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时，我大概读小学二年级，每天放学要排着路队回家。
走到人民医院附近，队伍中的我就开始有些紧张，因为路过人民医院的那幢楼房时，我们路队里的一个男生，长得黑不溜秋、个子最高，成绩却很不好的李来红，他有时候会突然大喊一声：“打到张xx！”而那个“张xx”是我父亲的名字。
他也不是每次都喊，这得看他的心情，或者他当时的注意力是否在这上面。但是，他每次大声喊的时候，必定引来路队里每一位同学的哈哈大笑，大家笑着的同时还要纷纷转头寻找我的脸，这样的效果令李来红非常有成就感，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据说，人民医院的那幢楼房的墙上，以前是贴有“打到张xx”的大字报的，“张xx”是倒着的，还被打了黑色的交叉。我没见过，别的同学也没见过，李来红也没见过，但他说他爸爸见过。
李来红家住在我外婆家附近。如果我要回外婆家，我就必须排在跟李来红同一个路队，要经过人民医院的那幢楼房。我最爱的人是外婆，最爱的食物是豆腐，我的外婆姓“齐”，有一段时间，我缠着母亲，要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齐豆腐”。如果不是因为那条路队里有李来红，不是因为那条路队必须经过人民医院，我是很愿意天天回外婆家的。
我母亲是中医院的医生，我们住在中医院的宿舍，宿舍很小，放了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大床我和母亲睡，小床是大哥睡。我大哥成绩非常好，也非常懂事，我经常在早上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听母亲叫大哥：“武儿，武儿，该起床了。”母亲的声音非常轻柔，我觉得母亲非常爱我的大哥。当然她也爱我，因为我最小，是唯一的女儿，听说，母亲是因为想生个女儿才生了三个孩子的，那时，我们很多同学家一般都是生两个孩子。
我的母亲，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人的样子，大概是受母亲的影响，再加上家门外总有不少李来红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小时候的我，在老师和外面的叔叔阿姨眼里，乖巧听话，虽然其实我是很倔强任性的。我的大哥，更加是家长们树立的学习榜样。我和大哥，是母亲的欣慰，甚至是她的骄傲。
二哥没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住在外婆家。外婆家离我们居住的中医院并不远，我二哥经常会来中医院。他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快吃饭的时候，站在中医院的职工食堂门口。
看着笑微微的他，中医院的医生护士就笑：“刚娃子又来了。”
“格老子的，刚娃子，真是个油烟子”。
他们的意思是，我二哥的鼻子能闻到肉的油烟，每次中医院的食堂做肉，有肉吃，他准会来，站在食堂门口冲着大家笑。我曾经对二哥的鼻子感到很神奇，问了母亲很多次，她都只是好笑。问的次数多了，她才说：“哪里是他闻得到油烟？是你外公回家告诉他的。”外公是母亲单位的药剂师，人称“黄药师”。多年后看金庸的小说，我颇为外公的这个称呼自豪。
母亲有时会给我们讲我们小时候的趣事，讲到二哥时，她常常说：“他从小就懒哦，两三岁时我带着他睡，早上我起床，他拉着我不让我起，说，还笑一会儿，还笑一会儿。谁知道他为什么会把睡说成笑。”母亲还说：“他从小就好吃哦，四五岁时，我有时候回你外婆家，一进灶屋，就看见他搭个板凳，站在板凳上，在灶上煮汤烫饭。你说吓不吓坏人，烫到了，烧到了，怎么办？”
（2）
大概在二哥读初一的时候，他跟我们住到了一起，跟大哥一起睡那张小床。在这期间，我的父亲也可以经常回家来了，他还在农村，但隐隐约约听大人说，他平反了，虽然还在原先那个农村，但现在是公社干部了。
我的心里，并不欢迎父亲回家。父亲每次回家，二哥基本都会挨揍。二哥很调皮，成绩不好，但并不是因为他笨。
二哥在我们县城一中读书，在县一中，有许多讲武汉话或者讲普通话的老师，他们都是当初响应党的号召，大学毕业后，支援边远山区到我们那里，原以为在那里工作个两三年就又可以回到自己繁华的家乡，殊不知，很多人呆了几乎一辈子。这些人都是老牌子正规大学毕业，有真学识，所以，对这些讲武汉话或者普通话的老师，老百姓无比尊重与爱戴，对他们的话也奉若神明。
