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站：湘江。也是最后一站，后补的游记信息。

湘江，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是湖南省最大河流。湘江，其源头有4种说法：一是传统的正源（俗称东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白石乡的石梯，河源为海洋河，北流至兴安县分水塘与灵渠汇合称湘江；二是南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海洋乡龙门界；三是广西兴安县南部白石乡境内海洋山脉的近峰岭，河源称上桂河（白石河），往东流至西波江口称湘江；四是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紫良瑶族乡蓝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狗岭，河源为潇水，在永州市的萍岛汇合广西来水称湘江。学界较流行的说法是白石河源。流经湖南省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至岳阳市的湘阴县注入长江水系的洞庭湖。如海洋河为源，湘江干流全长844公里， 流域面积94660平方公里。

湘江流域是湖南省人口最稠密、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据史载，湘江流域的行政建制，始自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湖南政区设置的肇始。从此以后，历朝政府在湖南的行政建制，以湘江为脉络，自下游而上游，由干流及支流，在全省铺开。

春秋时期。楚文王时期，楚国军事政治势力进入洞庭湖南岸地区，湖南在这一时期被纳入楚国版图。《汉书·地理志》载：“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汉之罗县，即今汨罗、岳阳一带，并在这里建立了战略据点——罗子国城。《史记·楚世家》也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楚地千里”。这里的“越”，指的就是湘江流域的“杨越”，即湘东南和湘中地区。春秋晚期，楚人正式进入长沙地区，并继续沿湘江上溯，于春秋战国之交到达湘江流域上游及广大湘南地区。

秦汉时期。秦代在湖南地区设有黔中和长沙两郡，“秦灭楚，立长沙郡，统湘川”，“湘川”泛指湘江流域。据宋朝税安礼所撰《历代地理指掌图》载，秦长沙郡辖岳、潭、衡、郴、连、邵、永、道、桂阳等九州，湘江流域几乎全为长沙郡辖地。西汉时期，湖南地区共设一国三郡，即长沙国，并改秦黔中郡置武陵郡，分长沙郡别置桂阳、零陵二郡，湘江流域主要为长沙国、零陵郡及桂阳郡的一部分辖地。

三国时期。三国时期湘江流域属南荆州，一度长沙、桂阳二郡属孙吴，武陵、零陵二郡归刘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取荆州，武陵、零陵二郡亦转归于吴。至此，湘江流域乃至湖南全境均为孙吴所有。孙吴在湖南境内共置八郡，其中湘江流域所设长沙、衡阳、衡东、零陵、桂阳五郡。

唐宋时期。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依山河形势将天下分为十道，湘江流域位于江南西道之境，包括潭州长沙郡、衡州衡阳郡、岳州巴陵郡、郴州桂阳郡、永州零陵郡及道州江华郡。广德二年（764年），置湖南观察使，驻衡州，“湖南”之名由此始，仍辖潭、衡、邵、永、道5州，湘江流域为其所辖。宋初，地方行政管理沿袭唐制，仍实行道、州郡、县三级制，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湘江流域隶属于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其中潭、衡、永、郴、道隶荆湖南路，岳州隶荆湖北路。

明清时期。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潭州府为长沙府，治长沙，隶属于湖广布政使司，辖长沙、善化、湘阴、湘潭、浏阳、醴陵、宁乡、益阳、湘乡、攸县、安化等十一县及茶陵州。清朝沿袭明制，仍实行省、府（州）、县（州）三级制，湖南隶属湖广总督和湖广布政使司管辖，总督、布政使均驻武昌。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右布政使司驻长沙，湖南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省，并以长沙为治所，下辖9府（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顺、衡州、永州）4直隶州（澧州、靖州、郴州、桂阳州）和5直隶厅（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南州）。至此，湖南已囊括湘江流域大部分区域。

人口变迁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自秦汉以来，湘江流域人口变化大幅震荡，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低位徘徊期（秦汉至宋初）。自秦汉以来，湘江流域一直是人口密度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人口总量一直在30～100万人的低位徘徊。盛唐时期曾有短暂的快速增长，至唐后期五代，随着北方人口南迁，湘江流域人口有所增加。但由于五代后期马氏诸子争夺政权等原因，湘江流域一度陷入混乱和凋敝。北宋太平年间（980），湖南总共有户约20.6万，居全国分区第11位；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9户，仅高于两广而居全国第13位。

