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正月初九，福建省莆田市平海的居民们都会举行盛大的节庆仪式，他们抬出城隍，绕着城市巡游。年复一年，从明初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习俗，从来没有改变过。
平海在明朝的时候，叫平海卫。“卫”是一个军事单位，最高长官叫指挥使，共计5600人，有5个下级单位“千户所”，每个所1120人，千户下面还有“百户所”，每个百户所又由若干个“军户”组成。
平海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驻地。那么，这些历年不衰的民间节庆又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 “军户”有着密切的关系。
《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讲的就是沿海卫所与军户的事。作者宋怡明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中国历史学教授，他精通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
他在描写这段浩繁的明代历史时，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用明代军户制度的变化，给读者们展现了一张明代民众生活的长卷。
他们智慧、狡诘、短视、近利、市侩、负重、团结，有些甚至刻入了沿海人民的血脉，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人们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社会的推进。
独特的明代军户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他就开创了独特的军事管理制度。大明王朝，有两条重要的卫所驻扎线，一条横贯东西，一条纵横南北。东西线以长城为地标，从东到西，守卫大明江山安全。作为南北线的军事防务，以经济动脉的大运河线走向为驻军地点。
虽然在他执政时期，采取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但架不住海洋经济的冲击，如何守卫海防线，就是类似于平海卫这种卫所存在的价值。沿海一带驻扎了非常多的卫所，由一个个军户组成。
明代的民众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这些都是世袭的。如果编为军户，则需要永久性、世代相传地为军队提供军士。这种世袭制度一直沿用到明代灭亡。
01征兵与入籍
征兵的渠道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
从征即为那些与朱元璋马上得天下且有幸活着的人，他们成为世袭军官，成为了卫所指挥使。
归附即那些元朝的军队归降而成为军户，纳入明朝军户体制内。
谪发就是充军了，这些罪犯家族进入世袭军户。
垛集即在卫所当地征军，强征入伍，连带他们的家庭，被列入世袭军户。沿海卫所的军户大多来源此方式。
02分派与调转
士兵一般会分派在与自己家远近适宜的地点，一方面让他们与家乡的距离足够远，解决驻军与乡里关系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又能让士兵尽量靠近自己的家乡，以降低劳民伤财的概率。在这个区域内，不同卫所间轮番换防。
03补伍与勾军
当某一家军户派出一员男丁参军，如果男丁去世、受伤、失去行动力，甚至当了逃兵时，军户就需要从家族中挑出合适的男丁来勾补上这个缺。
04定居
到朱棣执政时，发现将士兵及军眷安置在一个卫所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勾军补伍也非常方便，于是就鼓励士兵在卫所落地生根。
军户制度运作过程中各类社会关系的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军户所涉及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士兵与家族间的关系、再域化过程中与当地各类关系间的冲撞、对抗到融入。
01军户与家族间的博弈关系
随着家族的繁衍与扩充，同一个祖先分出了各房各支，让哪一支的儿子去当兵就成为了整个家族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倪姓家族从太祖开始，每多生一个儿子，就多一房出来，但从家族来讲，只要军队有需求，那他们就只要从某一房中抽出一个儿子，送入军队即可。
甚至有些家族，家大业大，不用出自己的儿子，可以过继别人家的，送到军队去抵数。哪怕没有儿子，送女婿去，也是一样的。
这些被送去卫所服军役的人叫“正军”。
正军离开家族后，基本上就和整个家族渐行渐远了。因为只要不是生老病死，他就一直呆在远离家乡的卫所里。
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切断正军与家族间的关系。他们在利益上，是相互捆绑的关系。
正军去当兵了，作为家族，必须每年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给他们，以弥补他为家族所作出的牺牲。同时，也是为了让正军安安心心服役，不要做逃兵，不要给家族带来麻烦。
而正军在卫所正常服役，对于远在故乡的家族，可以免受勾军官吏的骚扰。另一方面可以维护自己在税务方面的特权。
