需要收拾，就几件换洗衣服加上几本书而已。我只是借收拾行李这个过程在心里告诉自己：“看吧看吧，行李都收拾好了，箭已在弦，弹已上膛，不去也不行了。”

下午五点半，我穿着一件无花纹的白色短袖T恤，黑色短裤，黑色凉鞋，背上简易的迷彩双肩包，轻装上阵，甩上了家门。邻居是位六十几岁的独居老太太，老太太在三年前的大地震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己也失去了一条腿。可每次见到她时，她总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仿佛已经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一般。此刻她正拄着拐杖在楼下浇花，看到我后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也热情地回应她，可心里却满是悲凉，总有种即将慷慨就义的悲壮感，觉着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时值盛夏，日本的梅雨季节一过，天气便猛地燥热了起来。虽已是傍晚，仍热得让人发晕，汗珠成群结队地在脊背上短道速滑。道路两旁震后新建起来的民居门口栽种着各式叫不出名的花儿，这会儿都在热浪里耷拉着脑袋，作林黛玉娇喘状。看到这些花花草草，总是会不由怀念起我那个远在一海之隔之外的小村庄来。母亲嗜花如命，几平米见方的小庭院里种满了各色花草，这个时节应该已是一派樱红芭蕉绿的情景，小时候总觉得那花团锦簇间成群飞舞的蜂蝶很像红纱绿帐下的花戏台上捋着长长的雉翎唱大戏的。

天空是神户特有的蓝，荷红色的晚霞跌了一跤似的洒满了天际，乌鸦“嘎嘎”地叫唤着，已经出来寻觅晚餐了；远处的六甲山郁郁葱葱，氤氲着云雾，灵活的电车在山林间呼啦啦驶过，四面八方涌来的蝉鸣响彻半边天。

我在神户三宫站搭乘最近的一班公交，前往长田区的高速公路路口。

从公交车下来，我先观察了下地形，四周视野宽阔，一边是成排的工厂建筑，一边是碧汪汪的日本海。这段公路正好处于上下坡路段的交汇处，适中的车速应该有足够时间让司机看清我手中纸板上的字。这个点已近下班高峰期，车流量也算可观，对于想搭顺风车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从背包里取出纸板，鼓足勇气，对着川流不息的车辆高高举过了头顶，脑子里不知为何一直浮现着那副高举旗帜的胜利女神的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不用说，“胜利之旅”并不会走得那么顺利，各式各色的车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车内的司机大抵都会眯着眼睛看下纸板，再看下我的脸，然后扬长而去，有几个还朝我报以抱歉的微笑。

我的脸已然涨得通红，心里一遍遍骂着自己真像个白痴，可内心深处却总有一道微亮的希望火苗在忽闪着。

红心蛋黄似的大太阳已经一半沉浸到了海岸线里，海水也晕染成铁水般的金红色。空气依然闷热，我整个人现在就是瓶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啤酒，渗出一瓶身细密的水珠。我看了下手表，不知不觉已经六点二十分了。心里吹起一阵凉风，呼啦啦扇着心里的小火苗。

又等了十来分钟，终于有一辆车顶绑着冲浪板的黑色丰田汽车打亮了靠边灯，在我面前降低车速停了下来。

我兴冲冲的跑过去，感谢的话刚要蹦出口，黑色的车窗慢慢降下来，伸出一个戴黑墨镜，穿橙色花衬衫的中年大叔的脸。大叔噘着嘴，从眼镜上方看了看我手上的纸板，操着一口热情的关西腔问我：“小哥你要去东京？”

“正是正是，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我满脸堆笑准备讨好大叔，可话还没说完，大叔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朝我摆了摆手，说道：“小哥你搞错啦，这条路是去广岛方向的，去东京的车在马路对面。”

我一脸尴尬的笑：“这……这样啊……对不起，我搞错了……”

