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睢（suī）逃离魏国，来到秦国，由于结识王稽见到了秦昭王。昭王知道他贤明，屏退身边的人，单独与他密秘商谈国家大事，首先对他说：“有幸请得先生教导我。”范唯只唯唯诺诺而已，不说句话。昭王再请他谈话，还是如此，一连三次都是如此。到第四次，范睢只在空气中大放阙词。到第五次，オ着上边际。第六次，畅谈外事仍不涉及于内事。等到拜他为客卿，取用他的话有几年了，自己有充分把握，就痛陈内事。于是废除太后，驱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到关外。
（范雎(生不详-前255年)，字叔，魏国芮城(今山西芮城)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秦国宰相，因封地在应城，所以又称为"应侯"。范雎见秦昭王之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抨击穰侯魏冉越过韩国和魏国而进攻齐国的做法。他主张将韩、魏作为秦国兼并的主要目标，同时应该与齐国等保持良好关系。范遂被拜为客卿，之后，他又提醒昭王，秦国的王权太弱，需要加强王权。秦昭王遂于前266年废太后，并将国内四大贵族赶出函谷关外，拜范雎为相。）
范睢之所以这样，当时秦国，内有太后的专横，外有侯的跋扈，再有高陵、华阳、泾阳君的为虎作伥，旧倌未毁，新倌未立，所以不敢大放其辞，必然逐步渐进，等待时机，避免说话达不到目的，反而自身招祸。再者，就是要能见机行事。
俗语说：“话不投机半句多”，想达到目的，就难上加难了。这一点，韩非子在他的《说难》中，谈及了多种原则的建立，可以说是不朽的创作。而每一条，在历史上都有真材实例，足以证明它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并引用了说明：“凡是所说的务本，在于装饰所说的应慎重而要灭去他的所耻；他有私急，必须以公义面强横他。他有意于下，然而不能不已；说话的人要装饰他的美而少说他一些不能做的方面。他有心主高，实在不能及，说话的人为他举出过错，使他看到这方面的坏处；多使他不能这样做。
有要想慎重智能的，就为他举出不同事的同类，使说资于我，却装做不知，以资助他的智慧。要想保存自己说的话，就必以美名来明示于他，而使他能看到合乎自己私利。想陈述危害的事情，就显示出对事情的毁谤，也能使他看到合乎自己私自的坏处。
称誉他人与同行的人，规劝他事与同计谋的人，有与同于美玉的人，就必须大肆装饰他，使他没有伤害。与有同样失败的人，就必须以明理劝于他，使他不失去信心。使他自己多做努力，就没有因他的难而感慨他。自勇其断，就不以他的过失而恼怒他自智其计，就不以他的失败而没有智谋。大意没有违逆，说话无所抒击，然后及时以智慧来辩解，这就叫做亲近不疑，而能尽自己的所说。”虽然是上等的游说人土所立的论述，然而对朋友与部下，都是最优良的原则。如果能谨慎行事，就没有不入圈套的人。
总的说来，不外乎是看准他的机会，而投其所好，这样去做再加上时机的变化，以及细小方面的具体事项，就举不胜举，言之不尽了。这全靠我们在实践中去领会，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