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火起来的音乐创作人毛不易在一档栏目中被问道，“既然人生注定是短暂的，你为什么要活这一生？”写下“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这样富有哲理的歌词的他说，“其实如果是有能决定的来或不来这件事啊，肯定这辈子是有一些我想要看到的，我想要经历的东西，我才会来。他一定是有的，但是具体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我可能要用一生去发现。”对于毛不易来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不断地发现中得以找寻。

手写一百一十五万字长篇小说《人世间》的梁晓声说：“从你出生的那一刻，端什么碗，吃什么饭，经历什么事，什么时候和谁结婚，都是定数，别太难为自己，顺其自然就好。人生的剧本你早在天堂看了，你之所以选择这个剧本，是因为这一生中有你认为值得的地方。”这前半段话读起来有点宿命论的感觉，好似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后半段话，则暖心地告诉你，人生值得，并且是你认为有值得的地方。

人间值得，应是走过这一遭的，才能有的感悟。或许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有这样的体验。

人间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个体、家庭、社会，世界？天下。其中最小的因素是个体。越往后讲都是个体对其在不同时期的看法。有人认为世界很美好，社会很友善，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以鼻，认为持上述观点为幼稚、经历少。那为什么罗曼·罗兰会认为“理清生活后仍然热爱生活”是人生唯一的英雄主义？看来，看清生活的本质，经历过沧桑，却依然热爱生活，或者理清生活是一种境界，且是唯一的。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这一点。

顺境时，人可能不会特意思考人生。也许会感慨，生活待我不薄。逆境时，或者遭遇不公时，会逆流而上还是随波逐流，亦或是努力成为自己所讨厌的那一面？

鲁迅先生笔下有两类知识分子。一是吕纬甫式（见《在刘楼上》）。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自己和抚慰自己。二是魏连殳（shu，阴平）式（见《孤独者》）。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可事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流言追随着他，失业打击着他，最后不得不抛弃理想而求乞于“实际”，当了军阀部队里一个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的人趋奉他，颂扬他，他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在“胜利”的喧笑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见张炯、邓绍基、樊骏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六卷）

虽然文学作品是由虚构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但其对思想的启迪却在众多学科门类中独树一帜。否则，鲁迅也不会弃医从文。即便面对已经在艺术世界里筑成的大同社会，没有人的思想现代化恐怕也难以实现。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深刻揭示了在艺术文化的世界里，人类方可形成天下大同之世。可艺术这个门类比较还是相对小众化，基于平民，或者不懂艺术的人而言恐怕难以深入人心，又或者没有听过贝多芬《欢乐颂》的人而言，未尝过天下大同的甜。

当呱呱坠地的孩子慢慢成长的路上遇见问题时，首先会询问其家长。全球化的今天，文明的冲突时刻在上演，如何寻求出路？中国人的智慧应该体现出来，毕竟我们有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近万年的音乐史（不是文字的历史，而是音乐实践的历史），超过一万年的人类史。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如何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天下，需要更加有智慧的人去引领。对于普通的个体而言，能做的恐怕先修其身。何为修身之法？静以修身。何为静？先“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此则明白，“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见《大学》） 即便是贫瘠，也可以先修身，而后若能通达，则兼顾其他，兼济天下。大同之世，可能具体层面不好描绘，但一定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见《礼记·礼运》）。

恐怕也要先经历风雨，学会找寻避雨港，然后近一步制作雨具，哪怕技术为别人所垄断，也要奋发向上，直至自己掌握和拥有，而后才可以为他人撑起伞！当然，还有不顾自身的勇士，为他人抱薪，筑起他所期待的盛世。

人间值得，终究是一场修行与探索，而后拥有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