天际的蝉们看热闹似的叫唤得格外欢畅。

大叔扶了扶眼镜，对我摆了摆手，说了句：“祝你好运哦小哥，去东京可是段不短的旅途呢！”然后就摇上了车窗，踩下了油门扬长而去。

看着黑色丰田麻利远去的身影，我脑子里只有四个字——出师不利。

眼看远处海面上的夕阳就剩下一点点金鱼尾巴似的残红了，我赶忙冲上不远处的人行天桥，跑到马路对面，一鼓作气再次高高举起纸板。

天色渐渐黯淡下去，穿行的车辆渐次亮起了车灯，不再那么炎热的海风在耳际呢喃细语。我内心焦灼万分，反复看手表，明明才过去几分钟，却感觉已经等了几个小时。

夕阳已经完全不见踪影。头顶开始稀稀拉拉闪烁起微弱的星光。远处的海面上的灯塔也都亮了起来，远航的轮船发出长长的鸣笛声，即将启航离去。

一直高举着的手臂已经酸胀得就快失去知觉。脑子里晕乎乎的，抬手摸了摸脑门，似乎有点发烧的预兆，许是下午那场雨的缘故，这下心底的火苗算是彻底熄灭了。那辆中古的银白色铃木汽车到底是什么时候停在我身旁的我是真的一点都未曾察觉，或许是从哪条小道上驶过来的也说不定。我刚放下纸板垂着头，就听到车内的男子对我喊了句：“喂！走吗？”

还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又来了精神，坐在副驾驶上变着花样把我所能想到的日语中表达感谢的句子都说了一遍，边缘已经有些破烂的纸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般静悄悄地躺在我的脚下。男子只是点点了头示意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再说，自顾自地继续开着车。车内弥漫着淡淡的青柚香薰味，音响内流淌出来的是披头士的《Free as a Bird》。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去，道路两侧高耸的路灯一路目送我们远去。这平凡的一天已接近尾声，而我憧憬已久的东京之旅才刚刚开始。

我侧过头去，偷偷打量起这个男子来。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一张瘦削棱角分明的脸，低低地扣着黑色棒球帽，眉毛修成日本男人特色的细柳状，睫毛浓密，像两丛茂密的热带雨林的阴影从眼帘里欠出身来。蓄着短短的络腮胡，使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更成熟些。两瓣沉默不语的嘴唇上映着路灯的流光。穿不规则裁剪的白色T恤，蓝色牛仔裤，颀长的手指在转向盘上随着音乐打着节拍。

男子转过头来看向我，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张冷冰冰的脸孔似乎在问“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我机械地把头转向前方，空气里满是尴尬的气味。我本来就是个不太会主动跟人说话的人，可心想着既然上了别人的车，总该表现地热情些才对，况且距离到东京还有好几个小时呢。于是我便搜索枯肠，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地跟男子搭起话来。

“你……这是要去东京旅行吗？”我热情地问道。

“不是，我住在东京。”冷冰冰的回答。

我余光看到后车座上平铺着一套西装，便又问道：“那你是来神户出差的吗？”

男子沉默不语，脸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又恢复了平静。

我自知无趣，于是便决定在找到下一个合适的话题之前不再开口讲话。

《Free as a Bird》之后是一首《Real Love》。

混在音乐声里，沉默的男子突然冒出了一句：“为了一场葬礼来的。”

“葬礼？”我怕是自己听错了。

“真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都没来得及跟你说话。你叫什么名字？”男子朝我微微一笑，如梦初醒般。

“陈。请多多关照。”我慌慌地答道，倒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是中川真士，多多关照。你是留学生？”

“留学生。”

“哪里来的？”

“中国。”

“中国啊，一直想去一次来着。万里长城什么的，太帅了。陈君你可去过？”可能照顾到我是留学生的缘故，真士君的语速慢了下来，动词形态也运用得准确无疑。

“没去过，我之前一直住在南京。”我尴尬地答道。

“南京啊，听说南京人很恨日本人是吗？我要是去旅行会被揍吗？”

“揍倒是不至于，只不过是些残留的历史问题罢了。”

