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
《琵琶行》是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佳句迭出:『1』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2』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3』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4』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5』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6』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7』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白也因此享誉盛名，我们在序中:“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可知他被贬官了，那他到底是为何被贬官的呢？
史书上多言其被贬官实乃冤枉，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冤枉呢？
大背景介绍: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藩镇们不秉王命，割据叛乱，互相掠夺，搞得天下不宁。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姑息、怀柔，一派主张武力讨伐。
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战派。元和十年，宪宗拟讨伐淮、蔡藩镇吴元济，并将机务全部交给武元衡。而河北藩镇王承宗遣使者奏请宪宗赦免吴元济。事情转到武元衡处，使者辞礼悖慢，武元衡严词叱之。王承宗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章诋毁武元衡，从此结下怨恨。
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淄青节度史李师道收买嵩山中岳寺僧人在长安刺杀了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 宰相武元衡，同时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重伤。 武当场死亡，御史中丞裴度亦被刺成重伤（伤在头部），幸赖随从拼死相救，才抢回一命。一时朝野震惊！
后来白居易在给好友杨虞卿写信时也曾提到过此事:“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
这是藩镇割据势力对中央的挑衅，也是藩镇势力对中央的试探。
百官迫于当时的情势，噤若寒蝉，一时之间竟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上书议论此事。
而白居易虽然深处低位，却出于正义和忠诚，在事发的第二天中午就写了一封奏章， “急请捕贼，以雪国耻” 要求朝廷迅速彻查此事，严惩杀人凶手。
不得不说他太过于心急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往往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朝中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以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为代表；另一派是主和派，不少为藩镇割据势力在朝中的代表。
而此时两方人马都不敢轻易言语，因为此事系乎国家安危，滋事重大，都在等皇帝唐宪宗做出决定。而此事白居易可不管那么，直接就在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官员之前抢先上谏，这不是明显打这一堆人的脸吗？
就你积极，就你能干，就你忠心，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吃白饭的！谏官都还没上谏，你就抢先上书了，不是在说谏官的失职吗？不是在说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人的失职吗？
白居易当时任职东宫，也就是为太子储备的人才，在皇帝健在时候参与议政这应该是当时的大忌。
况且皇上都还没开口说话，是听皇上的还是听你的？
众人将往日积攒的怒火都发愤了出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垂涎三尺，非一日之馋。
白居易与百官与皇帝之间的积怨由来以久。（这里先不详说，我们接着往下讲。）
丞相遇刺一事，唐宪宗（文治武略均应为中唐首指）深思熟点后，于刺杀案发三天后，下诏任命尚在重伤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显示平定藩镇之叛和惩凶的决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紧张地进行着，但一时头绪纷繁，侦查工作难度不小。几天下来，进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许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街头，而刺客不被抓获者。故而宪宗又于案发第五日（六月三日案发）下诏天下大搜，明令谁敢窝藏刺客，诛灭他的九族。六月十一日，案情取得进展，捕得张晏等八人，按问具服罪。 六月二十八日，杀了张晏等五人，复杀其党羽十四人。唯不及元凶淄青节度史李师道。之所以此时不动李师道，是因为唐政府这时正在攻击吴元济。若贸然去动李师道，则李师道必然举兵反，则唐政府就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大大地不利了。此后不久就消灭了吴元济。元和十四年（819年），消灭了李师道。
白居易第一个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认为他是宫官而不是谏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平白无故地给他加上了“越职言事”的罪名。唐宪宗正讨厌白居易言事，于是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诏书刚出，中书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论之 : 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却实写了许多关于花、井的诗，但那是在她母亲去世前。但他哪管你那么多，他只是需要一个贬你的理由，哪怕这个理由看起来漏洞百出，因为它能成达成他们的目的。事情的真相此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样做能达成他们想要的结果。
“越职言事”这种事孔子从来不做。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白居易到底做了哪些令人讨厌的事呢？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 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对左拾遗一职很满意。他忠实地履行谏官的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别人每月领的谏纸都用不完，他领的谏纸却不够用，忙得“食不甘味，寝不遑安”。上谏书之外，他还写下不少讽谕诗，来补察时政，针砭时弊。由于他直率和大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与元九书》中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情况：“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在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白居易不仅敢于指斥时弊，讥讽权贵，而且还与皇帝争论。河北藩镇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唐宪宗命令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对此事，不少谏官上书劝阻，白居易则在朝廷“面论”，即与皇帝当面辩论，辞情恳切，论辩周密。接着他又请求停止对河北用兵，洋洋数千言，都是些别人不敢直说的话，唐宪宗对他的许多意见都采纳了，唯独对他直接和自己辩论吐突承璀的事，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深感不快。到元和五年，白居易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次改任，名义上是升了，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谏官的发言权，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次挫折。
朝廷中的皇帝、大臣得罪一个遍，众人自然不怎么待见他。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平时不会犯个小错什么的，大家相互宽容理解也都过去了，可他偏偏把这些事都揭露出来，弄得众人脸上挂不住。
你说你忠正直谏，对大臣这样也就算了，对皇上也这样，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认为自己是对的，就直指皇帝的错误，说你这这不对，那那不对，跟老师教育学生似的。
朝堂之上，与皇上当面驳论，引经据典数千言，洋洋洒洒，不顾这朝庭上还有文武百官在场，不给皇帝留一点面子。就是太傅也不敢这样说皇上……
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说的理直气壮，滔滔不绝。类似于现在家长管教孩子，“我打你骂你都是为你好。”类似于老师管教学生:“让你把手机摔了是为了让你好好学生，你谈恋爱让你回家反省两周这都是为了你好。”
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就剥夺了孩子、学生的自由、兴趣、玩的时间，不得不一天二十四小时爬在书桌上看书写作业。
有过经历的人都会懂:没人喜欢这种过多的管教与唠叨，以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你好。”来给你带上一层层厚实的枷索。让你按照他们认为是对的去做，完全成为了他们手中的提线木偶。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过多的管教与唠叨并没有让孩子更热爱学习，反而是与家长经常吵架，在校不服从老师管教，有的甚至欧打老师。
所以说:若真是为了孩子好，就应该放手让他们自己往向走，而家长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经历挫折与坎坷之后还能有个温暖的港湾，在他们身后默默的守护着他们。
而白居易与皇帝，即非父子，又非师生，就算是皇帝的老师，在其登基后也是要行君臣之礼，而白居易就凭着“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就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让皇上下不来台。
这要是小心眼的皇上，当即以“大不儆”的罪名斩了他都有可能，而宪宗虽算是明白人，可也心中对他不喜。“我身为一国之君，你作为臣子，不顾君臣之礼，就这样跟我讲话，寸步不让，非让我承认自己错了，你才开心是不是？”
不懂得退让，言词激进是白居易被贬的直接原因。
战国策有《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都是有名的讽谏之法，对待君主心中要有敬畏，言语得当，说话要注意策略。不能横冲直撞，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
既然都能达到相同的目的，为什么不选择一种巧妙的方式，让君主容易接受，目的更容易达成。原因无它，思想固化，不知变通，不懂得多动脑子去想一些更好的方式。不学心理学，不学怎样与人很好的沟通交流，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可以说，白居易被贬是件必然的事，而上书捕贼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罢了。
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教训中汲取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