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正典》书中，布鲁姆借鉴了维柯的历史三分法来划分西方文学经典史：神权时代，贵族时代和混乱时代。其中贵族时代提到的一个重量级作家即塞万提斯，“他可以说是西方经典中唯一能够媲美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人。没有读过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又恰巧读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或《哈姆雷特》或者《李尔王》的读者，估计对布鲁姆这样的评论持怀疑态度，一旦读完《堂吉诃德》，才会发现塞万提斯在《堂》里表现的戏剧天赋和人生如戏的描述令人惊叹，他的天赋和塑造人物的能力，让他能够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堂吉诃德》的阅读体验是愉悦的、轻松的、魔幻的，甚至是狂欢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一出闹啼笑皆非的场景:在第一部分的大战羊群章节中，堂吉诃德把眼前羊群的叫唤，当成是“萧萧马嘶、悠悠角声、咚咚鼓响”，迎面而来的两群羊看成是两只军队，他是拯救世界的骑士，他紧握长枪，象一道电光似举枪乱刺。一边是桑丘看着抽疯的主人，一边是在幻想中再一次走向英雄主义的吉诃德: 求理想而不得依然我行我素，明知不可而为之。
这种阅读过程中极度的愉悦、忍俊不禁的体验是少有的，掩卷后带给读者的荒诞和求理想而不得的悲剧意识同样也是少有的。回想这些年读过的中外诸多小说，《堂吉诃德》是唯一一部带给我这种极度愉悦又极度荒诞地追求生存意义的小说:吉诃德到底在追求什么?“吉诃德要外出寻找真正的故乡，却在流放中找到了它（乌纳穆诺）。堂吉诃德和犹太人及摩尔人一样，都是流亡者。他离开了村庄，在流亡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只有在流亡时才是自由的。作为流亡者来说，哪里都是异乡，有形的家园不过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居所，难以安放无处安放的灵魂。理想主义者常在堂吉诃德身上看到某一个小我，或者说堂吉诃德是很多个小的“自我”的聚合，我们没有勇气、没有决心、没有决绝的隐秘的“小我”虽常在某个时刻浮现在意识层面吞噬着一根根脆弱的神经，却最终沉潜在海底，堂吉诃德帮我们将每个“小我”解救出来。“我们不能不对堂吉诃德惊人的英雄主义既怀有巨大的敬意又怀有相当的反讽。堂吉诃德的勇气虽然表现得狂怒乖张，但也令人信服地超过了西方文学中所有其他英雄们的勇气。”（布鲁姆）“他为了我们而失去理智，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留给我们一个宽阔胸怀的永久典范。”（乌纳穆诺）堂吉诃德孜孜不倦地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动机在于那不朽的名声，或者说是“时空里的一种人格扩张”。当我们一遍遍追问人为何而存在或人生存在的意义时，一个简单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人生价值的实现、时空内人格的扩张和无限丰富比物质本身更能让我们感到充实和丰沛。
小说里吉诃德与桑丘之间友爱又龃龉的关系是小说里最精彩和令人难忘的部分: 桑丘一边在骂主人吉诃德抽疯，一边跟着他继续上路，吉诃德一边自身难保，一边还强撑着试图给桑丘一次做总督的机会。在这个友爱又充满争吵的二人组合里，桑丘和吉诃德是被比相互间的情感和真心敬重更重要的东西联结起来的，就最高境界而言，他们在游戏之道中相互为伴，这一领域自有其规则和现实图景: 吉诃德追求骑士那无畏的、永恒的名声，桑丘追求总督的名声，尽管这名听上去很虚幻，他却对吉诃德不离不弃，他们之间的沟通充满了诙谐、反讽和俏皮，他们互为对方的理想谈话伙伴，他们会由相互倾听而改变自我，这是男人之间，也是骑士和仆人的相处之道: 结伴同行，无所顾忌，无功利心。他们的关系，“也仅有莎士比亚最令人难忘的男女人物可以媲美。塞万提斯如莎士比亚一样使我们自然化了。假如在最伟大的文学之中仍能找到人世游戏，那么舍此无他。”这或许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游戏人生”的真正内涵:在嬉笑怒骂、笑谈风声中践行人生理想，如果恰巧有伴同行，纵使风餐露宿，此生也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