“作为日本人，真是对不起啊，陈君。”真士君朝我苦笑道。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为什么？”

“曾经无意间看到过一组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从那以后就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负罪感压在心头，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过。可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到这个人世，就得连同日本所有的历史一起默然接受。这种感觉很奇怪，却没有别的选择。”

“又不是真士君的错，历史已经过去，出身又无法自己选择，你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的。你能载我去东京，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话说陈君你为什么要去东京？”

“一直想去看看咯，也没什么特殊的理由，心血来潮想去就去了。”

真士君瞥了一眼我放在脚边的纸板，问道：“那你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方法去东京？”声音有点异样。

我摸了摸后脑勺，讪讪而笑：“还不是因为新干线太贵了嘛！”

真士君只是一笑，又开口道：“我一直住在东京，倒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繁华是繁华，却总觉得较之关西地区，总少了那么点人情味。人们的脚步永远都是那么匆忙，电车内总是塞满了满脸疲倦的上班族，过段时间就会有承受不住生活压力的人从电车站台上一跃而下……我倒是愿意住在神户，有海有山，天空碧蓝，人民热情。”

“神户跳站台自杀的人也不少啊。真士君你刚才说你是来神户参加葬礼的？”

“嗯，一位女士的葬礼。”汽车正行驶在过江大桥上，高架桥绳索的阴影在真士君的侧脸上飞速明灭，恍恍惚惚地看不清他的脸。

“对不起。”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只是这个时候不都应该说句’对不起’吗？”

“谢谢你，陈君，你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灵魂游离在这个世间吗？”

“我也说不清，现在正在大学里学哲学，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怕是真没有灵魂这玩意。不过我从小到大，这类故事倒是听得不少。”

“我对此倒是深信不疑呢。总觉得人死去后意识的一部分会借助一定的媒介残留在这个世上。生前穿过的衣服啊，写过的日记本啊，或者没被焚化的某些身体的部分——头发，指甲之类的。如果这部分意识足够强烈，强烈到越过一定的界限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我听得有点毛骨悚然，在这夜晚的高速公路上谈论一些死后意识之类的话题。

这时，真士君的电子手表响了起来，我瞄了眼车内的电子计时器，显示着八点整。真士君关掉了手表上的闹铃，从座椅旁的储物盒里拿出一个小药盒来，一只手就熟练地打开了药盒，取出两粒白色的药丸丢进嘴里，也不就水，只见两节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就咽了下去。

真士君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从小心脏就不好，十六岁的时候做过一次心脏移植手术，我这条命一直就这么靠大大小小的手术和药物维系着，竟然也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到了二十几岁，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心脏移植手术？！”

“嗯，那时候父亲都快要在病危通知书上盖章了，突然被告知有了匹配的心脏，急急忙忙就连夜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没想到手术竟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成功，排斥反应少得连我的主治医师都觉得不可思议，仿佛那颗心脏十分中意我这副病歪歪的躯壳，像急于躲雨的麻雀慌里慌张地躲进乌鸦的巢穴一般，恰如其分地融合进了我的身体里。”

“听说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人性格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真的吗？”

“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但有一次，大概就在术后三个月左右，我当时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着什么事，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我现在是一丁点也想不起来了，可当我一转头就看到站在房门口的母亲，正在用一种惶恐的、惊愕的、甚至带着一点愤怒的眼神看着我，仿佛那时候的我不是我，而是一个突然闯入家里来的陌生人。可我那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连之前的自己在做着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仿佛那一小段时间内的自己正被某一个无形中人支配着。”

“还真是诡异。话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身体里装着另一个陌生人的心脏。”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也有点不适应。总恍恍惚惚地不知日夜东西。常常半夜惊醒，觉着枕边有另一个人微弱的呼吸声。很怪异的感觉，虽然那颗心脏已经成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总觉得它仍然残留着它前一个主人的一点点尚未死透的意识在，像在暗中算计着一场阴谋似的。

