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想准备的开始

2015年1月，我告别了在武汉的大学朋友，也顺路去成都参加了同事举行的婚礼，然后终于抵达西藏林芝机场。不考虑未知的高原反应，我点起一根烟，以开始我用半年不停加班换来的一月长假。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西藏这时会很冷。天应当很美。到处都该看看。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也不打算做什么攻略准备。直到出发前几天，同事们已然坐不住了，为了让我活着回来，纷纷劝说我买下一大堆用品——冲锋衣、大容量背包、防晒霜等等。

当我买齐所有装备之后，他们很满意，于是我说：“好了，我都买了。这样出发肯定没问题了。但是，我已经没钱出发了。”

这是我开的玩笑，但我真愁背着这么多东西如何上路——我还需要带三本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阅读和写作，不可停歇。为了尽量减轻重量，出发当天，我去剪了九毫米的圆寸，这有很大的好处：这趟长期旅行我可以不怎么洗头。但随之而来的缺陷也很致命——我在西藏的冬夜都要带着帽子睡觉。

总之，我勉强做好了物质准备，抵达此行的第一个小城——八一镇，但仍然没有任何精神准备。我找了几家青旅，都因为淡季闭门歇业。辗转询问之下，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店里只有两名房客，我是其中之一。

长发哥

刚到西藏自然是茫然而兴奋的。我问老板，西藏有什么好玩的。

老板拿出地图和我讲了一番。我很激动，也指着地图说，说老板，今天我要去看这个——鲁朗林海，有没人一起包车去？

老板让我瞧瞧身边的黑板——包车相关信息最早也是两个月前。现在是淡季，真没人。好吧，按我的性子，接下来将不顾代价包起车辆，最多提前回家。但这个结局实在让人讨厌。

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不得不垂头丧气坐下来思考：包车抑或租车，长期下来我需要一人承担全部费用，预算不够。那搭便车旅行全程？没时间。

正当我打开电脑搜索有何解决办法之时，一名扎起及腰长发的小哥，牵着自行车走进店里，问老板有无床位。他主动和我聊了一会，比我大五岁，第二次进藏，这次沿滇藏线骑行，问我准备去哪。

我说哪里都去不了，我不想骑行，但也没有办法支付每天包车的昂贵费用。

他说，你可以坐巴士去鲁朗。然后原路返回这里，我带你去派镇，那里有雅鲁藏布江。他问我有笔没，然后在地图上替我规划好了这几天的线路——全部都可以通过巴士解决。比骑行快，比包车划算，完美的解决方案。

巴士！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伟大的名词！他自告奋勇带路，陪我到汽车站买票，显然还记得这里的一草一木。

在上车之前，我跑进一个小卖铺，买了一支笔，递了给他。

“你给我干嘛？”

“刚刚你不是没有笔画地图吗？给你一支，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他沉默了颇久，“把你电话给我，明天回来和我说。”

我到了鲁朗，才知道林海景观要夏天才能看到，现在只能看到大片的树林，没有若隐若现的云。但我根本顾不上遗憾，因为长发哥虽然对西藏很熟，但并没有告诉我鲁朗镇比八一镇海拔还要高几百米，几近四千。

我患上了高原反应，而且与感冒一并发生。这在西藏极其危险。我浑浑噩噩，鼻涕直流，但要命的是头痛。从不停歇的痛。先是在太阳穴旁传来连续的轰鸣，那声音钻入大脑，痛至神经深处，隆隆作响。感冒让我极其疲困，但头痛又令人无法入睡。

我第一次感到可能真的要死。

在藏区的第一个夜晚，感冒引起的迟钝时而麻痹了痛觉，时而又被痛觉反噬。这使我不停地从浅睡醒来，以为天亮了，但睁眼仔细一看，眼前一片漆黑，伴我未眠的只有窗外呼啸的风。

约莫在第十几次醒来后，我实在无法忍受，起床抽烟。这可能让死亡来得更快，但我打定主意：只要死神敢来，我就用烟头灼伤他。

逃票

第二天我逃回八一镇，和长发哥吃饭，大吐高原反应的苦水。我得知他的车坏了，在等快递把零件寄来，但是他的银行卡也恰好坏了。他问这期间能否先替他垫付去派镇看雅鲁藏布江的所有支出。我几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等钱转到另一张卡之后，我就……”

“没事”，我挥挥手，打断了他，“实话说，我是抱着你不一定会还钱的打算而答应的。所以没关系。当然，我还是相信你的。”

“这很奇妙，孩子。”他停下狼吞虎咽，放下筷子。

“什么？”

“西藏尽是这种温暖人心的举动。虽说别的地方也有，但在这里，总感到更真切。”

“那是因为这里太高了，坏人都在下面呢——拜托，有什么方法解决我的头痛，我要死了。”

“我带你逃票，看雅鲁藏布江。”

我果然一下子活了过来，“怎么逃？”摧毁规则着实让我感到兴奋。

如他所言，我们只需要提前下车，绕上远路走两个小时，就能直接沿江进入景区。

我们在下午四点下了车。这一路徒步并无美景，我们默默前行。然而晚上八点过去了，夜幕降临，我连江水的影子都没看到。我忍不住打开手机看地图：离目的地还有十公里。

长发哥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我没仔细看地图……好像算错了距离。”

我并不抱怨他的失误，但眼下荒山野岭，没有路灯，只能凭借月光徒步。要知道，在高原，走平路已如平时上坡般艰巨；在高原的爬一小坡，不过十步，我便要歇息数秒。古话说十步杀一人，我这才理解：十步就可以累死自己。了解到还有十公里，我索性席地而卧，躺在山路中间。

