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建立的时候，一种普世主义出现了。但那会的人们对这文明还处于一种很懵懂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日用而不知”，他们会下意识地用这套价值观来理解世界，下意识地形成了一些行为习惯。这些行为习惯被整合为“礼”，是贵族们战争时的道德标准，也是君子和小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参照系。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人清晰地琢磨和总结这些秩序。到了春秋后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数百年来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秩序崩溃了。这下就很糟糕了，人们突然发现赖以理解世界的坐标系没有了，世界的意义丧失了，这时候就是思想大爆发的时候了。人们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意义。那些已被实践了千百年的一系列“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就变成人们思考的基本出发点了。不同的思考，催生的后来说的诸子百家，也就是很多个思想流派。

对待传统有三种态度

初看会觉得诸子百家的流派很多，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找到头绪来理解它们。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基本的结构，这些流派依照它们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可以区分为三大类，把这三大类大致搞清楚了，就找到头绪了。对待传统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力挺，认为传统好极了；二是抛弃，认为传统坏透了；三是无所谓，它是好是坏跟我没关系。这三种态度，就分别对应着儒家、法家和道家。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视作这三家的某种变形，因为对待传统的态度一共也就是这三种可能性。

这三种态度可以再用三个更清晰的词来表述。第一种，复古。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回归到传统，这是儒家的态度。第二种，开新。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抛弃掉那些讨人嫌的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开创新规范，这是法家的态度。上面这两种态度，都有着积极进取的入世心态，只不过给出的办法正相反。因为儒家和法家都诞生于中原地区，这里人口众多，秩序复杂，不以入世的态度，难以面对问题。但是在地广人稀，山川众多的荆楚大地，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出现的可能性，就是第三种态度，出世，这是道家的态度。道家认为，正是各种入世的念头才把事情搞糟了，倘若不再追求转瞬即逝的现世成就，天地一下子就宽了，传统本身好不好、有没有用，根本无关紧要。今天，在面对很多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三种对待传统的典型态度。

儒家：克己复礼

儒家是从商周两朝的巫师系统发展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巫师，不要把它理解为现代的跳大神那种巫师，而是古代沟通天意与人事的神职人员，这种工作主要通过占卜和祭祀来完成。《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正经是个国家大事，这属于最高的“礼”，而巫师们就是“礼”的具体操作者与记录者。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如果要想复古，第一步肯定得先说清楚这个“古”究竟是什么。巫师系统有这方面的很多记录，当然是最合适的解说人选，他们由此就逐渐发展成为儒家。如果你理解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莫不如把他理解为此前巫师传统的集大成者。

孔子认为复古的路径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各种冲动，依照传统留下来的“礼”的要求来做事，这样就能达到儒家的最高理想“仁”。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依照“礼”来做事，只不过是对于传统的盲目跟从，随大流就行，用不着什么勇气。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照“礼”来做事，就会显得迂腐，因为大流已经变了，遵从“礼”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如果仍然坚持这么做，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样做是对的”，跟有没有好处没有关系。这种主动抉择是充满着担当的，很需要勇气，所以，儒家当中逐渐浮现出对于道德勇气的赞美。孟子有一句话，叫做“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只要认准了是正确的事，哪怕千万人阻拦，我也毫无畏惧地走上去，知其不可而为之。

法家：君主意志

但在法家看来，儒家的理念太迂腐了，既然明知其不可，还要为之，有什么用呢？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你还非得依照过去的传统，不去理解现实的变化，只能是一群书呆子，不可能成事儿，只会把天下带入危险的境地。“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出自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著作中。他说，想要用古代的政治逻辑，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的愚蠢办法。那该怎么办呢？索性就用“法”来取代“礼”，开创一套新的制度。为了能够推行“法”，君主就必须懂得如何应用诡诈之术来控制人，懂得如何利用甚至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势。这就是法家三宝，“法术势”，就是法令、权术、局势。

儒家强调恢复“礼”，“礼”来自传统，贵族是“礼”的载体，法家强调创建“法，“法”出自君主意志，官僚是法的执行者。联想到君主、贵族、官僚的博弈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们肯定不愿意接受儒家，更愿意接受法家。所以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都没得到过重用，反倒是法家的人占据各种高位。有趣的是，法家的鼓吹者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商鞅还是李斯，都是在别国建功立业。韩非虽然在别国没有能够建立功业，但在本国也从没获得过机会。原因在于，君主需要官僚在本国没有根基，才能听使唤，倘若是出身本国的法家，他总会有各种根基，这种人又太懂法术势，很容易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

脱离了家乡的游士，如漂泊的浮萍，孤身一人，荣辱富贵都依赖于君主，君主最喜欢了，所以法家只能在别国成事。反过来，这样耍心眼的君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看不上。他跟别人挤兑过曾接见他的魏国君主，说那家伙看上去就不是块当国君的料。他更骄傲地说，能有大作为的君主，国内一定有他召唤不懂的臣子，有什么想法，君主也不敢托大，会过去找臣子当面谈，假如一个国君手下没有这种臣子，那他一定不会有作为。

道家：无为而治

无论儒家法家是怎么思考的，在出于荆楚之地的道家看来，都会觉得中原的人也太看不开了，世间这点东西有什么好争的。这种超然的态度在庄子的一个故事里体现得最确切。庄子有一位朋友叫惠施，惠施在魏国谋得宰相的职位，庄子远行路过魏国，打算顺路去看望他，有人就跟惠施说，庄子到魏国来，就是想取代你做宰相。惠施听说后很紧张，便命人在国都大肆搜捕三天三夜，想逮着庄子把他立刻赶走。庄子听说后就主动去见惠施，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凤凰从南方飞去北海，一路上只要不是梧桐树，它就不落下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就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它就不喝，结果半路上碰到一只猫头鹰，刚捡了个死老鼠，猫头鹰看见凤凰，马上大声叫唤想要吓走凤凰，生怕它抢走死老鼠。庄子说，惠施你现在这么大肆搜捕我，你以为我看得上这宰相的职位吗？说罢飘然而去。

要知道，惠施也不是一般人，“学富五车”这个成语最初就是描述他的。所以关于道家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这个故事就足够能体现出道家的气度和洒脱。那么在道家看来，世间的事情该怎样才能搞好呢？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老子就会反问你：搞什么搞？最糟糕的就是你们这种非要搞事情的人，你们以为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好，可世界恰恰就是被你们搞坏了。道家认为，当今之计，是放下非得要搞点事情的想法。顺其自然，让世界、让百姓自由自主地活动，事情自然就好了，这就叫“无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