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三个班的陶渊明后，又翻阅了好些的资料，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了。当我们提起陶渊明时，总会把隐士、高洁、洒脱恬淡、质朴真帅等词语与他联系起来。曾作学生时，也会听从老师的，尤其在大学的《陶渊明》选修课上，听老师讲陶渊明，对陶渊明的那种洒脱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在上学期给孩子们讲陶渊明《归园田居》时，都还把陶渊明讲得很是洒脱高洁。

可是就在这几天讲《归去来兮辞》时，突然产生了新的想法。为什么在那个人人都想建功立业的时代，陶渊明却选择归隐呢？难道内心底里除了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以外，就没有别的想法吗？也许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是此刻，我宁愿做一回小人，也许我本就小人。

陶渊明，甚至中国历代文人，有谁不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呢？立功，立德、立言，是每一个读书人的人生追求。而“学而优则仕”更是每个文人永远不破的梦。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了他做官的原因：1、家贫；2、是朋友相劝；3、叔父的帮助。但是他也说道“脱然有怀”，他也想出仕做官。这一点，就不能排除他也具有一般士人的那种建功立业的动机。他在《杂诗》其五中就用“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可是他为什么会归隐田园呢？

我突然想到了老庄“以退为进”的智慧了。陶渊明也是深深受着老庄影响。在唐代，一些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庙堂，他们就选择去终南山归隐，然后待皇帝下诏待见以达到出仕为官的目的。而陶渊明的时代，正是崇尚玄风道骨之时，陶的归隐，就不能不排除他要“出名”的念头。在当时，他的作品是不被人重视的，也就是说，他的有生之年，并不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他和李白王之涣柳永等不一样。他的作品被后来的萧统发现，后经过宋朝的苏轼，朱熹等人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才有了今天在文学史的地位。而在当时，靠文学作品，他就没有出名的可能性。但是他从官场选择归隐，再从归隐选择官场，最后终于归隐。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看，假如某县县长如此这般，估计新浪，搜狐，报纸，杂志等等就会爆炸。同理，他如此做，怎能不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不引起世人的感慨与追慕呢？更何况那是一个崇拜名士的时代。故而，在那时，他自然就成了“偶像派”代表人物。无论他因为什么样的理由选择归隐，都无法躲避出名的事实。他的目的达到了，就连后来做了皇帝的刘裕去请他，他都不答应了。这在世人眼里多么的牛x啊！想想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那种羡叹，就可以想象当时世人对陶渊明是怎样的崇拜了。

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着非常大的隐蔽性，含蓄性，或者称之为虚伪性。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刻画，鲁迅先生就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其实鲁迅先生只是看到了刘备的伪，并把这种“伪”归罪于作者罗贯中，而我认为这不是作者的错，而是儒家文化固有的伪。在《大学》中就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修身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做大官，为了平天下。而不是自我情操的修养，品德的向善。陶渊明之时，各皇帝也在提倡“忠孝节义”等儒家观念，可是他们的帝位恰恰又是通过大逆不道的篡夺而得来的。而这些士大夫们竟然在这个时候或归隐田园，或装疯弄傻，或酒醉不醒，表面看来是一种抵抗，而实际就是一种逃避。儒家的真正精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没有选择与皇帝抗争，与黑暗势力斗争，而是选择了明哲保身。如果人人如此，那敢问我们的社会会怎样呢？幸好我们的社会还有那些不怕死，那些“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勇士们，在为社会的改良，为社会的进步做着牺牲的努力。

对于陶渊明这样公认的高洁之士，像吾辈，本不应该叫嚣什么，可是，或在当下，怎能对如此之情无所表达呢？社会需要真话，需要坦荡，需要敢于进谏者，而不是明哲保身的隐士。

学校，育才的环境，而不是培养考分数的机器；学校，孩子们思想的地方，孩子们快乐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培养“套中人”的机构，希望我们的孩子把成绩看的谈一些，只要我们努力了就好（一定要努力），然后让自己尽可能的成为一个有思想，敢于质疑的人。教师无学生而不能存，故而希望所有的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开心，把学习不要当作差事，当作任务，而是当作游戏去玩，只有你们“玩”得开心，“玩”得好，才是对天下老师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