“再歇会，抽根烟压压惊。实在走不动了。”我说。

在高原抽烟和平时也是截然不同，假设我在平时十五口能抽完一支烟，在这里大约要五十口。我使劲吸，大概是因为缺氧，烟纸只在缓慢燃烧，连烟灰都无法成群驻足。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类似雷声的轰鸣，回音绕耳。

长发哥竖起耳朵，“不像打雷，好像是雪崩。”

我瞬间丢下烟头。雪崩？那跑啊！

“在比较远的地方……没事。如果真有，我们早就被雪埋了。”

“哥，那夜里有狼吗？”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不得不暗暗心惊。

“这里应该没有，阿里地区估计是有的。害怕了？”

“多多少少还是有的，但没有关系。走吧。”

在晚上十点，我们终于看到派镇的几座路灯。它远远不如城市的夜里那些无数绚烂的光点，然而在我经历摸黑徒步、雪崩、防狼的生死六小时后，我愿意抱着灯柱在光明下睡一觉。

“哥”，我从小卖部买了两瓶可乐，大口大口地灌入喉咙，缓了口气，“大巴不也到这里的吗？我们为什么这么早下车，走过来？和逃票有什么关系？”

大哥指了指前方，“大巴要把我们直接送到售票处。喏，就在那。如果我们只提前一点，选择在这下车，司机就会告诉景区保安可能会有人试图从江边逃票进来。大白天很容易被抓。”长发哥头头是道地分析着，同时用充满新茧的双手抚摸自己飘逸的长发。

“哦！原来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坐车到这，然后待到深夜再偷偷进去？”

对面顿时哑口无言。

我则很郁闷地思考，是有多少愚蠢的机缘结合在一起，使我今天徒步了生死六小时……

最美的峰顶

逃掉了百元的门票后，我连吐苦水的力气都没有，顾不上脚掌的水泡，上床便倦极入眠。第二天一早就被长发哥叫醒。他说，走，我们去看南迦巴瓦峰。

我听说过这座神山，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峰之一。他说，趁早容易看到，中午时分太阳融化了峰顶的雪，就有云雾挡住山峰了。

我拖着因水泡而无法正常走路的双脚，走出旅店门口，兴奋地问，哪一座哪一座？

他指了指前方蜿蜒的上路，与波光潋滟的雅鲁藏布江一样曲折，说就在这座小山背后。

此时我对悲剧的诞生已有了足够的警惕，双眉一扬，“要走多久？”

“这个还真有点远……十五公里左右。”

十五公里！我脚下一软。“别人都是走过去的？”

“不，有巴士。可我们昨晚来太晚了，没法到山脚。现在又太早了，巴士没有营业。走吧，峰顶不等我们。”

我败下阵来，含泪折下树枝，当作拐杖，一手握着；另一手抓住长发哥扎起的长辫，示意他带路。

走了约莫二十分钟，一辆小车踩着油门向我们驶来。我当即挥手求停，告诉藏族司机我能支付车费，请他大发慈悲，载上我这个被骗得一身残疾的可怜孩子……当然，还有我身后那个可恶的骗子……

迎面前往的时候，云雾已遮住了峰顶。长发哥惴惴不安地端详着我。我笑说没关系，我一定能看到。我相信。

南迦巴瓦峰的山脚下是直白村。我们下了车，长发哥说，“五年前我来游玩的时候，是这里村长接待了我们。这次我带你来，是因为我洗了当时的照片，要送给他。”

哥还突然要我借一百块，我直接掏了给他。

我们走进村长的大宅。这是一栋大约五十平米一层的两层土楼，室内朱红色的木柱上刻着五颜六色的雕文。村长已经不记得长发哥了，但哥手里拿着的照片证明他们确确实实一起存在过——这很珍贵，这里并没有什么地方能洗出照片。

说实话，这里挺脏的。村长的头发自然卷，估计几天没洗了，乱蓬蓬都是油。屋里的地板也是青一块红一块，污点随处可见。连家养的白猫儿，爪子上也全是灰。幸好我独居惯了，也不爱干净。

看罢照片，村长请喝酥油茶，与我们寒暄一番。我首次尝试，感觉就是加盐的奶水，还有点脂肪膏状物的怪异口感，让人无法接受。但一路下来我已很渴，不得不喝下。

村长但凡见我喝过半杯，便拿起锈渍斑斑的铁壶斟满。来回几轮之后，他以为我喝得很高兴，其实这让我很痛苦。

直到我再也喝不下一滴酥油茶的时候，我示意长发哥：差不多该走了。但村长让我们等等，指了指横梁上晾着的风干藏香猪肉，挑了一些又大又肥的，让我们带走。说完，他又打开了身边的大麻袋，一股脑儿倒出好多核桃。

我们连说不必客气，摁住村长往袋子里使劲塞入的手，转头走向门口。

这时村长横眉瞪眼，截停我们，不让走了。

我脚疼，站不了太久，便坐下来看长发哥和村长争执。两人一人用着轻柔的南方口音，一人操着不标准的藏氏普通话，互相拉扯。长发哥瘦高的身材在壮实的村长面前来回晃动，简直在以卵击石。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感动——我们何德何能，打印这些照片只需几十秒，却换来别人热心挽留，奉上辛勤养殖的食物。