“手术后的大半年，我都是在这种云里雾里的状态中度过的。一种非死非生的游离状态。可半年后这种状态并未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我竟患上了臆想症。”

“臆想症？”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但我还是从日语假名的发音上在脑海里迅速推算出了这三个汉字来。

“嗯，那个医生在病历单上就是这么写着的——术后臆想症。”

“具体是个什么症状？这种病？”

“就是从某一天起，我就一直都觉得背后有人在尾随着我。可转过头去，满大街自顾自奔走的陌生人。”

“这种症状持续了多久？”

“大半年左右。”

“然后就突然消失了？”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话说陈君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带你去东京吗？”真士君转过头来，一本正经地问我。

“因为真士君心地善良吧……”我也转过头去看他，可他的脸被挡在棒球帽的阴影里，完全看不清表情。

真士君又沉默地转过头去，继续开车。披头士精选辑也在此刻播放完毕，音响里只剩下滋啦啦的电流声，以及脚下发动机呼啦啦转动的声响。银白色铃木在宽阔无人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融化在黑色的夜幕里，成了类似黑巧克力酱般流动的液态状。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真士君抬眼看了看后视镜。

“嗯？什么感觉又回来了？”

“服务区到了，我们休息会儿吧。”真士君指了指前方的亮着微弱灯火的低矮建筑物。

不知不觉，车已经开到名古屋市了。

我们在服务区下车，真士君去给车加油，我跑到旁边的7-11便利店买了点三明治和罐装咖啡，以及一包七星牌香烟。

从便利店出来，真士君已经加完油坐在车里等我。汽车没发动，车内黑乎乎的，青柚味的香薰味又浓了点，真士君静静地坐在座椅上，依然扣着他酷酷的棒球帽，帽檐的阴影恰好裁剪到唇角处。

我把装有三明治和咖啡的塑料袋放到他身前方向盘后的台面上，说道：“请用。”

真士君说了句“谢谢”，然后只打开了咖啡，慢慢地喝着。

“抽烟吗？”我打开烟盒，半抽出一支来递到他面前问道。

“之前倒是抽得很厉害，最近已经戒了。”

“那介意我抽一支吗？”

“请便。”

真士君启动钥匙，铃木又“突突”呻吟了两声，继续运作了起来。

我点上了烟，按下了车窗玻璃，对着车外吐出长长的一口烟，说道：“我倒是戒不掉了。”

“陈君最好也戒了吧，毕竟不是什么好东西。”真士君说着支起身子，在后视镜里反复确认着什么。

“我也想啊，来日本一个人生活后，却怎么也戒不掉了。”

“突然这么问可能有点会吓到你，陈君你觉得我们车后面有没有什么人在？”真士君继续仰着头看着后视镜。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看了看后视镜，又伸出车窗外看了看，哪有什么人，鬼影都看不见，对着真士君摇了摇头。

真士君只是微微一笑，又打开了车内的音乐播放器，是一曲我没听过的钢琴演奏，然后拉动操作杆，踩下油门，说了句：“没事，我们继续走吧，还有好长一段路要开呢。”

灵活的铃木在服务区扭了个身，又重新驶上了前往东京的路途。

“真士君你刚说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是什么意思？”我抽完烟，把烟蒂塞进喝完的空咖啡罐里，撕开三明治一边吃一边问他。

“有人在尾随我的感觉。”真士君音色深沉，如同车外的夜色。

我一口三明治呛在喉咙里上下不得。我再次从后视镜确认车后的情况，只看见被缩小了的马路像银灰色的飘带一般向后翻飞而去。距离很远处有一辆车的灯光在微微闪烁着。

“你是说后面那辆车？”

“不是车，是被某个人正紧紧跟随着的感觉。”真士君说得轻描淡写。

我瞄了眼速度表，显示着110km/h，压着下巴终于咽下了喉咙里的三明治。

“这种感觉从我一出神户三宫就有了，有点像刚买的衣服里的标签搁着后颈的异样感，可转过头去自己根本看不到标签。我正想就这么一个人大半夜开回东京心里总感觉怪怪的，就看到了一脸沮丧举着纸板的陈君了。”