二哥的数学老师是说普通话的林老师，是个福建人，他在家长会上，用福建普通话说：“谁说这世界上没有天才？我们班的张刚就是个天才，不过这个天才不读书。”
不读书的天才二哥，确实常常有天才之举。每个学期末，学校会给每个学生退还一些学杂费，有时候有几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我和大哥拿到钱，赶紧交给母亲。
有一次期末，二哥拿回了一张画，就是那种贴在墙上的年画，很漂亮，名字叫《天女散花》，标价0.12元。二哥说：“老师给我们退了一毛二的学杂费，我就买了一张年画，快过年了，贴在家里多好看。”我也觉得真好看，可也奇怪，为什么他们退回的学杂费这么少，我们退回了两块多呢！
二哥说：“你那是小学。”
我说：“大哥也退了一块多呢！”
二哥说：“每个班不一样。”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他被狠揍一顿，因为撒谎，而且乱花了一块多钱，简直可怕！
每个学期末的成绩单，二哥从不会让父母看到它的真实面目，要么涂改过，要么就是掉在了稀泥里，而且还被“不小心”踩了一脚，分数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的。二哥的花样很多，但结果亘古不变，一顿狠揍肯定逃不掉。
父亲脾气暴躁，狠揍一顿二哥解不了气，最后，他会从窗户将二哥的书包扔出去。我们的宿舍在二楼，临街，扔出去的书包如果不及时捡回来，是很有可能被别人捡走的。二哥虽然不爱学习，但还是极为害怕没有书包上学。后来二哥不害怕这件事情了，因为每次我都会及时去楼下将他的书包捡回来。最后发展到，父亲一开始教训二哥，我就往楼下跑，躲在窗户下，等着父亲扔书包下来。
那时，大哥不在家，他去州里读重点高中了，这在当时是很荣耀的事情。
父亲打骂二哥时，母亲表面也在骂二哥，但其实很多时候她是在护着二哥，而且，她常常因为父亲打二哥没有轻重而与父亲极大声地争吵，有时，甚至会发展成他俩对打。但是她也很伤心，为什么会在生了大哥这样的优秀的孩子之后，生了个二哥这样的孩子，有时候她会哭着说：“早知道，生下来我就把他掐死了多好。”
更多的时候，她说：“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身体不好，管得不严。又一直在外公外婆家，野惯了。”
二哥读到初三时，似乎更调皮难管了。有次下雨，比二哥放学早的我，去二哥学校给他送雨伞，到了他的教室门口，却发现教室里根本没有二哥，他的同班同学都看着我，表情各异，我又奇怪，又难堪，还害怕。
他的哥们儿过来告诉我：“你二哥好久都没来上学了，龚小芳不让他进教室。”龚小芳是他们的班主任。
我回家自然得将这个情况告诉父母。父亲那时已经从农村调回县城了。父母大为惊讶，因为二哥每天按时上学放学，谁知他根本就没去学校。母亲有些埋怨龚小芳心肠硬，对学生不好，尤其对我哥，自从她当班主任后，已经好多次不让我哥进教室，这不是逼着娃娃往歪路上走吗？父亲不耐烦地说，你自己养的娃娃不成器，怪老师有什么用？
中午，二哥回到家，一顿意料之中的打骂自然不可避免，二哥不像小时候那样任打任骂了，他一边哭，一边骂龚小芳，说总有一天会杀了她。他的话让母亲大惊失色，让父亲更暴怒，又是一顿耳光，最后冲二哥吼：“你个不争气，不学好的，你给老子滚。”二哥当真摔门而去，早已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和母亲，赶紧要跟出去拉住二哥，父亲却声色俱厉地制止了我们。
晚上，一直到快睡觉时，也不见二哥回家，母亲早已急得不得了，于是，父母和我，我们三个一起出门去找二哥。首先是去他的几个好哥们家找，他的哥们都是调皮不学习的娃娃，而他们的父母很少像我的父母这样严格管教。其中有一个叫王勇，他的父母是山东人，个子非常高大，王勇是他们最小的孩子，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父母，以为那是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对王勇有些听之任之的放纵不管。
找到他家，问：“张刚这几天来过吗？”
他父亲说：“好像来过。”
又问：“你知道张刚现在在哪吗？他和王勇在一起吗？”
他说：“不知道呢？有几天没见他们了，估计出去玩了。”
“去哪了？”
“不知道呢，他们说要去弄个沙袋回来，他们要练功。”王勇的父亲慢慢吞吞、糊里糊涂的话让父母更加着急，担心二哥他们做坏事。
在他的哥们儿家没找到二哥，深更半夜，我们三人仍在大街小巷寻找，垃圾桶里、桥洞下，我们都不放过。父亲跟在我和母亲身后，说：“这个娃娃今晚如果能在这些地方过一夜，这个娃娃就真的没得用了。”我和母亲都不理他，我们心里都怪他，每次都是他将二哥打跑的。
