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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上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与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卡通版《花木兰》还原度非常高，虽然看评分不高还是怀着重温的心情和朋友去观看，抛开历史来说，结合迪士尼风格，看着其实挺有意思的。

鹰变巫女，涅槃重生的凤凰，忠勇真宝剑，气等元素构成一部磅礴浩荡的电影。

《花木兰》讲的是替父从军，精忠报国的故事，小时候看花木兰觉得这个女子甚为有趣，像个假小子，女孩子的琴棋书画刺绣通通都不会，男孩子的十八般武艺却样样精通。

花木兰在众人形象一直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

那你知道“巾帼不让须眉”的由来吗？

巾帼，妇女的头巾和头发上的装饰物。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巾帼，意谓司马懿如同妇人。后以“巾帼”为妇女的代称。古人称男子为须眉。封建传统歧视女性，所以当一个女人很有作为时，就叫巾帼不让须眉，意思是说女人不比男人差。

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女性地位处于居下，男性优势一直左右历史的发展，男性意识是显露的，而女性的意识则是压抑。

拉到原始社会，男性负责打猎，耕种农活，女性负责采集织布。大部分收入来源为男性，所以是男性话语权比较大，一直以来都以为是这种局面压制住了女性在社会的地位。

可笑的是《女戒》竟然出自于东汉史学家班昭，一名女性之手。班昭认为女人首先应该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处于卑微的地位，提倡三从四德，并强调妻子除了要对丈夫顺从外，还要对婆婆顺从。

后人说《女戒》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影响了中国历史一千多年。《女戒》犹如铁一般的绳索，牢牢套在女性的脖子上。

除了东汉班昭的《女戒》，唐代宋若昭宋若莘姐妹也撰写一部《女论语》：

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

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

稍有不从，当加叱怒。朝暮训诲，各勤事务。

可见旧时封建思想“男权”已在男女两性根深蒂固，女性从身体到思想完全依附于男性，女性不能抛头露面，不能穿的花枝招展。

从性上也反应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蔡康永编剧的《阿婴》电影里面女主角母亲因通奸之罪被施“木驴”酷刑，在她很小时候便埋下了阴影，父亲也教导她要遵守妇道的女人，丈夫要求自己压抑欲望。

薛兆丰教授说过：在旧时代，加在男人身上的是宽松的道德标准，加在女人身上的是道德约束。也就是说发生出轨的事情，女人会被浸猪笼淹死、打死、送到妓院等，而男人是下不为例，换一句现代渣男语录则是，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会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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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四运动才发生转变，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倡女子教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在各地兴办女子学校，宣传西方文化，为五四运动提供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受到几千年来封建道德摧残的女性，猛烈批判孔孟学说，批判封建纲常礼数。

另一方面，纺织业的发展需要招揽大量女工，其他部门也相继出现雇佣女性劳动者，使得女性越来越被需要，被认可。女性若是集体罢工，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不过也有人讲与其说1949~1979年性别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无性化”，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更为真切。

替父从军《花木兰》穆桂英《杨家将》都是化装为男人、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她们并非现实中女性生活的写照，而是将自己塑造成男性形象，并没有把女性当做与男性相当的人来看，也是暗示女性若要出人头地，就得变得像男性一样，从而隐藏自己的性别。

这种“巾帼英雄” “女中豪杰”后面也反射在党的女儿身上，例如：孟祥英，吴淑兰，金桂等。她们具有男性英雄一样的崇高理想，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

就如同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作家女兵谢冰莹所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

女性站到了男性位置上，宣称“男女都一样”，毛主席也称女同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女装”。

从动作行为上已经模糊了女性特征，渐渐迷失了女性身上特有的品质，模仿男性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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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愿随波逐流的女性也站了出来，她们以自己的力量，用文字捍卫了女性形象，特殊时期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关注远超过了女性自我世界的关注。

丁玲有篇文章《三八节有感》开篇就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无论是丁玲那个年代对妇女的不认可，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个特定的节日被商家拿来当作贩卖商品的噱头。

丁玲在还《三八节有感》还提到：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他们不是铁打的。”

“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

“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

可见丁玲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关注妇女的问题，说出大多数女性的痛点，揭示革命外衣遮蔽性别歧视问题。

另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主人公莎菲以日记的形式描写了意识觉醒的心路历程。以“我”为中心，男性则处于被选择的地位，突出了女性的觉醒和尊严。

跟丁玲同一个 年代的作家萧红，她作品《生死场》笔下的女性人物就很凄惨，着重描写女性嫁给男性后在家地位的底下，生孩子时所承受的酷刑。

比如因生病被丈夫折磨致死的月英，因难产和受虐待而丧生年轻的媳妇，因耐不住生活的痛苦而服毒自尽的王婆，而金枝的孩子因为丈夫一时气愤而被摔死。

萧红曾自述：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这段语录道尽她们那个年代女性的心酸，悲凉，肩负过多的累赘，使她们飞不出这座带有枷锁的牢笼。

两位民国女作家在思想上脱离了带有男性视点的观念影响，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意识以及超越“自我”的女性意识，她们敢于将长期处于底层的女性放置到“主角” 位置来，打破几千年男尊女卑封建意识，体现文学现代特质，可以说她们的想法是很前卫的。

电影《花木兰》最后一幕是木兰家传的“忠勇真”宝剑掉到火里被融化，看到这里还以为是要抛弃传统祖训的枷锁，结果皇帝还赐予花木兰一把新的宝剑，上面除了写忠勇真，背面还写了一个孝字。

自古忠孝两难全，为国家尽忠，堂前尽孝，二者往往是不可兼顾的，忠孝是在对立面的，所以《花木兰》就显得神话起来，我们承认需要神话的寄托，但并不代表这是件实事。

女性只有在内心里认识自己是女性，确立女性独特的文化意识才能获得女性自身在世界中的文化定位，才能男女实现平等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