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名鹏，字北溟，家世业儒。先生少孤，家贫，为乡间颇有名气的谈先生之高足。高先生在十六岁的时候，高中秀才，不想，第二年就停了科举。囊空咄咄，百无聊赖之际，世交沈石君劝他去读两年简易师范，取得一个资格，教书。简师毕业，高先生在“五小”任教。

        在同事的眼中，高先生的脾气很“方”——他落落寡合，不苟言笑，不爱闲谈，不喜交际。他按时到校，下课就走，如果当中一节没有课，就坐在教务处看书。看上去高先生似乎很难相处，其实不然。在高先生供职的“五小”，教师的品类很杂，有正派的教师，也有油头粉面的纨绔子弟，还有挤眉弄眼的幕僚式人物。这些人经常凑在一起谈天说地，交流庸俗无聊的社会新闻，说猥亵下流的荤笑话。高先生是绝对不参与这些的，学校中那些避免不了的勾心斗角、飞短流长他也是避而不及。有人试图笼络，也被他冷冷地拒绝。

        然而高先生教书是认真的，讲课、改作文，郑重其事，一丝不苟。他教学生，也是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

        说到这里，你肯定好奇这位“高先生”是何方神圣？他是汪曾祺小说《徙》中塑造的人物。在高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语文老师改有的样子。

        高先生尽管在“五小”待得寂寞、无奈，但是作为一位语文老师是尽职的：他对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对于平常的学生，他亦以平常的精力对待。对于资质顽劣、不守校规的学生，他常常痛加训斥，不管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还是什么党部委员。这样的高先生，眼中只有学生，只有学生的表现和进步，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做人之道。”这才是真正的先先生啊！

        在高先生所在的县里，有一个初级中学，可是该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员，没有一个是在用心教书的。教育局长下决心对这个学校进行改组，沈石君受邀出山。他只提出一个条件：所有教员，由他决定。国文教员，他聘了高先生。于是，高先生就真的“怒而飞”了。

        高先生首先提出，他要“随班走”。“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入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得的，再来教他，是白费；暂时不能接受的，勉强教他，是徒劳。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这段话中，高先生至少告诉我们这样几个教书的“法宝”：第一想要教好学生，必须了解他们；第二想要学生得到最大化的进步，必须掌握其“最近发展区”；第三要将学生长久的发展装在心中，教育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看，这就是几十年前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给我们的启示，这些话仔细推敲起来，还真的不无道理。

        下面一段更加精彩了：高先生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试问，现在有几个语文老师能将课堂上教的每一篇课文“熟读、真懂”并且“为之感动”呢？高先生选的文章只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人道主义。高先生深知“以恶劣文字示人，是无耻之举”，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周易》曰：“修辞立其诚”，“文有不通而可爱者，有虽通而可厌者”。看来，高先生心中对于让学生读什么样的书，写什么样的文章，做什么样的人，心中是妥妥的有着一杆秤的。

        高先生教作文，对我也是有着莫大的启迪：“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这里看出，高先生非常重视学生“修改文章”能力的提升，文章写出来不仅老师帮着改，还要自己改、给别人改。这样一改、二改、三改之下学生的写作水平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高先生还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只在磨道里转。读到这里，我不由自责起来：这些年，让孩子“在磨道里转”的事情，我可是干了不少啊！

        高先生的学生大部分都能文字清通、知识丰富，在考高中、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这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学会了欣赏文学，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这就是一位老师的最高境界——“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啊！

        我相信，高先生一定是确有其人的。我深深地感谢汪曾祺先生通过高先生这样的人物来教我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