胜负最后以长发哥收下心意，并硬塞给村长一百块钱告终。我后来说，这一百不用还了，我敬村长的。

在村长驾车送我们返程的路上，哥突然叫停。我正疑虑之际，他已开门把我推搡下车。

我一抬头，看见南迦巴瓦的峰顶，较整个山脉凸出一截，傲视群雄，白雪与绿草各自呈块，毫无规律地分布在山坡各处，整座山看起来像绿底白点的马。在广阔的蓝如海的天空之下，在清澈的雅鲁藏布江之上，它昂首挺胸，正视前方。我眼前插了一支印满经文的旗，迎风飘扬，猎猎作响。

“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会看到的。”我很自信地说。但其实，我早已忘记要看峰顶这事了。

回到八一镇。长发哥的自行车零件已到，我下一站的车票也已买好。我们约好过几天见面——在拉萨。

圣城拉萨

离开八一的时候，我首次见识到冰雹。那是一趟下午两点始发的大巴，太阳的余温尚在，只是白蒙蒙的云已压得很低，平时抬头可见的丘陵大半淹没在云雾里。

突然，从车顶一阵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盖过了车上自由交流的乘客喧闹声，我正疑惑之际，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开始砸落在窗外的水泥路上。

车上就我一个汉人，也只有我在担心素未谋面的冰雹迟早要把车顶砸出窟窿。但车开了没多久，转眼又是艳阳高照。高原的阳光使我不得摘下围巾，裹在头上，形如伊斯兰教徒，围巾的尾巴遮住黑色冲锋裤，防止被晒得滚烫。邻座的藏族阿太时不时扭头诡异地盯着我，就像在仔细观察一只没见过光明的蝙蝠。

八小时的车程后，我终于在晚上九点抵达圣城。就是在这里，我留起了胡子。在平素的日子里，我每天起床都要刮掉胡子，穿衬衫走出家门上班。此刻，我突发奇想，终于有机会体验下满脸胡子的滋味。

我在朋友推荐的青旅住了下来，一晚二十块，便宜得甚是惊人。刚放下行李，就看到老板挨家挨户地敲起房门：出来了出来了，喝酒时间到了。

青旅内部有间容纳十来人的K房。根据我舍友的说法，每到晚上，老板就要请大家喝酒。

我迟疑了一会，把钱包和手机贴身携带，再三确认锁好了行李，将信将疑走出房间。我正琢磨老板是否会在酒里下药，可刚进房门，一曲不着调的破音扑面而来，舍友手拿麦克风，扯着嗓子憋红了脸，而老板在仰头喝下一整瓶啤酒。

“老板，我是刚来的顾客，叫朱林锐。”

“我知道。怎么了好兄弟？”他说完伸出胳膊搭在我肩上，递过来一瓶瓶酒。

“西藏好冷！房间里好像也没空调？”

“对，条件简陋。我可以提供两床被子，或者你租电热毯。”

“我租！多少钱？”

“五块。”

这一晚在这里见到很多有意思的陌生人，有从珠海连夜开车赶来的广东大叔，也有祖籍西安休学一年来此做义工的小弟弟。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满嘴胡子、头发天然卷的的东北大哥，三十六岁，皈依佛教，辞去在深圳待遇丰厚的工作，跑来拉萨打份散工。

深圳！与我来自同一地方。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我与他讨论佛学，又斗胆问出了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大哥，你这个年纪应该结婚了吧，来这里妻女不会有意见吗。

“没有，我老婆也和我一样皈依了，她支持。”

“西藏真的这么好吗？在我看来，由于汉人源源不绝地到来，淳朴的藏民迟早会被我们同化、带坏，成为堕落的民族。

“是。这里已经被污染了不少。但无论这里如何不干净，依旧是中国最干净的地方。”

我忆起这几天所碰到的人和事，习惯叛逆的我也无言可对，也很愧疚为何我学会了总对人保持戒心。我在羞耻心下变得很激动，举起酒瓶，四处邀人共饮——大家都是寒冬里不要命来西藏的旅人，怎么会贪图你袋里那丁点旅费？

翌日，我从宿醉醒来，已是中午。睁开眼的一瞬间，我惊觉钱包和手机并不在贴身的袋子里，立马弹起身子。再一眨眼，发现它们就在眼前的枕头旁，松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

如果我最终还是无法避免怀疑人性的劣根性，那我昨晚喝酒现在头疼又是为了什么？

我相信人性，歌颂爱情，认为善美还留存于世。但也时刻对此抱有怀疑和顾忌，在矛盾思索，探索，成长。我相信我能变成今天这个模样，是因为已经比较充分并深刻地明白——矛盾总是无所不在。

在父母的劝告里，有做自己与迎合长辈的矛盾；在闲暇的日子里，有玩乐与学习的矛盾；在爱情的残酷里，有结婚与单身的矛盾；在受辱的愤怒中，有忍耐和反抗的矛盾。在一切的时光中，人这一刻所想若与下一刻违背，便成了矛盾。

我自认为这种想法解开了人活于世的终极问题：我是什么？

我就是无数矛盾的集合。

因此烦心事根本无需懊恼——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不是吗？既然如此，那就挣扎吧，前行吧，总有一天，回头发现自己走了很长的路。也许过程痛苦，但毕竟全是自己本性所铺就。

那就不会有后悔。

街头卖唱的他们

跌跌撞撞走出青旅，因为人生地不熟，我本想直奔布达拉宫，却被庞大的朝圣人群，推挤到山脚下的的龙王潭公园。

眼前尽是围着布达拉宫转圈的藏民，耳旁环绕着听不懂的藏语。他们皮肤黝黑，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不见底，小孩脸上的高原红亦同样夺目。

这时我在人潮汹涌之中突然听见熟悉的汉语民谣。一对与我年纪相若的男女坐在石板凳上，男吉他、女手鼓，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他是她的/流川枫/她是他的/苍井空……”

