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哈·马哈蒂的电影之所以被全世界观众喜欢，除了电影使大家对这个国家的不同方面、不同阶层都有了直观生动的了解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电影中探索了人类共通的感受：道德困境。也许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人的道德困境内容不尽相同，但在这种困境中纠结与挣扎的感受类似。这里就说说他得奖最多的三部电影：«关于尹丽»、«一次别离»、«推销员»。
在阿斯哈·马哈蒂2009年的电影«关于尹丽»中，三个朋友家庭开车去海边度假，其中一个主妇赛碧德把自己女儿的幼儿园老师尹丽一起带来了，她要把漂亮可爱的单身老师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一个在德国工作回国度假的离婚俊男。不期第二天出了事，其中一对夫妇的年幼儿子不慎被海浪卷走，大家手忙脚乱救上来后，发现尹丽失踪了，后来发现可能是在去救孩子的过程中溺亡了。
于是就出现了要通知尹丽家人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太难，但那位带尹丽来的赛碧德吐露了瞒着大家的事：尹丽有个未婚夫，这一下子就把所有人推入了道德困境。在伊朗社会中，如果一个基本算是订了婚的女人去跟别的男人见面约会，会被认为是严重违反教规，很“不洁”，而鼓励她做这事的人当然也是大恶人无疑。其实尹丽从最开始就不喜欢那未婚夫，并且两年以来一直在要求退婚，但那男人就是不放手，尹丽非常烦恼，跟学生的妈妈赛碧德诉苦，这才有了她想给尹丽介绍新男友的事情，但尹丽顾虑重重，不太愿意，实在却不过那她的热心肠才勉强同意见一下就走，赛碧德却藏了尹丽的手机和包，致使她走不了，接着就失踪了。
本来在通知尹丽家人，尤其是通知她未婚夫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说清楚，但这样的话，这些邀请她的人就会处于恶人的地位，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最终他们决定牺牲尹丽的名誉，让赛碧德跟尹丽的未婚夫说她一点都不知道尹丽已经订婚，那未婚夫听了后也就放弃了对这群人的怒气，转而去恨尹丽的“不洁”和浪费了他的时间和金钱，建立攻守同盟的一群人松了一口气。
在这整个过程中，尤其在尹丽还生死未卜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关心尹丽的人命和名誉，而是更关心自己的名誉不要受一点损害。
2011年的«一次别离»，可能是这位导演的电影中最为大家熟悉的，除了因为它得了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还因为这部水平极高、得奖多多的电影是用区区三十万美元拍摄的，使全世界不少电影人汗颜。我还记得当时看过这部电影后的的激动心情，不但跟家人讨论，还到处给朋友推荐，实在是觉得这影片太出色了，故事小中见大，内容丰富立体，通过一对中产家庭夫妇离婚过程中遇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整个伊朗社会的横断面展现给观众看，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元素之一还是道德困境。
纳德和西敏正在准备离婚，已经诉诸法庭，妻子西敏搬回娘家住。丈夫纳德失智的父亲由女钟点工照顾一些生活起居，但纳德觉得这钟点工照顾得不好，加上他自己因离婚的事心情差，口角推搡之间她摔倒在楼梯上，不期之后就流产了，于是她丈夫就把纳德告上了法庭。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道德困境：如果有证据说纳德在知道女钟点工怀孕的情况下将其推倒在地，纳德就要去坐一到三年的牢，如果有证据说纳德并不知道她怀孕，也许就只有轻微的惩罚。纳德当然是知道她怀孕，但为了逃避有可能的牢狱之灾，为自己也为家庭，就不但自己，而且让女儿也一起撒了谎，说他不知道。西敏又独自找到女钟点工的丈夫，说如果他愿意撤诉就赔他们一大笔钱，那失业又欠账的丈夫同意了。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道德困境：女钟点工突然找到西敏，说其实在楼梯摔倒之前被车撞了，孩子随即就没了动静，当夜还严重腹痛，所以也许并不是摔了之后才导致流产，她怕靠撒谎得来的钱会给全家带来厄运，但又没想好是否跟所有人坦白，包括纳德和她丈夫。最后西敏决定让女钟点工缄默，他们还是照旧陪她钱。但女钟点工最终还是没能跨过自己的道德底线，在纳德要她手放在«古兰经»上发誓没撒谎时她崩溃了。
2016年的电影«推销员»让阿斯哈·马哈蒂又一次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桂冠，内容仍然有道德困境问题，而且也是特别扎心。
文学教师尹麦德的妻子拉娜在家洗澡时，被她无意间放进来的陌生人偷窥并疑似袭击，导致她当场晕倒，身体、精神都受到创伤。拉娜不愿这事众人皆知，所以不让丈夫报警，丈夫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自己调查。
尹麦德从坏人掉落的汽车钥匙顺藤摸瓜，最后锁定坏人是一个头发全白、外表憨厚、动作迟缓的老头子，并把他拦在一处废弃的大楼里“审问”，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之前的住户是个卖春的女人，老头有时去买春，这次也是，但不知其实已经换了住户，等意识到的时候还是去浴室偷窥和“咸猪手”了一下，放了点钱，然后仓皇而逃，拉娜摔在玻璃门上后玻璃破碎，她受伤又受惊地昏倒在地。
愤怒的尹麦德让老头把老婆、马上要出嫁的女儿和准女婿都叫来，然后当面承认自己做的丑事，老头哀求不要在他家人面前羞辱他，但尹麦德不但不同意，还把有幽闭症的老头推入一个小屋内。这时拉娜来了，虽然她是直接受害者，但看到这类似“私刑”的场面还是立刻请丈夫把老头放走。
道德困境来了。尹麦德先是坚持让老头叫来他家人，在老头心脏病发作倒地后，尹麦德虽然叫来了他家人，但终究没有在他哭泣的老妻、焦急的女儿和老实巴交的女婿面前说出他干的丑事，也是，老头虽可恶，却也罪不至死，让他丢尽脸面基本等于让他死，就放他一马吧！但就在老头及家人马上要离开时，尹麦德突然把老头叫到一旁，把他遗落在现场的一个装着避孕套的塑料袋和留下的钱扔给他，并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在家人狐疑的目光里又一次心脏病发作倒在地上，救护车尖叫着把他拉走了，生死未知。
之所以把三部影片的剧情梗概讲了不少，一是如果不交代清楚就没办法说明道德困境是什么，二是其实讲一些也无妨，这种电影属于那种再怎么“讲”也不能代替“看”的杰出文艺片，除了要探索的是人性深处的问题，镜头所表达的东西如此丰富细腻，不是一点故事梗概能代替的。
观众在看这三部电影时有极强的代入感，你甚至常常会忘了跟他们不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好似角色的麻烦也是你的麻烦，角色的困境也是你的困境，你的内心跟角色一样在被做道德拷问。
三部电影中，在道德困境中挣扎和选择的人都不是所谓“坏人”，有的是很有教养的中产人士，有的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但他们在需要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名誉，需要对他人有同情、宽容之心的时候，往往难以过关。是很大的罪过吗？当然也不是，但的确是一种考验，它考验了人们自以为的“道德高尚”是不是真的？考验了人们在苛刻评判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苛刻评判自己？这也许是包括看电影的每个人都需要扪心自问一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