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内敛的人。不是说性格和日常姑婆大笑，而是说我不敢说出我要的东西。

我还是一个三人成虎的人。我作为原告辩护人居然特别相信被告的证词，直到我的同事给我指出来。

我努力工作和学习。有的时候也因为如此，会变成一个搅屎棍子。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门堪称法学院第一好课的课上，我上周周末和大牛组队，赢了我们的刑事案件，是一个酒驾的案子。其实我在这里面还是有贡献的。比如说，我拿来case file之后，念了一遍，看到一个地图。然后我就去量警察看见被告的点和警察闪笛追击的点。大概1/8mile，220 yard。但是在警察的report上，他写了900yard。我告诉大牛，但是提醒他，我们对于这个地图没有foundation，也就是没有人证明这地图是真的假的，所以你要去试一下看能不能让警察承认这是他自己画的。另外还有一个点，是时间。从相遇到逮捕他用了三分钟。三分钟之内他开车追击，跟随，然后问了被告问题，还把他弄到背后的小广场那边测试。我说，时间太短了。我们那个时候讨论的时候，大牛还没有怎么看case file，所以我很确定，如果他看了，一定也能看出破绽。之后我们在我们的adviser办公室里面讨论，adviser是波士顿马拉松案子被告的律师，也是大牛。他给我们补上了另外一些arguments。果然，在正式的庭审上，大牛对警察cross examination，上演了本课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cross examination之一----评审点评。我也蹭了一个对于我direct examination的“beautiful”的点评。

刑事案件就是赢和不赢。我还是敢说出来，“法官你应该判我们赢”的这种话的。

这周周末是民事案件，jury trial。是一个警察和一个去接女儿的黑人之间的冲突。我们代表黑人。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文化的不熟悉就真的体现了出来。我是知道黑人受歧视，但是我没有感觉到case当中，这个歧视非常明显。所以作为原告去push种族歧视这个理论，我真的没有我的美国同学那么的觉得理所当然。这是其一。

其二，我也没有美国人很多人有的那种对于警察的怀疑。真的好像是受中国对于公权力迷信的影响吧。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警察在自己的两次笔录当中，都说自己要了三次ID，但是原告都没有给。在麻省，不给ID是可以直接当作crime抓人的。我们代表原告告警察false arrest，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impression，要了三次ID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我的同伴说，要三次ID这个事情只有警察说，没有中立证人说，原告当然也没有说。所以警察他在说谎。他根本没有要ID。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说，觉得好诧异，但是后来被case所迫，就决定这么argue去了。心里面特别的没有底。结果我就顺着这条线又去看case，发现因不给ID而逮捕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警察一开始是以别的罪名抓他进来的，后来认识到他错了之后，才book him for failure to identify的。这么一想，也还是有可能的。对于这个警察的cross examination是我做的。很幸运基本在所有的点上，都拿到了admission。我还是觉得心里面没有底。后来jury告诉我们，看完了听审，他们非常怀疑，警察到底有没有要ID，还是直接就抓人了。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哇，作为原告我要非常完全的相信我这一方啊，而且我这一方真的是可能是对的呢。如果没有我的partner提醒我，我就要在这一点黄了。

我还在这场jury trial当中当了个搅屎棍子。在民事案件中，赢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充分的。给我们这位黑人原告赢钱，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做closing statement的时候，没有提一个数字。下来的时候partner告诉我，你应该告诉他们我们要1 million dollar。在我对于种族歧视不感同身受和过分信任公权力的背景下，我还是觉得1 million dollar好多，而且我要钱张不开嘴。于是在rebuttal环节的时候，我也没有给一个数字，但是我告诉他们一些factor去consider。后来jury告诉我，决定赔偿的时候是在是太难了，没有数字指导，他们就给了50k。我对于赢这个case已经非常觉得好了，但是partner告诉我，“that barely covers our attorney’s fees”.

后来我在partner面前悔恨，自己应该说一个数字的。他很forgiving，说，你下次就知道该要钱了。唉，在民事案件中在钱的问题上当了把搅屎棍子，真的觉得当律师要再坚定一点相信自己代理人的故事。

如花2016.1.24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