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也会很多人谈起高考的话题。

回忆往昔，我的高中生活是一个叛逆的极端，一开始重点高中实行隔离制度，优等生和差等生隔绝开来，我很不爽，主动和差等生接触，被老师判定为拒绝正常化的典型，校领导专门来我们班开展了一期非典过后的病毒课程，说班级里的病毒要远离，不然会影响你们考大学。我就是病毒之一，我的名字在座次表上被划了一个大大的红叉，上下课如入无人之境，没人管我。

后来我主动负责起班里的报纸杂志订阅，经常看一些小说学报，文学杂志，开拓了一些眼界，在自己成了差等生以后也有了一些感触。差等生这个成分，简直就是阶级一般的概念，只要成绩差，那就是成分有问题，要批斗。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个同学，因为成绩差，努力到头发都白了，被老师在讲台上骂猪脑子，没资格学习，是人类的垃圾。我那时候想起鲁迅所说，当生活从优越陷入困顿，当身份从优等成为差等，这个社会的真面目也就显现出来了。

孔子教导中国人，要尊师重教。但我却极端痛恨我所在的高中，我所经历的高中老师。他们将学生定义了成分，实行隔离制度，甚至用连坐政策治班，鼓励互相告密，随意动用“私刑”。在我有一天中午忍无可忍之后，星期一升旗的时候我被全校点名说这是一个渣滓，我甚至有了莫名的快感，但是结果是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他们在十年之后安慰我说，老师是为了我们好，所以才会那么做——当初所有和我一起读书，写作，研究的高中生，变成了新时代的帮凶。

然后我肯定落榜了。

父亲在家里勃然大怒，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复习，让我准备再考。我只好拿着一本语文读本，找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某一个晚上向他控诉：我是你们的泥娃娃，我从来不懂生活，我不懂做人，我只会按照你们的意愿去思考，去做事，我没有自己的主见，从今天起，我要自己思考做什么事，怎么做，怎么成为一个人。哭了整整一晚上，父亲也一晚上一言不发。

第二天，我说复读可以，但我不回原来的学校。我要自己去一所隔壁县的乡镇中学，他们为了升学率，特别想要重点高中的复读生。然后我就去了。准备去的那个暑假，我开始写日记，生活才开始变得美好，日记也持续了十年直到现在。

那个时刻，我才复生了。

后来在乡镇中学里，每个老师都很有特色，校长是养猪得，语文考试的作文不许写诗歌我每次都写诗歌，然后语文老师都给我满分。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化学老师和生物老师每次都下课陪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在那里我写诗，写日记，记录生活，结果复读一年高考成绩更烂了。

那一年父亲对我绝望了，奶奶也去世了。我背起一个蛇皮袋，去煤矿打工了。工作了七天，累到筋骨麻痹，晚上睡的地方是石棉网盖的窝棚，大家聊的都是粗俗的黄段子，偶尔调侃我们几句，戴眼镜的都吃不了苦。干活累了的间隙，他们也会聊起自己的孩子，有的正在上大学，有的正在找工作，他们笃定孩子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所以才会来这地方受这种苦。但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大学生会成什么样，那时候手机都还是诺基亚。

我去了一所分数线只有200分的专科学校，没有上课，一直在食堂和图书馆里打工挣钱，这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而周围的人对我永远是歧视的，尤其是自己的亲戚，所以我也不和他们来往。高中同学如今都已结婚生子，也不会理解我作为一个穷人的身份，他们还是要努力成为公务员和成功人士的，所以慢慢的也不来往了。我不用自己去想通一些事情，就被社会逼到了必须做如今的事情的地步。

所以高考这个东西，它是你对生活认知的一种符号标志，好不容易到了改变阶级成分的阶梯前，没有人有勇气放弃。（当然不包括一线城市土著）对于我这种农民的孩子，它就像我的发小一样，只有这扇门，才能让他进入城市，成为合格的居民。所以大家都还是赞成这种折磨人的方式，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改革的出口难能可贵，未来的一切都在此刻了。

不过我永远站在反对高考的立场，阶级固化什么的，即使身份改变了，思想还是一样陈腐的话，对我这种搞文艺的来讲，都属于无药可救，如此的看重成分，成分就会永远存在。劳动者永远被歧视，当官的永远受尊敬，那真是传统美德万万岁了。

我对我的人生满足也在于此，永远贫穷，永远知足，在困顿里寻求解决之道，在贫乏中才能思索感觉。过度的享受只会让我胃出血，农村和劳动才会让我肩膀不痛，浑身轻松。断网是我的第一生产力，卧铺是我诗歌的温床，父母有钱自己拿去玩，女朋友理解我同甘共苦，对于三十岁的我已经过于奢侈了。

很多人认为，改变世界如果没有实力，那就不要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就好了。其实世界是可以改变的，成分是不会变的，而人心会变，无论穷富地位，拒绝这被默认的一切，本身就是勇敢而伟大的。我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理想，这也是我最幸福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