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第八章·泰伯篇》

我自己在读《论语》里面的这句的时候，对于它的理解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我还没有查任何资料的时候，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可以使他按照贤人所想的去做，但是不必要让他知道做这件事的原因。”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理解似乎是和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冲突的，孔子向来强调教化百姓，那么为什么“不可使知之”呢？

查了资料，我的看法转变了，这是我对这句话理解的第二个阶段。目前在网上可以找到的论文都是今人的，大多数都认为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是不可能有愚民思想的，有人文章还指出，孔子并不是一出生就是显赫的，那么他应该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说话（虽然这一点我并不同意）。也就是说，现在学术界几乎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以朱熹、郑玄、杨伯峻为代表的研究儒家经典的正统思想认为这句话的句读就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也并没有可以提出这里面含有愚民的思想；而近代的许多人给出了不同的句读和不同的理解，认为孔子应该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形象，依然是提倡教化人民，甚至说是提倡民主的。在这一个阶段，笔者不得不说这两种声音其实我更能接受近代的，同时隐约感受到一种危机：正统对儒家的解读由于时代太久远，所有文献已经不能够与当世之人相抗衡，这样很多以正统思想解释不通的部分就无法寻得答案，成了后世可以尽情发挥的部分。

在第三个阶段，我看了张芬田的一篇名为《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 ———略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之争》之争的论文，隐约感受到我和那些之后过度解读这句话的人认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预设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从思想上是无法接受孔子具有一定的愚民思想的。

最后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能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一、《论语》是不是一部哲学著作？

在我们已知的印象中，《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弟子言行的一部书。记录言行，是可以从中概括出孔子所奉行的儒家思想，但是不是这种思想在这些言行里面是毫无例外的，还是仅仅是有所侧重？

其实这个标题可以是另一个问题，以我们现在人的观点，我们能否接受已经被圣化的孔子，已经被贴为标签是“伟大的教育家”的孔子，被说成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在他的思想里面，存在很小的一部分的愚民思想？

就像我上述的那篇论文里面提到的一样，在当世春秋时期的各种思想中“爱民”、“富民 ”、“教民 ”、“利民”、“制民”、“愚民”都是存在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道家注重”愚民“而儒家注重“教民”。

对这句话的解释，我想目前和我的想法最接近的是钱穆先生的：“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在我们上古典文学课的时候，老师就介绍说研究《论语》不能够绕开朱熹之类的正统解释，在当代学术界，钱穆是跟正统跟得比较紧的。有当下之人的世界观的钱穆先生都无法完全否定他“不让民知”这一个部分，只是说“不可使民众尽知”。

所以我认为，是不是我们不可以把《论语》当成是一部严谨的哲学著作来看。那么如果它不是，那它是什么？

我觉得《论语》可能就像诸多注解写的那样，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一本书，仅此而已。而且记录言行，有的并没有记录语境，那我们也无从得知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句话。

其实《论语》里面和孔子的思想（这里指我们普遍认为他有的思想）相冲突的地方不止这一例（如果就按正统解释，这句话带有一点愚民性质的话）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我就很奇怪，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孔夫子为什么会喜欢曾皙这种近乎隐逸的人生理想？当然，在学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没有很好的回答。

那么，我想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论语》不是一部哲学著作，我们也不能把《论语》里面表现的所有东西都看成是儒家思想。

也就是说，至少在《论语》这部没有经过提纯的著作里，孔子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老师，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他就被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那么在他的思想里有一些愚民的思想也应该是被允许的。

再说，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孔子那个时代，教育与人民严重脱离，是从孔子开始，私学兴起。也就是说“民”是愚昧的，这一点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人尽皆知，而且普遍接受的。从《论语》所教地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在教授学生的核心也不过是一些做人的道理，一些礼仪，那么如果只是教维护统治有关的内容，那和“愚民”的区别又在哪里？你让一个民智完全没有开化的时代，能突兀地冒出一个要开民智的人是不现实的。

再可以参照一下另一些认为孔子没有愚民思想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近代。近代西学东渐，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纯粹地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教育出来的人了。

二、给《论语》自己的解释到底可不可以？

我们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意义与重要性的原则。

其实原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它的多义性解读，或者说多义性解读的可能。

我反思过为什么自己比较能够接受近代人的思想，是因为我的世界观和他们比较相似，我和这些近代人共有一些脑海里默认的东西，就像孔子、朱熹、郑玄他们有共同默认的东西一样。

西学东渐是一个分水岭，它带给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打击。这种打击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点一点地蚕食。因而过去的人很容易理解的东西放到现在就会变得很困难，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荒谬。

所以我认为，既然时代不同，那我们就需要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注入新的理解和体会，不能让传统文化成为成列在橱窗里的一间文物，而让它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与价值。我们不仅要允许古典的新解，而且要自我去探索。前提是我们对于这个因当有所意识，就是这个可能不是原典的本意。

除了这句话我很喜欢它后来的解释以外，我还喜欢白岩松对《道德经》第一句话的解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觉得这样理解也很有意思，大概意思是说：“人生在世被鼓励和被诽谤都是常态。”那么这句话就从一句玄而又玄的话变成了教人民要有平常心。

无论你接不接受这样的孔子，他都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依然可以把已经圣化的他接着圣化，探索古典的新解，应该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