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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读了不少唐宋话本，忽然有个很奇怪的发现：体制外的文人特爱写月亮，体制内的文人特爱写女人。张若虚是体制外的，他写明月何时初照人，李白是体制外的，他写床前明月光。而体制内的白居易、杜牧、陆游等，却是大量大量地炮制女人。东坡或许是个例外，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却有千古一绝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可抒发的感慨却还是体制内的“高处不胜寒”。
于是我想，这里是不是也有个公款消费的问题，贪腐的问题。因为体制内的人往往都有签字权，迎来送往常常都是可以凭发票报销的，所以消费起女人来较为容易，又不花自已的钱。消费之中，或之后，留下些关于消费女人的观感，并使之上升到一点美学的高度，也就当当然了。反之，体制外诸如张若虚等，每喝酒都要自已掏钱，除了不要钱的月亮可供咏叹，女人自然是问津不多的，所以后来张若虚干脆出家当和尚去了。
别看那些体制外的人似乎风流倜傥，潇洒不羁，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却一般都寄居于寻常巷陌而借酒消愁。而体制内的都是宝贝了：妇女出门迎，小姐推窗瞧，有事没事喝喝小酒，没事有事上上青楼，东边呀，刚吟一树梅，西边哟，又写一群鹅。无怪乎诗仙如李白者，尽管内心在不断抗拒，可肉体却一直想向体制里挤，所以他为巴结扬玉环也写过赞叹女人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但这种挣扎，由于时间离得太远，似乎一切都太容易让人披上美好想象的薄纱，而变得飘渺浪漫起来，我们今天已看得不那么清楚罢了。
换言之，体制内有女人，体制外有月亮，这一点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大夫这一阶层来说，的确也还是有点意思的，也有一点莫可奈何却又足足可以把玩的深意。而这一点足可把玩的深意，似乎在今天还有效，只是已然演绎成了一种当下民间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