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老幺，免不了要受些哥哥姐姐们的欺负。可能我天生心眼小气性大吧，总是不甘心白白受屈，所以逢“冤”必告。问题是，父母被生存压得喘不气儿来，哪有空管孩子们这些破事，所以基本上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管他三七二十一，告状的、被告的都拉过来揍上一顿。所以，告状换来的只是哥哥姐姐挤眉弄眼的嘲笑、依然故我的欺负，甚至变本加厉的报复。抗争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委屈和不平，我那小小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世界的绝望。无力回天的我在山上放牛的时候，悲悲切切地唱着凄惨的歌儿，也算是那么个长歌当哭的意思吧。
现在一提起童年，第一感受便是铺天盖地的委曲。哭是童年印象中最鲜明的底色：瘪着嘴哭、张着嘴哭、抽抽噎噎地哭、撕心裂肺地哭、躲在角落里哭、在地上打着滚哭……父母自然是顾不上哄我的，哥姐们往往是始作俑者，更是不会理我，恰恰相反，他们把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只觉得我哭着好玩，若是有两天没见我哭了，还要额外生出事端，非弄得我哭上一场不可。
长期的不平不得消解，每每还旧怨未消，又添新恨，导致我小小的心里竟然充满了怨毒。无数次受了委曲又无处评理的当下，我总是恶念横生，老天爷，赐我把手枪吧，我要一个个崩了他们，然后自杀。
也许我这辈子的功课就是修习忍辱、扩大心量吧。欺负我的不仅仅是哥姐、还有同学。
小学的时候因为成绩好，被老师指定为学习委员。学习委员可是要负责每天收本子、发本子的。班上有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经常不做作业，忌恨我秉公执法，每天放学后都对我围追堵截。可怜身小力单的我躲又躲不过、打又打不赢，不是今天被他们扯掉小辫、就是明天被他们在脸上画乌龟。
我受了欺凌，却还不能声张。能向谁声张呢？父母吗？像处理自家孩子间纠纷那样“各打五十大板”显然不适用，要他们替我出头，那更是没有任何希望。因为成份不好，父母一向在村子里夹着尾巴做人，哪里还敢主动招惹别人。老师吗？老师又不能每时每刻罩着我，老师若能罩得住的话，坏孩子们也不会向我动手。
百转千回之下发现，除了生受，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当时的我，小小年纪，竟然也已深得“打落牙齿肚里吞的”况味。
绝地反弹的时候也还是有的。有一天，一个男生又在我“执行公务”过程中与我发生肢体冲突。仗着在教室，老师就在隔壁，我奋起反击。撕打一阵后，那男生用力推了我一把，我摔倒在地。等我爬起来，那男生早一溜烟跑远了，我悲愤莫名，冲出教室，捡了块石头，狠狠地向男生砸去。别人是“愤怒出诗人”，我这是“愤怒出射手”，一向没什么准头的我竟然砸中了那男生，男生额头顿时出现个血窟窿。早有同学飞告老师，老师走进教室，正待喝问那男生，一见男生脸上的窟窿，反手给了我两个栗包。我这老师眼里的红人反常地挨了揍，却丝毫不以为意，心内只觉扬眉吐气、畅快异常。
由于父亲出生在重阳节左近，念过书的祖父给他取名“采萸”，昵称“萸儿”。只是在父亲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里，父亲自己和他周围的人都理解不了这名字背后的真正意蕴，所以，此“萸儿”变成彼“鱼儿”，此“采萸”变成彼“草鱼”。这可就苦了我。经常是，原本玩得好好的小伙伴们一见我过来，一个高声问“你昨晚吃的啥”，另一个尖声答“我昨晚吃的鱼——”。偶尔和谁恼了，那恼了的必日夕在我耳边大叫：“塘里有鱼——好多好多的鱼——青鱼、鲢鱼、草鱼、鲤鱼、鲫鱼、胖头鱼……”一直到把池塘里所有鱼的品种挨个喊一遍。当然，草鱼是重点，最后结尾的必定是那句，呀，好大一条草鱼！
我虽然也会反击，回叫他们父母的名字，只是那些名字大都稀松平常，乏善可陈，杀伤力十分有限。屡战屡败的我回屋搬来哥姐，在哥姐的淫威下，“敌人”暂时退却，一待哥姐离开，又卷土重来。再去搬救兵吧，“救兵”们嫌我多事，懒得理会。我再也无法可想，只能在那令人气苦的“鱼儿鱼儿”的叫声中独自品味人生的无奈。
那时候的乡下，医生都叫“赤脚医生”。其实，不仅是医生，老师也是“赤脚”的。农忙时节，老师们在自家田地里赶着插秧，秧还没插完，村小学那口破钟响了，老师们也用不着洗脚穿鞋，就那么赤着脚、卷着裤腿进了教室，一节课上完，还得返回田里插秧呐。
那天，老师估计是要忙活田里，给了我一本习题书，叫我在黑板上抄题给大家做。抄着抄着，大事不妙：红星生产队的池塘里放养了鲤鱼380尾、鲢鱼590尾，草鱼450尾，问，池塘里一共有鱼多少尾？我暗自叫苦不迭，这道题一抄出来，我这“小老师”还当得成吗？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让“鱼”这个字眼出现。于是，那道题就被我篡改成：红星生产队种了松树380棵、杨树590棵，柳树450棵，问，共种树多少棵？
第二天，老师对答案时发现了我的“猫腻”。想那老师，本是我自家族叔，又焉能不知其中的奥妙？他老人家面对着一屋子只知有“树”不知有“鱼”的学生，并没有坚持己见，而是深明大义、如我所愿地选择了――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