我一听就乐得笑了。他们在脚前摆了一个黑色吉他盒，上面尽是一毛五毛的人民币，仔细找找，偶尔能瞥见五块十块的边角。他乡遇故知，我满心欢喜，于是坐在旁边另外一张石板凳上，安静聆听。

这里的冬日阳光格外温暖，我享受了很久，也斜着眼仔细端倪同龄的他们：吉他男短发眼镜，斯斯文文，卖力弹唱；手鼓女皮肤白皙，长发大眼，点头拍鼓，还不时替吉他男翻开乐谱的下一页，以便演奏接连不断。偶尔歇息，她也会掏出水壶喂他喝一口。

路过的藏民被这新奇的汉语民谣吸引，纷纷驻足观看。他们绝大多数应无法理解歌词。流川枫和苍井空，都离他们太遥远。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随手在吉他盒上放下一毛钱，然后拖着像几十年没洗的黑得发绿的藏袍，头也不回地走远。

几乎没有多余的施舍，但两人依旧怡然自得。我没有刻意去记歌词，他们唱出“梦想是我们到不了的远方/我心中的姑娘在何方”（歌词大义如此）的时候，我想起了什么，打量着手鼓女，她微笑从容，酒窝很深，随着吉他一拍一打，黑发明亮得我睁不开眼。

我赞赏两位年轻人拥有的爱情态度，一琴一鼓走天涯。我戴上墨镜，趁无人注意时抹去眼角的泪花，掏出一张百元红钞，三步并作两步塞在女生手里。

我什么都不敢说，立刻转身离开。

谁能告诉我，大人的世界里，为什么正确的事没有了价值——没有把握的人，就不能追逐爱情吗——如果富裕代表成功，那贫穷一定是失败吗？

关于那一百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总被非物质的形式所感动，而以物质报答。像村长的一百块，像这里的一百块。也许大多数人的灵魂是如此匮乏，像一个无底洞，一直依靠少数人填塞精神能量，却从来欲求不满，无能从洞里掏出丝毫以反哺他人，只好打开手里的钱包，以肉身挣的物质回应灵魂的感动。

要说拉萨的事情，其实只有这个可说。后来我逛了布达拉宫，看了大昭寺。尽管在神灵面前一次又一次磕头的藏民再三纠正了我对“信仰”一词的定义，但我始终找不回那长板凳上的感动了。

会不会有一个地方，永远没有黑暗

恰逢大雪封山，我神往已久的纳木错（天湖）以及阿里地区，通通只能作罢。我只好提前离开拉萨，结账时，老板多退了我十五元。

“老板，我住了四晚，租电热毯要花二十块。你找错了。”我不忍欺负如此慷慨的老板，坦诚相告。

“哪里多了？电热毯五块是一次性费用，不按每晚收钱。”

我简直不知道如何与具有这般生意头脑的老板聊天，于是到外面超市买了一箱啤酒，悄悄放在门口。转头时，正遇到连夜开车数天（具体多少天真不记得了）从珠海前来的广东大叔，他问，“年轻人，走了？骑单车还是徒步？”

我毫无正确选择，无奈笑笑，“叔叔……我坐大巴去定日，看珠穆朗玛峰。”

“年轻人！你这样可不行啊！”他皱起眉头，“你这样依靠工具，以后长大了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怎么变得更强！你需要独立！”

我颇能理解他，他一直为自己连夜开车、克服长途跋涉的种种苦难而骄傲，但我也很较真，“大叔，您这身上的皮囊是一种工具不？”

他被我一句愣得哑口无言。

“叔叔，您是人生导师，很好，能教会很多人别放弃、要自强。”我递给他一根烟，他说不抽，于是我继续说下去，“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的灵魂不见得比你弱。另外说真的，你千万别想成功改变任何人。你是你，别人终究不是你。”

“也许有一天，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那时您再来劝我吧。”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写的话，稍微一改，要了他微信，送给了他。但愿他懂。

彪悍的异族大叔

定日是我在此行待过的最为简陋的县城。这哪叫县城啊——十几栋不足三层的居民楼、一座加油站、一个还未开业的取款机，就是小城所有。一路问询之下，我找到了唯一一名愿意在这季候上珠峰的司机，叫旺加。

“小兄弟，一千七，否则免谈。这季节没好的车，上不去，下不来。”

“师傅，能不能便宜点，我一个人……一千七实在太多了。”我看着他的江铃人货车，可怜巴巴地说。

“你以为这价格能坐上宝马奔驰是不是？”旺加指了指他车上空旷的后尾箱，“别想太多。这一路都是颠簸的雪路。为了载你一个，我还得装上几个大沙袋上路，防止滑胎。”

“那一千五。就少两百块！”

“上车。”他那周杰伦似的小眼，似乎并不如表面那么贪婪。

这伙计开车从来不看路况（反正全是坑坑洼洼），单程四个小时，一路数十个用土坡垒起来的减速带，他竟哼着藏曲、踩着油门疾驶而过，车体经常一跃而起，悬在半空，窗前的纸巾盒、坐垫上的毛毯全部有了生命般鸡飞狗跳，我不得不出自本能地发出一声声哇哇怪叫。

他看到我尖叫的样子甚是高兴，还笑嘻嘻地伸出右手捏我的脸颊。又遇上一个怪人，我默默戴上墨镜，以掩藏眼神里止不住的哀伤……

到达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我几乎患上了雪盲。阳光太猛，雪太亮，墨镜也不管用。我用仅剩的视力扫视周围：冬季的大本营空旷无人，而珠穆朗玛峰近看之下，惨不忍睹。

