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秭归县三闾乡乐平里，乃三闾大夫的出生地。
我首次造访的时间是1986年，那次去是为了探寻“骚坛诗社”之究竟。那里的几位农民用包谷酒和红薯干烧烤着《离骚》，靠泥腿子蘸着的灵气写诗，一时间轰响全国，声传海外。国内著名的诗人，凡健在者，莫不争先恐后往这个偏远的山村跑。
三闾乡属秭归县，距与兴山县交界的河口镇不远。从河口过浮桥往东，循着潺潺流水声，悠哉游哉个把小时就到了目的地。 屈子之乡风景着实挺美的，四周的山峦颇有层次，斯时谓秋，正是金桔飘香的节令，坡地与山峦便状若一幅幅油画了。秭归与兴山水田极少，屈乡居然有一大片稻田，在田垅边漫步，我惊奇地发现，这儿的耕牛不穿牛鼻子，犁田者手里不系牵引绳，绝了！向前打探，农人曰：我们这里用牛耕田犁地，从来都不用绳子和鞭子！
到屈乡，“三星伴月”、“照面井”、“读书洞”、“屈子庙”当然是必要去瞻仰的。也慕名去数十里外的五指山疯跑了一趟，那一趟起早贪黑，一个个急行军似地赶路，累惨了。
在屈乡, 我还发现一个秘密: 屈乡居然没有一户人家姓屈。想来, 这大抵与屈原倒霉有关。 你想呵, 楚国大夫级的人物遭流放, 那些以他为荣的屈乡人谁还能指望有好果子吃? 即便当权者不想殃及无辜, 屈原的敌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乡党。 由此人们推测：要么, 屈乡人被迫改名换姓, 隐居在别处了；要么, 受了株连被杀绝或被流放了……
在屈乡, 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是与“骚坛诗社”结盟。
年近古稀的两位老人谭光沛和杜青山从此与我这个三十出头的晚辈成了忘年交。谭光沛是“骚坛诗社”社长，杜青山为副社长，担任秘书长的是副乡长徐正端。我当时在葛洲坝电厂报杜，捣弄看“葛洲坝文学社”，在全国水电系统发展了数百名会员，居然还出版《弄潮》杜刊，请姚雪垠先生题的刊名。相比入之下，我们较谭先生他们的社团日子好过得多。举行隆重的结盟仪式时，谭、杜两位先生的即兴应和古体诗，令我们一行20余人无地自容。他们出口成章的本领，他们古体诗的功底是如何练就的？平仄、对仗、无懈可击；意蕴、情怀、高人一筹。粗茶淡饭养育的屈乡农民诗人，令我们敬佩不已。
探究两位长者身世，同样使我们惭愧。谭是放牛娃出身，只读了点私塾，他的文墨功底全是自己练就的，他的字也写得很好，他告诉我：年少时，树棍当笔地作纸，成人后，家家户户的门楣便是他最好的习字帖；杜先生家境稍好一点，但也没在正规学堂读书，他说，整个屈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除了屈原。
为使我们了解屈乡的乡风民俗，两位老先生特意为我们安排了歌舞从算篝火晚会。表演者全系“骚坛诗杜”会员，上演的全是乡土气息浓郁的亦歌亦舞的节目。如“哭嫁”、“跳丧”，演员演译的是过程，我们见证的却是历史……许多年过后，回想这段往事，我感伤地发现：其实谭光沛杜青山们的“跳丧”，已少有楚文化的底蕴，而属于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了。难道楚国灭亡后，新的统治者再无心疏理楚文化的脉络，或者说干脆放弃了象屈乡这样的蛮之地？要么，是巴人占据了屈乡，屈乡人自动舍却了楚人习俗，无可奈何中与之同化了？
2000年秋，当我只身再次造访屈乡时，谭光沛杜青山早已作古。“骚坛诗社”呢？谭光沛的诗呢？老人健在时，秭归的文化官员就没把他们当诗人看待，别说在作品收集整理方面出力，在社团活动方面给予支持，两位老人维持生计都十分困难。“骚坛诗社”后继乏人，是与当地文化官员的愚昧无知分不开的。时至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秭归城搬了新家仍不知打“屈原牌”即是佐证。
无知者无畏？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无知者无罪？这一条，我不敢苟同。灵魂的拷问需要鞭子, 还必须用时代的镜子来观照。倘若秭归县的文化主管对“骚坛诗杜”哪怕心存 一点点怜悯，一不留神给予了一点点支持，很不情愿地每年给了一点点钱，那么，谭光沛他们不就能在生活和诗歌的夹缝里继续“活着”吗？说起来秭归是个穷县，似乎干什么都没钱，但他们迎来送往从来都不含糊，官员们把继承屈乡的传统用在嘴巴上了——呜乎！
毫无疑问，谭光沛和他的诗“死”了，声名远播的“骚坛诗杜”垮了。死了的谭光沛不能复活，可我们活着的老少爷们，能否想点办法，把“骚坛诗社”的作品整理整理，让充满屈乡风韵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诗歌起死回生呢？
只要有人愿意去做，真心实意地做，我想，并不太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