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人中,我最崇拜苏东坡。一卷《苏东坡传》在手,读罢掩卷沉思,不知何故,则又想起了杨修。于是,就试着比较,他们一个是“糊涂”的聪明人,一个是“聪明”的糊涂人,他们都应验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句话,并由此我们从中还可以引发出某些做人与处世的道理。
聪明人被聪明误:聪明难
苏轼和杨修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都因聪明惹祸。苏轼因才气冲天被群小所难容而招致一贬再贬,杨修则被曹操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了。尽管如此,但他们两人的聪明还是有区别的。苏轼的聪明,是从开始的清醒而走向另一种“糊涂”的聪明;杨修的聪明,却转到另一种过于聪明的“糊涂”。何以见得?且看苏轼,在历经人生坎坷后,他大彻大悟了。有一次,饭足之后,他捧着肚子,问遍了家中人,惟有侍妾朝云识得他,说是“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以示默许。当他与侍妾朝云的小孩出生后,对此他更为清醒了。在他的那首《示儿》里吟道:“人皆养子盼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惟望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其诗名为示儿,实为自嘲自警,可以说,是他一生经验教训的总结,当为警世恒言。苏东坡也知道“文章误我”的道理,所以在诗中还说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那么,纵观苏轼一生,他为什么还要那样的犯“糊涂”呢?其实,这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儒家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起作用,苏轼要想在入仕为官后以兼济天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去犯“糊涂”了。所以,尽管他一生命途多舛,但依然自得其乐。而这看似糊涂的苏东坡,其实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思想境界,他是一个“糊涂”的聪明人。再看杨修,他身为主薄,进兵收兵关你何事?糊涂。最闹人的是,曹丕和曹植他们兄弟在争夺王位,本为皇家之内政,与你何干?更糊涂了。所以,杨修再怎么聪明,也是一个“聪明”的糊涂人。他的糊涂就在于多说,而这种多说谈不上是在为民请命,最多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集团。
由此可见,同样是糊涂,但苏轼和杨修比较,其伟大也在于此了。苏轼是聪明得无法糊涂时选择的一种“糊涂”方式,而杨修的糊涂是“聪明”过头的糊涂。看来,聪明得无法糊涂,聪明会过头,这真是聪明难。
识破人被人识破:糊涂难
人的聪明往往也在于认识人与认识自己,苏轼和杨修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方式。先说苏东坡之识人,在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有一则逸闻趣事,后人多以为苏东坡识人。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苏轼与章惇出游,“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后人认为这个故事最发人深思的,就在于苏轼能看出章惇内心那股破落户所特有的不要命的狠劲。但是,我倒觉得,当初这其实也许就是友人之间开的一次玩笑而已,只是文人好事,传以载之。但更重要的是,章惇后来被列入奸臣传,这样玩笑也便成真了。于是,故事就演义为,当时过境迁后,章惇从当年的一个小吏,摇身一变竟成了握有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时,他由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于是滥杀无辜也就顺理成章了,苏轼的预言也被不幸而言中了。
那么,苏轼的人生为什么遭遇了一贬再贬?而其实他一生最不擅长的就是识人。不过,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都能乐观豁达地对待所有一切的不幸。而这又谁能识得?人们不能识得,那只有赏识了。正是其道德文章,世人难以比拟,所以,在赏识之余,能不招致嫉妒?所以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此言用在苏轼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至于杨修,他虽有识人之能,但因口无遮掩,更易被人所识破。一次,曹操梦中杀人,就是他识破了曹操:“丞相非在梦中,而是汝等在梦中也。”曹操是在装糊涂,说自己梦中杀人。人家都能糊涂,杨修你为什么不糊涂?更为可笑的是,杨修越是聪明清醒越为曹操所识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趣闻: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个文字游戏故事,初看似乎是褒奖杨修的才思敏捷,而实际上,以曹操之才学,行三十里才明白一个文字游戏的结果是虚,用三十里来参透杨修这个人却是实。这样曹操对他心中就有数了:杨修啊,杨修,你心浮气躁,还耍弄些什么小聪明?我们这样分析,应该还是符合曹操生性疑忌这个特点的。
其实,“聪明”一词,就是取“耳聪目明”之意,它告诉我们要多听多看,就是没有叫你多说。多说了,就是糊涂。试看,苏轼对于章惇,如果真是识其人,其实自己知道了心中有数了就行,何必多说呢?而以苏轼的聪明,他必然能够悟出:当年因为他们是挚友,说话无所顾忌,但如果自己去识破他时,或许这个包藏祸心的小人就是在故意装着糊涂呢,也许在他的心中则早已在暗暗发誓:他年得志,势必除你!苏轼识人吗?所以,这究竟谁聪明?谁糊涂?糊涂也难。再看曹操多聪明,他就是先装糊涂,这可不是谁人都可以装得了的,他就看你杨修怎么聪明逞能的。
谋害人被人谋害:难得糊涂
大凡太过聪明的人,往往有两种情形,一是聪明害人,二是聪明累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便是聪明害人。杨修和苏轼虽然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为人耿直正派,别说行害人之事,就是害人之心都不会有。所以,他们的聪明,是聪明累人。苏轼之聪明,力所不及。在于才学,他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而才学,对苏轼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在获得人家赏识的同时,却也遭到了群小的嫉妒。更为重要的是,但凡政治,他几近无奈:当王安石当权,他失势;而同党得道,他还是遭殃。所以,苏轼再聪明,在官场上就是不得要领。因为他不懂得政治这样的官场还有两种能力,一为显性能力,二为隐性能力。官场上治理政务这样的显性能力,他是有口碑的,但他缺乏的正是一种隐性能力,也就是能力之外的能力。所以,面对官场上的狂澜,他几经沉浮,也仅保全了身家性命。想想吧,苏东坡这样的聪明能不累人吗?也许我们更难明白的是,照理他已经意识到了“我为聪明误一生”,说明是清醒的,但一到了官场上他又犯起了“糊涂”来了,少说几句,怎会有乌台诗案?当然,我们也不要过于苛刻他了,其实,日月之光尚有不及之处,何况人呢?我们再看杨修之聪明,他的聪明是过于张扬:“门”改“阔”事件,曹操嘴上称美,心甚忌之;分吃“一合酥”,曹操脸上喜笑,而心恶之;揭露梦中杀人,曹操恶之尤甚;干涉争夺王位之内政,结果反被弄巧成拙……如此等等。倘若杨修一时犯糊涂也罢,但他“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处处聪明不肯糊涂,这样终于曹操借着“鸡肋”事件,一怒之下给杨修扣了个“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斩了。所以,后人说杨修“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但我以为,更确切地说杨修其实就是:身死因才过张扬,却是糊涂误了身。
须知,聪明本身没有错,错在于聪明怎么用。苏轼要为黎民百姓多做好事,就得先学会保全自己,而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有违原则的基础上,“难得糊涂”;杨修处处聪明,不会“难得糊涂”。
所以,老子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告诫我们锋芒毕露的危险,也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趋利避害的方法。从苏轼和杨修的经验与教训中,做人与处世,聪明一生,难免有糊涂一时;但糊涂一时,也许会贻误了一生。一个真正聪明的人,还当学学郑板桥老先生的“难得糊涂”,以“难得糊涂”去行一世聪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