“明明这么近了，怎么珠穆朗玛看起来还不如平时看到的小山。”

“小兄弟，我们可是在五千米的高度看这座高山啊！你在这里随便挑个最矮的土堆好了，在平原都是五千米的巨峰啊！”

师傅你好厉害……高等学府毕业的我真的没想到……

旺加说，附近有座庙值得一看，那是世界上最高的寺庙。

把庙修在离天最近的地方，是不是为了方便直接和神明对话？我怀着好奇欣然前往。

绒布寺

我来到庙前，一座白塔挂着褪色的经幡，两头灰头土脸的家狗在门外守着。我走进去，主殿供奉着莲花生大师，角落里一名喇嘛正闭着眼，口中振振有词，似在诵经。冬季的这里人烟罕至，我是这里的稀客，他睁眼看了看我，微笑示意。

我问师傅，“这庙为什么建那么高？信徒若要拜访实在不便。”

他合上经书：想看清地狱，就必须和它保持足够距离。

尽管我非常欣赏这个回答，但一下子也实在不知道怎么接下去。这山穷水尽的破庙也无甚可看，我转了一圈，旺加便在门口催我上车，天马上要黑了。

等我坐稳，才发现他手里晃着银白的小刀。我下意识地抓上车门的开关，小腿瞬间蓄力紧绷。

他不紧不慢，从脚下的箱子里掏出一块红肉，割下，塞进自己嘴里。

我放松了下来，同时大惊：“这是什么？”

“羊肉。吃吗？”他递给我更大的一块。那肉块的脂肪部分已白得发黄，也因干涩失去油亮的光泽，像是风干制成。

我点点头，大口嚼起，没有膻味，但膏状的油脂口感像极了酥油茶，留在嘴里挥之不去。

他见我不抗拒，又掏出一个小塑料袋，教我抽鼻烟。他把深棕色的粉末捏在指心，放在鼻孔旁使劲嗅了嗅，伴随一声愉快的轻呼，他笑着摇了摇头，看起来很刺激。我依葫芦画瓢，只觉一股辛辣气味直冲脑门，呛得咳嗽不已，眼泪直流。

“好奇妙！”我又捏了点，也因刺激而不由自主地晃头。

“呵呵，箱子里还有冰镇啤酒，一起喝了吧。”

“师傅……您在开车。”

“没关系，没关系，喝几瓶不碍事。”他笑嘻嘻地说。

我们各自喝下两瓶酒，我指着最后一瓶说，“我们分了吧？”

“没事，你喝。喝不完再给我。”

于是我们在夕阳下的回程上共饮。音响里播着慢悠悠的藏族民谣，我一口他一口地共享最后一瓶啤酒。我们初次见面，几个小时后就像认识了好几年。

入夜未久，夜幕已挂上一条亮长的星河项链。

“师傅，停车，我要……上厕所。”

“啥？”

“撒尿！”

其实我只是想停下来看这璀璨的星空。无边的黑幕下，没有一处不被星星的余光照亮。我站在青藏高原，在人类肉体所能站立的最高的地方之一，遥望这闪闪发亮的瀑布。假设我有一支笔，我可以用星星连接成任何我想要的形状、名字、甚至是熟悉的脸庞。

也许对藏民而言这是夜夜都抬头可得、再平常不过的景色，对我而言，却是梦中也无法想象的华丽。看着这样的星空，不会染上尘世间的苦恼，它的伟大使我灵魂出窍，使我不得不把“渺小的我”与“浩瀚的宇宙”联想在一起——把“我是谁”列为脑海里最想了解的问题。

哲学的根源，大抵出自星空。

“小兄弟，你喝多了？快尿到裤子上了。”旺加刚解完手，担心地看着我。

我回过神来，赧然一笑，说走吧。

回到旺加自家的旅馆。他又掏出冰箱里的啤酒，这次一共喝了两打。我笑说，我给你车费，你拿来请我喝酒，这不好。

他也笑：好兄弟，加个微信，下次来再找我。

我鼻头一酸——人生哪来那么多下次呢——师傅——干了！

后来，在我离开定日之后，发现旺加不会打字，多条语音里几乎永远都是一句话，每隔几天他就会用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问道：“朋友，你到哪了？还好吗？”

在所有逐渐陌生甚至已完全陌生的朋友里面，唯有他，一个最陌生的人之一，反而还对我一直有问候。

西藏让人感动之处，大抵如此。而我也准备离开这里，去国境之西的尼泊尔。

连狗也安眠

踏入尼泊尔的国土前，我是很紧张的。我英文不好，怕丢了国人的脸。但与我一同出境的旅伴比我更紧张。所以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五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需要我担任首席翻译官。

为了完成各种奇怪的交流（例如：炒菜能不能放多点辣椒？这里有没王老吉？），我不得不把手机当做字典使用，以应对他们层出不穷的新想法。

尼泊尔的首都是加德满都。在国人看来，这里很脏很落后，主干道上的汽车净喷出乌黑的尾气，所见之处毫无高楼大厦。我来这里时，恰逢政治格局微微动荡，工人举行罢工。

罢工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我们从婴儿成长，学会哭喊，学会饮食，学会工作，学会为了生活而奔波。但最后，我们却要通通放弃。放下工作，节食抗议，最后只剩下最初习得的呐喊。

尼泊尔似乎没什么工业，即使尾气众多，但天空依旧晴朗青蓝。可惜这一罢工，街边只剩下小卖部营业。一些无所事事的群众纷纷在路上指手划足，闲聊八卦，或是窝在家里发呆喝茶。

