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赶人生的路,难得回首。偶然回首,才发觉身后已是迢迢遥遥二十八年的人生之旅。这条路充满坎坷,尽是弯曲。只因为有一个信念扎根在心灵的土壤里,我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理想的太阳一直在我心中照耀。
当一名伟大作家,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从十六岁到省会上学起,正式开始了啃文学爬格子的经历。无奈,困难是我永恒的情人。记得十七岁那年,我和同窗轩文俭,去省作家协会,见一位小说编辑肖正义。他看了我们的习作,然后对我说,你很勤奋,难为你写了那么多,可你写的这些还不能叫住诗。你最好多读一些别人的作品,特别是当前报刊上发表的诗作,看看他们是怎样写的。听了肖编辑的话,我顿时面如红枣,心如沙漠。
在此之前,我一直视自己为诗人,是埋在沙中的黄金未被发现,藏在深水的蛟龙还没上天,总有一天会一鸣惊人,像莫泊桑、裴多菲、雨果或托尔斯泰一样。我的诗在同学中间传抄,博得不少赞赏,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肖大编辑那样一个否定性的评判,使我在文学路上第一次受了重挫。但是,莫泊桑不是笔耕十年才名噪文坛吗?我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被世界承认。
技校毕业分配后,不顾同学们考大学、考研的规劝,我把业余时间全部用于读书写诗,有时候灵感一来,犹如机枪连射,三五首诗作毫不费力地脱手而出,一年里写满了十几个练习本。我鼓起勇气,再敲文学大门,把自己的习作,挑出几十首,誊写了五六十页,连同自己的期待一起,装入信封,寄了出去。然后就等着我的大作刊登出来,光照人间,实现二十岁以前发表处女作的初步理想。然而,最终的宣判是一张铅印的退稿信。再寄,再退,最后连退稿信也不见了。文学之门,连一点缝也不向我开启。我开始失望,痛苦不堪,寝食不安,像一个无法逃出失败牢房的囚犯。但我仍然把父亲文学饭难吃的劝告当做耳旁风,不信自己没有诗歌的天才。
这时,文学函授风起云涌,我好像发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立即报名上了文学函授班。从1985年到1991年的六七年时间里,我从信封里发疯似地掏出了近十个文学函授结业证。辅导老师的评语,一次比一次好;结业成绩一直优秀,我的习作也开始在函授版上一篇一篇地发表了。1988年,《青年作家》主办的第一期文学讲习所结业时,我尊敬的023号老师,在信中写到:“是起飞的时候了,祝你高飞!”
文学之门终于将要为我敞开。
但是,我的老师高估了我。岁月流逝,我并没有展开巨大的翅膀,在诗歌之天空高傲地飞翔。光彩夺目的作家星座里,找不到我的位置,甚至多如牛毛的报刊目录中,也绝少出现我的名字。
12年的作家梦好长好苦好累!人生有多少个12年供我挥霍啊?!为了作家梦,我读书读成了四眼,父母叫我书呆子,别人把眼光里的鄙夷朝我喷射。为了作家梦,我放弃了考大学弄文凭,放弃了工间侃大山,工余赶酒场儿;不去想升官的途径,发财的门路。为了作家梦,我挥霍了太多的岁月,跋涉文字的山川峡谷。
太多太多的岁月啊,已顺着笔尖流逝。
在岁月的长河里,我打捞出了太多的失败!我知道,让我的名字寂寞无光的正是我自己。于是,我开始痛恨自己。恨自己不如传说中的英雄那样神通广大,恨自己不如电影明星那样英俊潇洒,恨自己不如李白杜甫那样诗才锦绣,恨自己不如润之翔宇那样经天纬地纵横天下······总之,恨自己活得既无能又不自在。结果是越恨越觉得别人高大自己低矮,越恨越觉得自己的天地渐渐狭窄,自信的浪花渐渐掀不起来。
于是,我埋葬了所有的书和理想,烧毁了所有的诗稿和希望,然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远行。
坐在归来的火车上,我惊异地发觉,昨天所有的羞辱已被泰山隔在天那一边,深深的忧伤已被东海的波涛洗涤干净。理想的太阳又一次穿透了云层。
我的心没有死,文学梦没有凋零。青春的火焰又在车间里燃烧起来。我的产质量很快在同工种名列前茅,并被车间任命为班组长。
1989年(25岁),厂里举行诗歌朗诵会,我写了首《枪声再起》的长诗,在会上朗诵,一举夺魁。厂党委考察了我的工作情况,把我从车间调到分厂团委主持共青团工作。我硬是凭着一股子闯劲,把共青团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半年后,我被正式任命为分厂团委书记。我知道,这不仅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更由于机遇好,所以丝毫不敢心存侥幸,只是尽心尽力工作。
命运总是善于开玩笑,谁曾想到敲了十年东门,却最终敲开了西门。无奈,只能哪门开进哪门了。
现在,我已在共青团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了三年,年年被评为模范团干部,在企业腾飞的翅膀上,我作为一根羽毛在奋力搏击着。业余时间,仍然在拼命读书,奋力写作,既为爱好,也为增强业务本领。我深深告诫自己,即使不能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决不能畏惧困难,放弃一生的追求。
我的作家梦,一辈子都不会凋零。
古不为写作于1992年
附:《星星诗刊》编辑、著名诗人孙文波老师给古不为的四封回信
这是当年经过著名诗人孙文波老师推荐发表的古不为的《痛饮孤独》一诗。
遗憾的是,这首《落果集》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