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但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之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的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系，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的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绝不是无端忽然的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就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的在变质。
任何一项制度的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要知道在此制度实施之时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就是历史意见，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的利弊得失的真凭据和真意见。
汉朝的政治制度
汉代的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是汉字和后来极大的不同。当时全国有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的也比较小，却不感觉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汉朝的经济制度
在汉朝时，人们认为耕地为农民所私有，而非耕地，是皇帝所有。所以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事人观念，便全归皇室。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了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这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合理的。因为耕地比较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海池泽的商税只是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拨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但是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膨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递增，把此事让给了外国人去管，后来却吃了大亏。（时移世易，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如果没有，至少把所订的制度限定合理的期限。）
汉代兵役制度
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一个壮丁，二十受田，可以独立谋生，但他要为国家服兵役，则应该顾及到他的家庭负担。当时规定兵役从23岁起，照理他可以有一年储蓄来抽身为公家服役。（就农机农业经济而言，无法多产，只有节用，所谓“三年耕，有一年之蓄”。）这一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也是一种道德的决定。之所以能定出这一法规，也是因为在汉初政府中人本来大部分就是由农村出身，他们知道民间疾苦。
汉代每个国民还需要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责任义务都是双向的）
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的政策全失功效。农民奴隶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东汉时屡有废奴的诏令，但是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变，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
汉代的政府组织
Q:皇位继承到底是政府事还是皇室事？
A: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但是皇权和相权之间往往有一些不成文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虽然可以随意应变，有伸缩余地，但是也有坏处。遇到一个有能干有雄心的皇帝，往往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夺宰相的职权。
东汉初年，光武帝出于私意，将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所以后代中国人批评汉光武有事无政，这是以往的历史意见。汉光武自身是一个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就是东汉政治制度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大问题。（约束皇帝的制度，其实对皇帝也是一种保护。有时候约束也是一种保护。）
汉代的选举制度
汉代的选举制度可以说分为三种，一种是不定期“举贤良”；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征召特殊人才；还有一种定期的选举，就是选举孝廉，即孝子廉吏。后来，孝廉成为一种参政入仕的资格。
但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了全国各地。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按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人民的参加。不至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实际上，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才可以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永远走向融合，走向平均，不致隔绝，不致分离。这一制度自汉代起，至清代始终沿用。
但在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很难得。虽然没有了封建世袭的贵族，但是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古今中外一切制度的原始用意，未必不是一种好制度。但日子久了，制度就可能变坏了。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久的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会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