就这样，世袭兵役使相隔千里的宗亲长期保持联系。百姓们也绝不是“自然而然”地希望维持这种联系。这种军队政策带来的家族行为模式，同样影响着日后的海外华人社会。几百年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家庭也在设法保持与家乡父老间的团结，抱团取暖，互惠互利。
《族谱》
02军户与卫所反客为主的再域化关系
军户在初到卫所之时，是被孤立与割离本地社会的，但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军户们利用军户制度进行套利，从而在卫所反客为主，掌握了社会组织的话语权与领导权。这是在再域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连朝廷都没有预估到。
军户制度的副产品之一：“倭寇” 90%是中国沿海的居民。
据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的估计，被指为“外国匪徒”的人当中，外国人真正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真正的“倭寇”身份，更多的是聚集在福建三大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的士兵与百姓。
军户从士兵和军官演变成海盗，有其复杂性与社会性。军户在被征入伍前，处在与原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中。
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不仅出于军事上的考量，还有着其它的原因：如果士兵服役留在原籍，他们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很容易为所欲为。所以，采取了“再域化”的手段，让他们扎根于新的卫所。
但初衷往往会跑偏。士兵们在“再域化”过程中，重塑了新的社会关系网，在卫所开花结果，形成了一张新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下，他们颠覆原来所服务的制度，为自己获取新的身份，谋取新的利益。
嘉靖8年，浙江盘石卫，因为军饷拖欠数月，引发了众怒。数百士兵逮住了当地衙门主簿要求发饷。最后闹到朝廷，嘉靖帝要求彻查。最后的真实情况是盘石卫的指挥使与走私者及“倭寇”狼狈为奸，劫掠地方。
官兵为什么参与走私、成为海盗呢？要么是迫于生计，要么是怀有野心，要么是投机取巧。
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军户制度本身。虽然卫所的兵员数量是固定不变的，但自从实行了士兵本地化政策之后，渐渐地使士兵家庭成员越来越多，人口增长成为了棘手的问题。
当那些士兵在卫所成家立业后，再也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了，他们需要养活整个家庭，一份军饷是不够全家人开支的，如果再被拖欠，那只能开辟新的途径。
沿海卫所的士兵，最容易接触到船只及航海技术。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卫所是唯一可以合法建造大型远洋船舶的地方，这为他们的非法走私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卫所的守军占尽了地利优势，这就给士兵们提供了有机可乘的机会。他们向往来的商船征收非正式的通行费，还为自己的买卖提供各种方便。
士兵们与当地的精英家庭结成联盟关系，包庇、欺瞒、出售情报等等，结成了一道紧密的利益关系网络，使他们在非法贸易过程中更为肆无忌惮。
虽然明代从朱棣开始开放海禁，派郑和出使西洋，使其一度成为了海洋强国，但明代海盗依然横行，屡禁屡犯，从来没有得到根治。
那些谋划着在军户制度中如何更好地生活、操纵着体制为自己谋利的人们，在这个时代里，或是考量着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受或拒绝国家控制，或者继续成为海盗，阳奉阴违地打着制度的擦边球，或者成为海外侨民，或者在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军户制度的副产品之二：再域化产生的新型社会关系（婚姻、卫学、寺庙）
婚姻是再域化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工具。最初是军户与军户间进行联姻。如果与非军户联姻，那么，潜在的亲家会害怕自身也受到军役的牵累。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军户之间互相结亲。
随着军户在本地社交网络的增大，军户也开始和民户通婚，从此逐渐跨越了户籍上的鸿沟。
嘉靖十年秋，15岁的何鹏继任蒲歧千户。他是何家第8任千户。他的曾祖父、祖父和叔叔都娶了其它军户之女，他的父亲则娶了当地一名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等到他婚配的时候，在家族的建议下，也娶了当地的民户之女。
何鹏英勇善战，屡立奇功，并且在抗倭中取得胜利，受到了官府的通报表扬。但他的社会圈子，不光光是在军队，并且通过他母亲及妻子的关系，何鹏和他的家族成为了浙南地方精英阶层的一员，实现了阶层的迁跃。