后来听说，二哥和他的几个哥们到了县城附近的一座山上，相传那座山上的水牢里，在抗战时期，关押过叶挺将军。二哥和他的哥们儿在水牢前喝了滴了鸡血的苞谷酒，摔了酒碗，发了誓言，今生今世结为兄弟，要有福同享，有难同担。
几个难兄难弟发誓不向龚小芳低头，他们要去王勇的山东老家，去当梁山好汉。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们到了州府，无盘缠北上，找到在州一中读书的大哥，大哥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早餐两个馒头分给几个饿极了的“好汉”，然后苦苦劝他们回家。后来，一个“好汉”的哥哥去州府将他们接了回来。
二哥回来前，母亲嘱咐、哀求父亲，这次回来了，一定别打他了。父亲不做声，似乎答应了，但是一见面，看见二哥头发长长，穿一件脏兮兮的警服，父亲说：“这个样子让人血翻。”两句话不到，耳光又上去了。我和母亲拼死拉住二哥，他才没再跑。
晚上，母亲拿出一块专门留给二哥的孝感麻糖，那是父亲在武汉出差买回的，那时，有好吃的，母亲总会平分成三份，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份。母亲将麻糖递给二哥，说：“吃吧！这么不听话，在不得吃。”（这么不听话，不配吃的意思）。二哥接过麻糖，看也不看一眼，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母亲大为惊讶，气得说不出话。我呢，眼巴巴地看着那进了垃圾桶的麻糖，觉得太可惜了，那时候，这些东西简直美味得不似人间应有。
（3）
二哥读高一，我读初一，我们兄妹俩到了同一所学校。没多久，初中部的同学就知道了我是大名鼎鼎的张刚的妹妹，调皮的男生不敢欺负我，还有些讨好我。可我并不觉得荣耀。每天上午，我们上完早读课，在操场做操时，二哥才斜挎着他的脏兮兮的军用帆布书包，大摇大摆地走进校园，初中部的调皮男生们用崇拜发光的眼神看着他，说：“张毅，你的哥哥。”我当然知道那是我的哥哥，可我羞愧地无地自容。
二哥对我非常好，有时候我们班搞劳动，他会去我们班帮我。有一次，我们兄妹俩抬着一筐土，一个女同学从后面拍我一下，我和二哥一起回头，那女同学惊叫：“哇!你俩长得好像啊！”那时，日本电视剧《血疑》风靡，我也像我们班的女生一样，留着“幸子”头，短发，像个小男生。
那个时候，并不是家家户户有电视机，但大街小巷都是录像厅，放打打杀杀的港匪片，像我这样的好孩子是从不去录像厅的，但路过时，也能听见那劲爆的打斗声。八十年代的港匪片催生了数不胜数的小县城“英雄”。像我二哥这样的男孩子，哪个没有当“大哥”的梦想？
有时候，我们下晚自习时，会突然听见前面传来打斗声，骂声，哭喊声，皮带抽到人身上的、抽打到地上的声音，石头砸到地上的声音。大家都知道这是“油子娃”(小混混儿）在打群架，吓得往相反的方向跑，我却朝着打架的方向跑，同行的女生不解：“你干什么去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是要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二哥。幸好，这种场合，我基本没见过二哥。父亲的管教严厉，是非常出名的，不但二哥怕他，他的哥们也非常惧怕我父亲。
二哥很少参与群架，但跟人打架的事情也是常有的。有时候吃饭的时间，他先吃完，就出去，在中医院的大门口站着。不一会儿，我们在楼上就听见楼下的门口人声鼎沸，有二哥的声音，我们急慌慌地跑下去，就看见他拿着一根扁担跟在一个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后面猛追。父母拼了命才将他拦下。母亲常常说她自己:“时时刻刻像手里端了一碗烧开的油。”
最严重的一次，吃过晚饭，他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出门去了。二哥那时十六七岁，长得很帅，很多人夸他，他自己也很看重外表，出门从来都是收拾得山清水秀。那天晚上，二哥很晚才回家，回家吓死我们了。白衬衫上全是血，一条手臂被严重砍伤。
原来他出门时，跟一个哥们儿一道，在半路遇上了一个比他们年龄小的“油子娃”，那是个真的“油子娃”。那个“油子娃”站在路边，看着二哥和他的哥们，叫了一声二哥的外号，据说二哥的那个外号在县城的江湖上颇有些响亮。二哥停下来，看了那个吊儿郎当的小“油子娃”一会儿，走过去，捏住他的下巴，说：“这个也是你能叫的？”晚上，二哥一个人回家，走到一个没路灯的地方，身后有人叫他，他回头，一把沙迎面撒过来，迷了他的眼。是那个小“油子娃”带着几个兄弟，人人手上有刀有棍。幸亏二哥身体强壮，而且天天到体育场跑步、练单双杠，在家打沙包，那时，他和他的那帮哥们一门心思要去考武校或者去当兵。