不罢工的时候，我也曾出外逛街，没多久又折返酒店——到处都是临时性停水停电，还是无处可去，人们依旧优哉游哉。

在我下榻的酒店——泰山宾馆门前，有只大白狗，我早上出门时它正趴在水泥地上酣睡，直到傍晚回来，它仍在原地打呼噜。

因此这里自始至终都给我一个印象：慢。工作慢，走路慢，吃饭慢，没有人着急，连狗都慢悠悠地睡足一天。反正外面不是罢工就是停电，着急能快点做什么？

倒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何时都没有改变——尼泊尔人永远带着非常真诚的笑容。在这里，连人们笑起来的速度都比外界要慢半拍。

时间是这里最不值钱的东西。时间老人似乎格外眷顾这里，并没有像童话里说的那么公平。

这真是一个神奇而幸福的国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人关心工作，每个人都只关心生活。他们关心今天的咖喱是否比昨天的好吃；关心今晚电视台会不会又失去信号；更有心者，关心自己生活的意义——比如我在奇旺遇到的向导大哥。

动物凶猛

奇旺是尼泊尔少数几个大中城市之一，游客来此大多为了游览国家森林公园。每个小队会分配一个向导，我们的向导叫玛德。

玛德是个平头浓眉的憨厚大哥。他那因日晒雨淋而黝黑的皮肤足以证明他优越的向导能力。在早上，趁鳄鱼还未睡醒，他带领我们近距离观察梅花鹿、犀牛（最近时不足二十米），下午让我们骑上大象参观原始丛林。

玛德很喜欢调戏我。他从来就没呼唤过我的英文名（安德鲁），而叫我“吐鲁穆思”（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中文翻译），那是他们尼泊尔本土一位著名喜剧明星的名字，就因为他觉得我长得很像。

我在奇旺待了三天，每天早上他敲开房门叫我起床，都会大声问道：“早啊，吐鲁穆思！你今天感觉怎样？”

我总是睡眼惺忪趴回床上，踢开被子，有气无力地翻滚：“你能不能……再帮我换一个蚊香的牌子……”

第一天，玛德纯粹因为眼缘喜欢和我玩耍。第二天晚上，他把他最好的朋友布迪介绍了给我。布迪是另外一家酒店的向导，都是向导专业的同学。

我很诧异：“向导还有专业？”

“是的，在尼泊尔有。我们热爱森林，就报读了这个专业。”

“玛德，能冒昧问问你工资多少吗？”

“一个月九千尼币。算中等收入水平吧。”

九千尼币！也就相当于五百多人民币。以汇率换算，这国家穷得让人震惊。即使我在尼泊尔没有额外消费，这工资也只够一日三餐。

“我觉得你值得更好的工作。”

“不”， 玛德的语气斩钉截铁，他跳跃兴奋的眼神里没有流露丝毫悲哀，“我喜欢森林，我喜欢野外。我喜欢大象的长鼻子，喜欢梅花鹿的斑点。这些喜欢是我人生的意义。”

“这……你太了不起了。你知道吗，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工作，连生活都不知道是什么，更别谈人生了。”

“别去管别人，生活是自己的、当下的事情。我不后悔。吐鲁穆思，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好。”

“你今天和我一起在河对岸看到了犀牛，对吧？为什么我让你们千万不许再靠近？在我工作第一年，我和我同学，一起奔向森林看犀牛，那时正是犀牛发情时，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它把我同学撞死了。”

“什么？？？”我目瞪口呆。

“那时它红着眼冲向我们。我很快爬上了古树。我同学没那么幸运。就在他马上也要攀离地面的时候，犀牛撞上了他的后背，扭着头使劲推挤他。他痛苦地嚎叫，而我，马上从树上跳下来，捡起地上的石头朝犀牛猛砸。”

我咽下口水，仿佛那犀牛就在附近。

“可犀牛多硬啊，毫不理会我的石头攻击。最后他还是死了。犀牛走远了，只有我活了。从此以后，我遇到犀牛就非常谨慎。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对森林的热爱。”

“天啊……有酒买吗？我要请你和布迪喝酒！”

酒故事

酒过三巡，布迪向我请教如何讨女孩的欢心。他曾经担任过一名日本女生的向导，两人堕入爱河，他甚至为此不远千里去日本见父母，但终因未被接纳而分手。他仍想去那里再次努力一回，特此询问我这位亚洲友人的意见。

“布迪。你要明白，也许除了尼泊尔，这世界到处都是物欲。你和玛德一样，只属于在这里的森林。”

布迪一听，朝身边的玛德说：吐鲁穆思是个好朋友。

玛德说他同意，他从第一眼见到我就有这种直觉。

“吐鲁穆思，你知道吗，我最近越来越看不透我的老板了（酒店老板）。”布迪继续说下去。

“这有什么？我们看不透的人也太多了。”

“可是昨晚，你们第一天到来，他抓着和你一起来的中国女孩喝酒，叫什么来着？”

“安吉尔。”

我抬头看了看安吉尔的房间，凌晨两点了，灯还亮着。我们都是独自一人游览西藏直下尼国。

“对，安吉尔。我老板不停地给她倒酒。后来她看到了我们，主动加入我们聊天的阵营。你猜我老板第二天早上跟我说了什么？他说，‘你怎么来坏我的好事？’”

