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开国前后，大明帝国内外形势不容乐观，在草根皇帝朱元璋看来至少得面对三大类政治危险势力或危险分子，不得不防。
第一类——贫苦农民：昔日同为“天涯沦落人”，今朝“相煎何太急”
第一大类就是昔日与朱元璋“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贫苦兄弟和普通民众。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和说辞：过去元朝政府腐败、残暴，我朱元璋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让大家过上了太平日子，你们就应该做好你们的本分——贡赋服役，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民有不知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更有一些愚蠢的小民们不仅不领“大救星”朱皇帝的情，有着“好日子”不过，反而走上了对立、反抗的道路。洪武元年五月，“昌国州兰秀山盗入象山县作乱”；七月，“南海贼冯简等作乱”，八月，温州南溪人董孟怡等“聚众作乱”；洪武三年正月，沂、邳二州山民“作乱”；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年三月，在朱元璋老家凤阳边上六安州胡永兴、潘友文“作乱”，杀了判官朱谟，“焚劫英山县”……《明太祖实录》
那么小民们为什么要起来作乱呢？
第一，朱皇帝的威望还不够。草根出身的皇帝，除了刘邦、刘裕几个特例外很少，凭什么你那个鞋拔子脸的和尚能当皇帝，你可以造反，难道我们就不能吗？
第二，尽管朱元璋采取了一些休养生息的措施，但在民间看来，赋役依然沉重，很多人忍不了。
第三，官府衙役与豪门富户对小民们的双重剥削与压迫，导致民怨加重，进而进行武力反抗。
其实当时大明初定，国家建设逐渐走上正轨，爆发一些农民起义也属正常。对于各地的起义，朱元璋下手特别狠，也特别快，立即指派部队予以不遗余力的镇压，因为在朱元璋眼中，这些昔日的同行，这些已经或正在密谋组织造反的人实在危险，一旦他们的起义扩大了或成功了，自己恐怕连回凤阳老家重操旧业的机会都没了。
第二类——尴尬的元朝遗民：是“节妇”还是“潜伏者”？
明初朱元璋面对的第二大政治危险势力是故元的残余势力和前朝遗民。故元残余势力主要集中在塞外，比较明显，相对而言，只要军事上发挥好，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最难对付的是在暗处的那些比较特殊的人们——前朝遗民耆老。在朱元璋为首的新帝国领导集团看来，除了芸芸众生外，前朝遗民就是一群特殊又尴尬的人群。事实上这样“尴尬的人群”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都会有，新帝国统治者能不能放心地接纳这样“尴尬人群”的所有人？每朝每代各有特色。实话说，“尴尬人群”中的大多数能够拥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般生活待遇就算知足了，哪来那么多的讲究？但有部分士大夫则不同，面对新旧朝代交替，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反应，大致三种情形。
第一，既然是前朝遗民，那就应该像守身如玉的节妇一样，坚决不与新朝合作。这类人中，比较有名的有丁鹤年、戴良、张宪等。
第二，与第一种情形有较大相似的第二种不与新朝合作的前朝遗民，在他们眼里，既然身不由己成了遗老遗少了，但自己的政治操守可不能放弃。面对极度强势的明王朝，他们感觉到了自身的微弱与渺小，于是就不与其形成正面的冲突，在适当的时候做些妥协。这类人中有名的有陶宗仪、杨维桢、陈基等。
第三，这类遗民对新王朝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合作，绝大部分人还在那里担任一定的官职，比较有名的有苏州十才子和浙东四先生。
元末明初，久受异族统治和极度压制的文人士大夫们顿时有了一种咸鱼翻身的幻觉，当朱元璋诚邀大家前来“参政议政”时，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们都没能抵制住日夜憧憬的美好未来的诱惑，纷纷加入到了大明帝国“公务员”或“准公务员”行列中去。相比于一些年老的官宦之人，中青代文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建设新帝国的热情。可他们的最终结局几乎都不好。那时“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宋濂以儒者侍帷达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赏梁文腰斩。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徐贲仕布政，下狱死。王蒙知泰安州，坐党死。”（赵翼《二十四史札记·明史》）即使有些没死的元朝遗留士大夫，也多被贬谪。
第三类——朝中官吏：朱元璋要深挖革命队伍内部的潜伏敌特分子
其实大明开国后就一直没放松自身官僚队伍的建设与整顿，除了从制定纲纪和加强皇权外，朱元璋还在建国的当年就开展了一场官僚队伍的“大整治”。
说起这场大整治，令人不可思议。那年夏天好久不下雨，于是朱元璋不停地催促祭祀部门赶紧祭天，但老天爷依然滴水不掉，迷信的朱元璋就把错误赖在下面的官员上，下令：让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使认真监察，将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给揪出来。
坏分子逮了不少，但还是不见一滴雨落下，朱元璋大火：“看来是那帮御史按察使冤枉了好人，老天才不下雨，来人呐，把那帮人给我绑了，问问到底冤枉了多少人。”随后朱元璋又让他们住在马坊里去反省。
天还是不下雨，这时候，朱元璋想到是不是自己有啥过失了？便让官员们上书，指出皇帝的过错。这样做之后，雨依然无踪无影。因此，又一大批的御史言官被遣到开封劳改，先前被监察官们问罪的那些官官员一律赦免。
一批监察干部去劳改了，先前劳改的干部又被放回来。但不久，因徐达打下了元大都（北京），急需一批公务员去任职，朱元璋便又下令将在开封劳改的那一大群监察官免罪还朝，去北方任职。
成群结队的处罚“有问题”官僚，又成批的宽免他们，真够折腾的，朱元璋便想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给不守规矩，不自尊自爱的官员“于市中依律断罪”，类似于群众批斗会。
除此之外，朱元璋又在洪武四年发动了一场“录天下官吏”运动，即对天下官吏进行大甄别、大检查、大整顿，将一些害民的、有问题或疑似有问题的官员，尤其是带有很大危险性的潜伏着的故元官吏清除出去。
通过这样的运动，朱元璋彻底解决了政治危险势力？显然没有，因为不久就出现了“胡惟庸案”、“蓝玉案”。
可以说，朱元璋的一生都在“防”，因其疑心过重，他总是在防着很多人很多事。也够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