二哥被砍伤，行动不便，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我帮他洗头洗脚。
二哥被伤得这么重，父母却没有报案也没有去找对方的家长，他们觉得自己的娃娃也有错，他们估计被整怕了，很多事都是息事宁人。二哥和他的哥们却咽不下这口气，组织了报复行动。对方也不是吃素的，被报复后，也组织报复，据说对方已准备了杀猪刀和砍刀。眼看着要酿成大祸了，父母将二哥锁在家里不让他出门，一面跟他的哥们儿的父母见面，约定各自管好自家的娃娃；一面跟那个小“油子娃”的父母见面，赔礼道歉，好话说尽。终于避免了一场大祸。
那时，父亲不敢动不动就打二哥啦。在家里，二哥是母亲做家务活的主要帮手。有一年冬天，母亲说他生煤火的方法不对，他火气很大地说：“杀猪杀屁眼，各有各的刀法。”被父亲听见了，父亲觉得他说话粗鲁，尤其是对自己的母亲说这种话，实在没家教，父亲骂二哥，越骂越生气，又动手打他，还抡起椅子朝二哥砸，二哥抬起手臂挡了一挡，那把椅子的椅背断了，自此之后，父亲不再对二哥动手了。
二哥读高三，临近高考，他突然懂事了，想要考大学。他的初中老师说过他是个天才，还真没说错。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一个周末，我和二哥去外婆家，吃过晚饭后，我们跟舅舅一道，准备一起去看场电影，因为觉得二哥这段时间学习用功，可以轻松一下。迎面来了一群人，看穿着打扮，是附近农村在城里打零工的农民。我那年读初三，个子已经像个大人了。跟那些农民擦身而过时，他们嘻嘻哈哈的，有一个人故意撞了我一下，他们笑得更大声了。我嫌弃地扭了一下身子，皱起眉。走在我旁边的二哥，扭头问我：“他们干什么?碰到你了吗？”我知道二哥性格火爆，所以我说：“没事。”可二哥仍从我的脸色上看出了什么，他回身，一拳直冲刚才故意撞我的那个人，那人大叫起来：“唉呀！把老子的门牙打掉了。”人群大乱，几个农民跟二哥打起来，他们人很多，慌乱中，二哥夺路而逃。几个农民紧追不舍，但还是让二哥从一条山路跑走了。
几个农民悻悻而归：
“格老子的，几个大人搞不过一个娃娃。”
“这是个什么娃娃？太厉害了。”
那些农民认识舅舅，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是前面黄药师家的，我听见他刚才叫黄药师的儿子舅舅。”
农民们去派出所报案，那会儿正在严打，派出所很重视，几个公安带着一大群农民来到舅舅家，舅舅和我都还没敢回去。他们又来到中医院我家，二哥已经换好了一套衣服坐在桌前学习呢！公安和那些农民都认为刚才一拳打掉别人四颗门牙的小子，不可能是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学生娃。
公安带着农民离开，但是说，明天会再去外婆家，找到舅舅，会继续调查这件事情。那是严打期间，街上不时传来警车的鸣叫声。父亲在窗户前站了很久，半夜时分，带着我和二哥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二哥被关进看守所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我和母亲去看守所接他回家。在接待室，一位公安接待了我们，母亲让我叫他：“顾叔叔”，他是我们家的熟人，他说：“刚娃子来的时候，要给他剃光头，他对人家说，别给我剃光头好不好？我出去还要参加高考。但也不敢违反规定啊，头还是剃了。不过不是很光，留了点头发茬，回去几天就长出来了。这几天在里面也没怎么吃亏，都挺喜欢他，这个娃娃机灵得很。”
又看看我们母女，专门叮嘱一句：“等会儿哥哥出来了，妹妹不准哭哈！”可是，二哥出来时，我一见他，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二哥出来后，因为是个光头，他不好意思出门，每天在家复习。那段时间，法国电影《佐罗》正在我们县城播放，二哥也非常想去看，一个夜晚，他戴着草帽去观看了《佐罗》。
半个月后，他顶着光头，参加了高考。
（4）
二哥并没考取多么好的大学，对他这种基本在打打杀杀中度过，只是在高三学了一年的学生而言，亦是情理之中。毕业后，他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单位工作。