我气得拿起酒瓶猛地砸了一回桌子，发出一声清响。

“安吉尔长得很像当年我爱的那日本女生，我不忍发生意外。你要保护好她。”布迪嘱咐我。

连尼泊尔这样的净土都会有污秽。尽管愤怒且难过，但这毕竟是事实。受友人之托，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总是有意带上安吉尔一起游玩，并和她随后去了下一个目的地——博卡拉。

人与猴

安吉尔是个温柔委婉的九零后妹子。我对她印象颇深。在众人结伴同游的日子里，我们游览猴庙，里面至少供奉着上百只野生猴子。尼泊尔人崇敬动物，连钞票都印着大象犀牛之流，我已见怪不怪。

我戴着一把香蕉上山看猴。在这里，所有食物必须藏得很好——猴子根本不怕人，它们随时准备着竖起毛发，翘起通红的屁股，争夺你手上的食物。我一路偷偷给小猴子塞香蕉，有一半都会被成年猴子所抢去，而它们只能在原地掏胸痛哭。

在我只剩下最后一根香蕉的时候，我珍藏着，准备留给一个特别的契机——直到我瞧见一颗树上挂了根略粗的绳子，于是用绳子把最后的香蕉绑了起来，悬在树上。

这可让一群猴子杀红了眼。大猴子无一例外冲着食物飞奔。一只很健壮的大猴跳了起来，将香蕉抓在手里，连皮都没剥便咬了一口。随后一只最大的猴子扑向了它，在一眨眼间抢回自己手里。

其他猴子已不敢吭声，只能眼巴巴望着王者手里的胜果。

那只被抢的大猴急得回以猛扑。猴子们都是搏斗好手，出招奇快，反应神速，一阵风的功夫，胜负已分：猴王护着手里的香蕉咬了大猴耳朵一口，把它打到满地哀嚎，随后在顷刻间已跃至角落，剥下蕉皮，两口吃完整根香蕉。

所有人都觉得这打斗看得真刺激。这时我耳后突然传来一声极为猛烈的破音怒吼，安吉尔涨红了脸：“你！好！残！忍！”

她惊天一吼，惹得听不懂中文的路人更加兴致勃勃，看完猴戏准备看人戏。我接受批评，给安吉尔一袋饼干，让她发放给其他猴子，默默继续往前方走去。

一路上，我也遇到了不少向我乞食的人们。妇女用襁褓裹着怀里的孩子，说着我听不懂尼语，而那些还没长个的孩童，则眨着无邪的大眼，伸出她们一无所有的小手。

她们使我纠结——要平时，我几乎从不施舍。但此刻，我已送出不少食物给猴子们，难道我对同类应该更加冷漠吗？

为何我能对比我低等的动物毫不犹豫送出手中所有，而对生活在贫穷国家里最下层的同类却试图无动于衷？

我不敢想，不敢揭露答案：因为猴子比人类稀有，应该协助它们生存？因为人类擅长欺骗，所以不能轻信生人？还是因为我对过于频繁的乞讨已麻木，从中找不到乐子，而从罕见的猴戏中容易获得满足？

我想着难受，但最终还是没有给她们一丝援手。头顶的天空蔚蓝无际，但正被地面车辆的尾气逐渐侵蚀。猴庙下的商业街熙熙攘攘，但我找不到那个答案——我们生而为人，到底怎么做才正确？施舍吗？放弃吗？不考虑自己吗？而“正确”又是被人类“正确地”定义的词汇，我能判断这定义是“正确的”吗？

似乎不能。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我开始懂他这句话了。这是无奈的尽头。

安吉尔

最初我和安吉尔交流时，她总对我抱有莫名的恐惧和些许的敌意。后来她告诉我，她是在害怕我那一月未刮的胡子！与其他游客一样，她从不真正相信我是一名九零后——尽管事实如此。最后她妥协了，叫我九零后叔叔。

我们一起来到博卡拉这座小城，这里最富盛名的是费瓦湖和滑翔。城市依山傍湖而建，湖边尽是欧式小洋房，水泥路上摩托车比轿车还多。

早有听闻这里可以租摩托车，我用中文驾照糊弄车行老板，顺利租借到手。

我大概有一年未骑摩托了。在武汉读大学时，我总骑着我的二手小摩托穿梭在校园附近。我未曾放弃骑行，尽管修车的钱已远远超越购买的价格。

很难得我对一项事情谈上特别热爱，但骑车确实是我最为钟爱的事情之一。我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四处乱窜，特别是武汉的夏天太热，骑车吹风乘凉是极为欢畅的事情。摩托车给予了我和朋友很多方便，我骑过它上课、卖书、搬家、买饭、看电影，甚至遛狗。

当我在博卡拉踏上小车踏板的一刻，我感到大学的回忆就通过握着油门的右手，突破万里，倏地全部传递到心际。我带上头盔，这让我觉得它很重。当然重的不应该是它。

在一同前来的小伙伴里，我是最不愿合群的一位。这会我租来了摩托车，不少人又打起蹭车的主意。我被迫在她们的要求下接连载了数人前往几处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真的有点生气了。

这时安吉尔瞧见我，“叔叔，去哪儿啊？”

“去滑翔。去就上车，然后别下车，其他人我不想载了”,我把头盔重新戴好，“你最好抱着我，不愿意就抓住我衣服。我会开很快。”

安吉尔兴奋地上了车，一开始还拘谨地拽住我的衣服，随着我开得越来越快，她不得不揽上我的腰部以避免意外。

“大叔，你不高兴啊？”她对着狂风问道。

“实话实说，我讨厌你们。我是一个人来旅行的，不是来给你们当翻译和司机的。”