“说得跟真的似的，你们日本人都是这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的吗？”

真士君转过头来看看我，云淡风轻地一笑，并没说什么。

真是上了贼船了，下次还是安安稳稳买新干线的票好了，我心想。

一段突如其来的沉默，车内的空气也变得浓稠起来，音响里继续流淌着舒缓的钢琴曲，听着很熟悉，却叫不出名字。我半按下车窗，头倚在车玻璃上，呼啦啦的夜风扑打着我的脸。

汽车依然在高速公路上孤零零地奔驰，后面跟随的那辆车也在上一个出口下了高速。在这深夜，人坐在高速运转的汽车里总有种恍惚感，似乎周围一切的物什都失去了原本的形态，时间和空间杂糅在一起，汽车正在混沌之中开向未知。

不一会儿，我感觉到真士君正在慢慢减速，回过头来就看到了前面几百米处正拉着警备线，交警正挥着指挥棒示意真士君停车。警备线后是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一辆大型载货汽车横斜在马路中间，大大小小的纸箱散落一地。不远处中心线的灌木丛旁是一辆四脚朝天已经被撞得七零八落的黑色家用小轿车，车旁围聚着几个人，人群中心有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抱着怀里的男子痛哭流涕。

真士君在警备线后慢慢停下了车，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得沉重起来。

事故现场不断有人跑来跑去，女人仍在痛哭着，怀里的男子看上去也就跟我们差不多的年纪，许是她的儿子。医护人员正从停在一旁的救护车上搬出担架来。

“不会吧……”真士君呢喃道。

远远地看到一群人把男子抬上担架，塞进救护车里，不一会儿救护车就“呜啦呜啦”从我们身边开走了。女人仍瘫坐在马路上，垂着头，脸面埋在头发的阴影里。

“貌似很严重啊，看来我们得等上一会儿了。”我抻长脖子看着。

“陈君，可以给我一支烟吗？”

我转过头去就看到真士君浑身都在微微发颤，双手紧紧攥着。

我赶忙从包里翻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他，替他点上火。

真士君猛吸了一口，只见烟头上猩红的火星迅速向后退去。真士君闭着眼睛，眼球在眼皮底下转动着。

“不要紧吗？真士君。”

“不要紧的，谢谢你。烟果然还是好东西。”

“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前面那个女人……不可能……我刚刚参加完她的……”

我身体紧紧贴在靠背上，手心里都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车内表盘上绿色电子计时器闪了一下，变成了“00：00”，新的一天开始了。

“等等……”真士君睁大眼睛盯着电子计时器，“陈君，今天是几号？”

“已经过了十二点了，已经八月十三号了啊。”

“八月十三日……盂兰节开始了……”

“盂兰节？”

“今年是平成几年？”

“平成啥的我不太清楚，但今年是西历1998年啊。真的不要紧吗，真士君……”

“1998！平成十年咯。这不可能……今年明明是平成十八年，我是平成十年八月十三日凌晨做的手术……”

“真士君，你的玩笑越开越大了……”我已经有一种打开车门跑出去的冲动了。

真士君停顿了一下，把吸完的烟嘴跟我一样塞进空咖啡罐里，用平静的语气开口叙述道：“当时我对那颗匹配的心脏原本的主人一无所知，问了很多次父母也没肯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只知道这颗心脏是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已经脑死亡的年轻男子的。”

我看了一眼前方的事故现场，又看了一眼一本正经说着话的真士君。

“术后臆想症什么的其实根本不是我的凭空臆想，那天夜里我从噩梦中醒来，真切地感觉到身后有人微弱的呼吸声，我伸手拉亮了台灯，转过身去，就看到了正趴在我的床沿，用空洞的、浑浊的、呆滞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的她。”真士君抬起手指了指前面坐在地上的那个女人。