军户在再域化过程中，女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军户通过婚姻，改变了在当地孤立无依的社会地位。通过婚姻，让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地位越来越巩固。
卫学是再域化得以巩固的手段。如果卫所没有卫学，那么军户子弟要回原籍入学、应举。譬如出生于镇海卫的周瑛，由于镇海卫当时没有卫学，他为了应举，必须返回祖籍莆田，在那里生活、学习、考试。他的生活重心，不是在有父母在的镇海，而是在镇海。
这对于再域化，无疑是个打脸的行为，社会黏度不够。
但自从办起卫学后，这些子弟就能在当地学习与生活。虽然能入朝为官的机率不高，但他们可以参与和领导地方事务，扎根并服务于本地，成为本地的精英群体。
随着军户们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强大，他们的外人身份、漂泊不定被人们渐渐淡忘，反而成为了在再域地安家立业，参与公共生活的最稳固的社会人群。
寺庙是再域化得以融合的产物。卫所一般有三种神衹存在。
官方信仰。“关帝庙”，这是朝廷规定的。因为关公与军事有关，所以，明朝的每一个卫所，必须要供奉。
本地信仰。 “城隍庙”，负责保佑本地居民的守护神，基本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位神明。除了城隍之外，他们还供奉其他的神灵。每个地方的信仰都不一样，比如位于莆田的铜山所所供奉的是“九鲤湖仙公”，这是当地最大的庙宇之一。
原籍地信仰。当军户派出一名男丁去指定的卫所服役时，都会从老家供奉的寺庙或神龛中取出一些香灰，将本地的神祇引入到卫所居住地供奉，这种做法叫“分香”。
铜山所的军户有供奉“三山国王”的，这是一个原籍潮州地区的军户，由该军户“分香”带到了铜山所，以便他的子孙后代供奉。
军户通过前两种的信仰，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和当地人一般无二的信奉这些神祇。但同时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自家供奉的原籍信仰，使自己与原藉保持着精神上的相对一致性。
军户制度的遗产
明王朝的覆灭，意味着这一历史上独特的军事制度终结了。但它所留下来的遗产，不仅影响是清代的体制格局，甚至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可以看到当时所留下的印迹。
01体制消亡后残留下来的义务
满族人的“八旗军+绿营”模式是清朝军队的基本结构。他们看不上明代的世袭军户及卫所制度，所以卫所很快被取消，世代为兵的军户制度也随之废除。“军籍”走进了历史。
卫所取消了，但卫所的社群关系还在，整个明代所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并不能随之而消失。
清朝前期威胁之一来自于“国姓爷”郑成功。他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率领部队攻占沿海大部分地区。最终兵败撤回台湾。
清政府为了切断郑氏政权的物资补给，下令沿海地区的居民强行迁到距离大海数十里甚至数百里的地方，很多曾经的军户也背井离乡，苦不堪言。
等郑氏政权覆亡后，清政府又让他们迁回到原来居住的卫所，而此时，他们的家乡已经是满目苍夷。
02体制消亡后众人努力维持的特权
在新体制上能够维持原来的特权，就必须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甚至同宗异姓也能成为同一个宗族。
军户很早就设立了族产，这些族产的作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助力当地倡导理学的精英们实现愿景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精英在实现愿景后，又为宗族的势力巩固提供必要的帮助。
03新目的下对于体制的再造
原有的军户，在清朝消失了户籍。这在当时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有“户”就没有任何地位，他们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也很容易被在籍的邻居占便宜。
于是买卖户籍也开始风行起来，但毕竟僧多粥少，还是满足不了军户入籍的要求。
有一些卫所集合全卫所的各宗族，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共同的、虚构的宗族，并共同推举一个姓氏，关帝是他们共同的祖先，以此来处理明代身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他们利用共同身份，作为某种组织性资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用族谱、碑刻以及其他家庭文书等这些田野调查取证形式，整合还原出了明代一个在微生态的日常生活中，以及东南沿海军户在整整一个朝代中的活动轨迹。
透过他们，让我们看完了这群沿海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作为被兵役和户籍制度牢牢束缚的群体，他们在制度的博弈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又在“阳奉阴违”中，实现圈层跃迁；艺术地让自己“被恰当地”统治，且让弊端最小化。
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