她没有说话。

“我真的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群体活动——你们难道还不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你们看到人多不觉得烦？你们麻烦别人多了不会觉得羞愧？出门在外不懂留意别人脸色？就这种天赋资质，到底哪来的勇气和外界交流？想找死吗？”

“叔叔，你别生气……我错了……”

“我没怪你。你表现还不错，不然不会载你。这几天你可以跟着我。”

“不……我感觉你在怪我。都是我不好。”

我猛地急刹，打开头盔的防风罩，回头：“那你是想下车吗？”

她抿着嘴，胆怯地摇摇头，长发因骤停不住飘散。

“我只说一次：我没有讨厌你。而且出于某些原因，我会保护你。你愿意就跟我走。”我想起了布迪的嘱咐，这么说着，又拧起油门。

她问什么原因。

“等你长大了，叔叔再告诉你。”

梦想

到了滑翔处，眼前天空已尽是自由飞翔的滑翔伞。

我的驾驶员叫吉安娜。她是这里比较少见的女飞行员，问我名字。

“你可以叫我安德鲁。其实，我是吐鲁穆思的双胞胎兄弟。”

她仔细端倪着我，随后捧腹大笑。不得不说，我应该长得还真挺像那可恶的明星。

“噢，我的大明星！你怎么穿着拖鞋就来了？恐怕你要赤脚了，不然鞋子就要从天空中自由落体了。”

在叮嘱我各个细项之后，我们三步跑出山坡，双脚腾空，开始滑翔。我大概离天空有一千米高？我已估算不清，总之地面的洋房已变成平时魔方里的一格大小，整个小镇的屋子看起来像一个尚未还原整齐的魔方，五颜六色。当然主要还是绿色，因为眼皮底下尽是附近的山丘森林，还有梯田。

“害怕吗？吐鲁穆思？”吉安娜低头轻问。

“不，别把我和那些脚软的人相提并论。”我伸直双脚感受风的触摸。

她夸我英文说的好，她接待过许多中国顾客，没有几个能正常交流。我则毫不迟疑地告诉她，我是朋友里英文最烂的，大概没有之一。

她很惊讶，我说：“事实如此。就像尼泊尔人很友善，大概也没有之一。”

“对呀。第一次来这国家呢？”

“是的。来到这里之后我更加不喜欢中国人了。”

“天呐，为什么！”

“他们很那个……那个……嗯，我不知道在英语怎么描述……”

“他们很自私？”

“对对对！”吉安娜很善解人意，还不忘调整角度，往费瓦湖飞去。

我很高兴遇见默契的知己，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作家。用我的笔，写故事去感化他们。”

“好男人啊！”（她原话：Oh，good man!）

“这就是我的梦想！”

“我喜欢，我喜欢这个！”

说着我们已经飞到费瓦湖面上。湖面在午日的照耀下光影斑驳，光斑的两角向外伸张，像两只耳朵；再仔细看，一大团光斑的中间呈现两处淡绿的湖色，如两只眼睛；湖面因风吹拂而微皱，给这张脸带来了诡异的笑容和嘴角。所有五官加起来，湖面像一张巨大的狼脸，立耳尖嘴，注视着我们。

大自然的奥妙在这里妙不可言。无论是小镇魔方般的缤纷色彩，还是湖面浑然天成的狼脸，都因为在空中迎风漂浮而放大了快感。只凭借自然的风力翱翔，我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我在地面与穹顶的之间，找到了一个中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不妨碍，互不伤害。

天空并非由于喜欢就刮起台风，大地也不是因为任性而发起震动。从西藏到尼泊尔一路下来，骨子里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这里人类毫无欲望与自然强烈对抗。有人徒步转山转湖，只为祈祷来生；有人不计成本和收入，只为遇见有趣的来客；有人放下高薪，来此定居感受洗礼；有人背离世俗，埋头栽入深爱的自然……

没有一项是关于人们如何和自然对抗，如何凿地盖楼，如何填湖平海，如何经营致富。他们失去了看到高楼大厦、地铁纵横的机会——但他们看到了更蓝的天空、无比璀璨的星河，早起能听到牦牛的嚎叫，入睡听到翠鸟的低鸣，祷告时甚至能听到神明的召唤。他们知足。他们幸福。

就是这样，我更加坚信——其实人们从失去中获得的，永远比失去的更多。

我还悬在半空，一阵风、一面湖就把人生的大道理说透了。

回归

离开博卡拉后，整整一个月如梦般的行程宣告结束，我终要回国面对现实。

领导很期待我的回归，她认为这趟旅行于我而言是个蜕变。一回到办公室没几天，我被宣布升职。

变是变了，怕是不如她愿。我变得更不愿合群。

“林锐，你回来后更深沉了。去了西藏就是不一样。”一同事调侃我说。

我也挺难解释这种变化。肉身越来越入世，灵魂却越来越想出世。我并非因为去趟西藏尼泊尔就能发生这种改变。旅行不过像一面隐形的镜子，在旅途如影随形，随时照出每个人内心真实所想。这是催化剂，你本来就应该发现自己，在这里不过容易加快进程。

无论西藏还是尼泊尔，其本身都不能让任何人得到救赎。我们仅能通过在这里发现自己而自救。

无心之人来一百次也没用。

回来后，我还有强烈的冲动，还想再去一次。我想念在蓝天之下，一条大路笔直且长，而我哼着歌走在路边，不时抬头望那忽明忽暗的云。

驴友们说，去西藏会上瘾。

还有人说，在尼泊尔，有一种毒，让人忽略了时光流逝。

看来都是真的。

彩蛋：附一张吐鲁穆思的照片，国人说长得像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