二是较快增长期（宋元时期）。这一阶段，湘江流域人口增长较快，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元年（981～1078）的百年间，户年均增长1.76%，高居全国各分区第一；户数达122余万，居全国第六。1073年，王安石对神宗说：“户口之盛无如今日”，并举荆湖南路为例说：“昨章勋定湖南保甲，究见户口之众，数倍前日，盖天下举皆此类”。至北宋中期，湖南路治所所在的潭州已被人为“土广民稠”。这一阶段湘江流域人口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迅速，人口自然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是因为外来移民导致的机械增长。

三是人口锐减期（元末至清前期）。这一时期，由于沉重的人口赋税和刀兵杀戮，再加上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等自然天灾，湘江流域人口乃至湖南人口锐减。《醴陵县志》记载，“（元时）因蒙古兵驻防内地，恣意杀戮，士民相率远扬”。然后，“崇祯十六年（1643）至顺治四年（1654），人民备历刀兵、饥荒、病殁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顺治四年，巡按御史张懋喜就官湖南，从岳州到长沙，记载下了当时的凄凉景象，因沿途没有人烟，只好“夜宿草中，昼食树下”。进入长沙后，“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据《清朝文献通考》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省人口总数约91万人，尚不及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570万的1/6。

四是高速增长期（清初以来）。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实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宣告了人口税历史的终结，这一方面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另一方面，又使原先隐匿的人口大量登入户籍，使人口数量直线上升。章太炎在《论民数骤增》中说：“夫自元始以来，至于康熙，千七百年，民数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才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说也？”他进而解释道：“向之隐窜伏匿者多也”。据史载，湖南人口从1685年的91万，增加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2000万，一个半世纪，人口增长了20多倍，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湘江沿岸城市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严重破坏阶段（明末崇祯至清初）。明末清初政权更替对湘江沿岸城市造成了巨大破坏，多数城市沦为废墟。清初时期，清军与吴三桂相峙长沙展开激烈争夺，据《长沙县志》记载，长沙“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全无”，以至于“旷土漫衍，人星寥落”，一片凋敝破败景象。二是恢复重建阶段（康熙中前期）。随着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大幅回升，城市建设和功能得到极大发展，中心城市规模开始加速扩张。如当时的长沙府已有20余条街道、10多个卫星市镇，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网络。湘潭曾在明末清初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当地居民逃亡殆尽，后大量江西籍商贩移入，旧志称：“城总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经过几十年恢复建设，湘潭城区已是“肆陈百货，江运千艘……城总市铺相连，百货皆聚于此，为湖南一大马头”。三是繁荣发展阶段（康熙后期至乾嘉时期）。随着商品流通日趋频繁，以及水运商路逐渐兴起，自湘江“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促使湘江沿岸形成了几大商业中心，如长沙、湘潭是全国著名的米市，岳阳是湘江水路重要的货运中转站，衡、永则以木材、矿产和食品交易为主，“衡州以上，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湖南通志》载）。据《衡阳县志》载，至乾隆时，衡阳城区已是“商旅竞集，绕城而居，而湘江东岸，比屋而鳞列者，又不下数千户”。四是转型发展阶段（清道光至近代）。这种转型，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入侵和“开埠”的影响，一些旧城市逐步向现代化城市演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航运、铁路和公路等交通事业发展，兴起了一些新的交通枢纽城市，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市镇等各种等级规模城市共同发展的格局，到民国初期，长沙城市人口已达到20万人以上（见表4）。抗战时期，由于上海、南京、武汉工商业纷纷南迁，衡阳也由传统的农产品集散地转型成为大后方重要的金融商业中心，金融势力仅次于重庆和昆明，成为全国第三大金融市场。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湘江流域既聚集形成了岳、长、潭、衡、永等大型城市，也有散布于整个流域的众多中小市镇，它们共同演绎并见证了湘江流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