在这之前，大哥从省重点医科大学毕业，由于没有关系，大哥没像他的同学那样留在省城，而是被分配回老家人民医院。大哥是个钻研技术的人，没几年，他就成为我们当地颇受人尊重的外科医生。
人民医院的王院长，从农村医院调上来，据说有很硬的后台。我读高中时，经常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他的老婆，他的老婆是他在农村时娶的当地的农村姑娘，后来跟着他到了县城。据说他到了县城后跟人民医院的一个女医生关系暧昧，嫌弃他的老婆，他的老婆想要挽回丈夫的心，就学那个女医生，每天化妆，但她化的妆，其实就是在脸颊处涂两个红红的红脸蛋，让人不忍直视。
有一天，在医院的中层干部会议上，王院长对干部们说：“你们要懂得珍惜，要感谢我把你们捡进了这个篮子里，别他妈不知好歹。比方说那个张武，不管他技术多好，业务多强，他不懂人情世故，不知好歹，他就不是这块料，我就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不会把他往这个篮子里装。”
这应该是王院长与中层干部们的体己话。可是，那些中层干部中，有一个那段时间正被王院长“穿小鞋”，恨他恨得不得了，于是在一个晚上来到我家，在我家的客厅，对我的家人们复述，“传达”了王院长的这一番话。
大哥眼里流露出一瞬间的迷茫，但转瞬间，他就扶了扶眼镜，笑一笑，没事了。二哥冲口而出：“他妈个x的，王良庆。”父母一起瞪着他，异口同声：“唉！”他们是责怪他不该这么说，也担心隔墙有耳，怕话传到王院长耳朵里去。二哥横他们一眼，起身进了房间。
第二天，吃过午饭，二哥来到人民医院的大门口，那里有几张台球桌，很多年轻人爱在那里打台球，生意非常好，也很热闹。二哥是那里的常客，大家跟他熟，也欢迎他。
将近下午两点半，上班的时间快到了，王院长骑着一辆气派的自行车远远地过来了，一路都有人恭敬地跟他打招呼，高高在上的王院长，在自行车上矜持地点头。
二哥拿着台球杆，站在人民医院的大门口，大门并不很宽大，二哥站在那里，颇有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他用台球杆指着自行车上的王院长：“王良庆，你给我下来！”
王院长愣住了，周围的人群惊呆了。
王院长缓过神来，声色俱厉：“你是哪里来的流氓？你想干什么？”
“老子是流氓？你才是流氓！张武哪个地方没做好？他是出了医疗事故，还是迟到早退了？你有什么资格在干部会议上那样说他？”
那时是暑假，读大学的我，正在家度假。我听见楼下人声鼎沸，不一会儿，门被砸得震天响，我打开门，脸都被气歪了的王院长冲进来：“你爸爸呢你爸爸呢？”
我惊讶地看看他，再看看跟在后面的一大堆人，说：“他上班去了。您找他有事吗？”
“你们家那个张刚，太没有家教了......”他的话还没说完，二哥也进来了，他说：“你别在我家里闹，走走走，老子们两个去组织部，去问问组织部长，你这样说这样做对不对？”
似乎是“组织部”几个字起了作用，王院长的气焰弱了点。这时，穿着白大褂的大哥也挤进来了，他扶了扶眼镜，对他的院长说：“你也是的，我又没惹你，你没事拿我来说什么？”转头对二哥说：“算了，张刚，算了。”
那天晚上，父母回家，破天荒没提这事。
九十年代的公职人员下海潮中，二哥也下海了，因缘巧合，到了华东一个著名的城市，进入房地产业。二哥的事业发展得很好，成为华东某著名房地产公司老总，不但在华东，在长沙、北京也都有项目。
在我们老家，二哥绝对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们对他的成功的传说很多，但父母心里，其实仍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二哥很少跟他们谈起自己的事业，而他们又不怎么敢过多地向他打听。
那年，一个著名的篮球赛在二哥所在的城市举办，二哥让人开车来老家接父母去观看。父母对于看球赛倒不是很感兴趣，但能借此机会亲眼看看二哥的公司，他们非常激动。
在二哥公司的亲眼所见，父母放心了，也开始津津乐道二儿子的成功。那次，陪同他们一道的我，当时却有些担心，我听见二哥在电话里骂他的一个项目经理：“放你妈的狐狗屁！”
我私下找了他的副总，也找了几个经理，分别对他们说：“我二哥这人，我最了解，他就是脾气暴躁，说话粗鲁，但心肠好，请你们要多担当点他的脾气。”副总和那几个经理说：“你放心，大姐！大家了解张总的性格和为人，一般人，三个月，就会被他收复！他有能耐，有担当，为人义气，他不会让人吃亏。关键时候都是他护着我们。”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