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这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切入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框架。他也提到这只是一个大纲，尚需更多论证来完善。无论如何，这种大历史的分析还是能给人以启发的。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解释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特点：文化的稳定延续性、国家权力压倒一切、早熟的官僚制。他将其概括为儒法帝国，即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成型要追溯到东周时期。在这一时期，西周自上而下的封建制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这样的战争在瓦解封建制的同时，将整个社会带入一种效率导向型行为之中，也就是工具理性的发展。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由战争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形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这里，战争是重要因素，但整个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影响。欧洲的封建制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加上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抗衡，社会中有很多权力真空可被利用。于是建立在商业之上的市民阶层在战争中就成了重要的力量。而西周的封建制源于顶层设计，战国的诸子百家源头也来自西周的王官学传统，思想资源相对单一，因此不存在可以和国家抗衡的社会力量。国君只要把贵族打压下去就可以大权在握。
作者将东周分为了三个时期，用以阐述这中间的细微变化。
霸主期（公元前770—前546年）：
诸侯势力兴起，大国为掠夺和争霸而进行一系列战争。尤其是地处中原之外（具有地缘优势）的齐、楚、晋、秦，率先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出现了效率驱动型行为和文化。许多国家的卿大夫势力也因战争中获得新领土而崛起，诸侯国君与世卿贵族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导致了包括霸主体制在内的整个封建政治制度的危机。
转型期（公元前546—前419年）：
以晋楚弭兵为标志，霸主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危机深化，弭兵后三家分晋，各国权力也大都旁落世卿贵族。在已有雏形的官僚制继续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获得权力的世卿深知自己权力的来源，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相继进行变法改革以集中权力，但此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官学随封建制而衰落，私学开始发展，为游士崛起打下基础。土地私有化、成文法、选贤任能开始出现，战争规模开始变大，水利工程和工商业也开始大发展。
全民战争期（公元前419—前221年）：
始于魏国李悝变法，魏国强大后开始四面出击。这一时期战争的特点是时间长、资源多、人口大量卷入、领土扩张取代霸主争夺。因而称之为全民战争。从三晋开始，法家改革逐渐席卷各国，改革目标并不在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进行调整，而是试图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赢家通吃的战争局面中立足。此时为了强国，商业也有所发展（尤其在齐国），出现了商贾阶层和大型商业城市（成周、定陶）。但因为商业大发展出现在国家权力集中之后，商人无法独立形成社会力量，需要依附于国家权力。全民战争只需要农民，而不需要商人，这与欧洲曾有过的雇佣军战争大相径庭。
最终秦国统一天下，除了变法深度的因素外，地缘的优势也不可或缺。当时也并不存在普遍的大一统观念，最后的统一毋宁说是封建危机结束后（封建制度对战争实际上有所掣肘），兼并战争、扩张领土的必然结果。
全书的核心就在于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形成因素，而被改造的儒学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并主宰中国随后两千年历史的论述则篇幅相对较小，也缺乏细致的分析（顺便还提到了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大问题）。虽然书中的一些量化分析有点强行和不够严谨，但这个框架还是值得细化研究的。由此看来，法家体系的形成可以继续溯源到西周封建制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