“父母被我的惊叫声惊醒，跑过来后立即报了警。在警局里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流着泪，警察从她随身的背包里找到了她的住民证，得知她住在神户西宫。她的丈夫第二天就从神户赶来了。他看着警局里拷着手铐的妻子，不停地叹气，最终说出了所有的事情。

“他们的独生子半年之前在前往东京旅行的途中因为事故中去世了，去世后根据儿子健康保险证背面写着的’本人脑死亡后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的遗愿，将心脏捐献了出去。失去儿子后的她受到了无法恢复的打击，整个人变得神志不清起来。可一个月前，她不知从哪得知自己儿子的心脏被移植到了一个在东京的男子的体内，之后不久就失踪了。没有谁知道她是如何跑到东京来又找到我家的地址的。我至今仍记得她那天夜里看着我的眼神，仿佛她的身体跟我并不在同一时空里，她眼中看到的，也并不是眼前的我。

“那之后，我每年都会来神户一两次，看望他们。她虽然一直神志不清，但每次看到我时，眼神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给我的感觉就像碳灰里最后一点猩红的火星子。然而，前几天，我就接到了电话，说她已经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人世。我一个人开了车，到神户参加她的葬礼。在葬礼上的某一刻，我的心脏就那么突然地少了一拍之后又恢复了跳动，那时候我就知道从此以后自己的身体里有一些东西也跟着一起失去了，一种说不清楚是什么但心里明确知道确实存在过的东西。”

我听得蒙头转向，车内的顶灯照得我满脸发烫。

“可这明明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今年明明是平成十八年了啊……”真士君始终攥着他的拳头，一刻都未松开过。

真是见鬼了！意思就是说，我所搭乘的是一辆八年后开往东京的汽车？我在心里自问自道。

“还是说，我从神户开出来的时候，进错了路口，开进了八年前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天来？”真士君转过头来问我。

我对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浑身冷飕飕的异样感，只想快点离开这被交通事故阻拦住的深夜公路。

前方的事故现场还是乱糟糟的一片，看样子距重新通行还有一段时间。我看着窗外那轮大得有点怪异的红月亮，浑身燥热得厉害，这会儿脑门儿也变得滚烫起来，我闭着眼睛在脑中迅速回忆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试图找出在哪一环节出了什么差错。可迷迷糊糊地根本无法分辨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臆想，还是说现在的自己已经悄然跌入了梦境……

我在一阵颠簸中醒来，头顶仍是那颗红通通的月亮，月亮下是迅速向后撤去的流动树影。脚底下的发动机仍旧发出轻轻的“呼啦”声，那张写着“谁能带我去东京”的纸板仍然压在我的脚面上。我瞥了一眼表盘上的时间，已经是“03：32”。转过头去，真士君正专心致志地握着方向盘，眼角里流淌着月光的影子。

我在座椅上欠起身子，一直压在身下的右胳膊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像折断的树枝一般从胳膊肘处垂下来。

“你醒啦。”真士君对我嫣然一笑。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刚才的一切是真实发生过还是自己无意间睡着后的梦境。

“就快到了，”真士君对我说，“你打呼声可吵死我了。不过还真得感谢你的呼噜声，不然我也得开睡着了。”

我擦了擦嘴角的口水，回了他一连串的“哦哦哦……”

“陈君，你知道我带你来东京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吗？”

“真士君心地善良吧……”说完我就发现这句话自己好像已经说过了。

真士君会心一笑：“我这人吧善良是善良，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那天在警局里，警察们在她的包里发现了和陈君你这差不多的纸板，上面也写着’谁能带我去东京’……”真士君朝我脚下的纸板努了努嘴。

我的心底似乎有一股微乎其微的暖流在流淌着，我没再言语，转过头继续看着车窗外的月亮，那月亮里有不属于这个国度的嫦娥，有桂树，但却也有属于这人间的一切伤痕和记忆。

东京肯定是个极其美好的城市，我心想。银白色的铃木继续驰骋在这深夜的高速公路上，路旁巨大的蓝色指示牌显示着“距离东京市区还有30公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