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这样讲到：
“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
“丰厚的劳动报酬，由于它使劳动者能够改善他们儿童的给养，从而使他们能够养大较多的儿童，势必会放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应该指出，上述限度扩大的程度，也必然尽可能和劳动需求所需要的程度相称。如果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如此不足，在后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又如此过剩，结果都迫使劳动价格，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有的适当程度。因此，象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这一需求。这需求在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就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认为“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绝对是倒置因果的唯心史观。正是因为贫困引起的高死亡率，才会引起与之制衡的高生育率，以保证人类的繁衍。在摆脱贫困以后，也会有一个高生育率的延续，如中国。
在摆脱贫困以后，生育率会自然出现下降——这个观点也叫“存在决定意识”，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就叫“意识决定存在”——因为摆脱贫困以后也就没有必要用高生育率去制衡贫困引起的高死亡率了。
高生育率源于对高死亡率的应对，而高生育率在摆脱贫困以后一个时期的延续，就叫“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
至于后文论述的“劳动报酬对生育的调节”唯一反映的是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作为资本的人格化。
劳动报酬单独对生育不起调节作用。只有劳动报酬可以对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对生育产生影响。在允许生育的前提下，良好的生活环境使生育率下降，恶劣的生活环境使生育率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