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这部书中，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讲起，到20世纪60年代它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讲述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这部书与以往的传播学理论书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传播学的发展过程概括的更加全面，传播学史上重要任务及学派，理论基本都涉及到了，而且还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阐述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它的贡献就是让人们重新注意到以往被传播学理论界所忽视的，但却曾经为传播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几位学者，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等，也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是拉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施拉姆所总结的传播学理论 框架，夸大了四大奠基人，造成窄化和压缩传播学为个人主义和短期效果为主的研究。而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的传播学研究是把传播放在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高度加以研究的，视野开阔，他们也是传播学技术主义的先驱。通过对《传播学史》这本书前半部分的阅读，以及和我们教材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大部分的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的观点，忽视了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史上的地位。但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也由于施拉姆的过分强调，以及他本人在传播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将后来的传播学研究工作限制在了这四人的理论框架之下，也就是之前有学者提到的“传播学窄化”，这也是罗杰斯所不赞同和认可的，他认为关于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

与上述提到的四位学者不同，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把传播问题放在了社会解释的中心位置，认为传播构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人与人的传播。这些传播问题也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总结的“符号互动论”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一关于“传播学奠基人”重新审视的角度十分深刻，也是与我们在课堂上所接触到的知识有所不同的地方，可以看到理论所成立的角度也是有条件性的。

再回归到作者写作的本身，撰写历史很容易就偏向于繁琐冗长，让读者产生枯燥感，但也是最考验研究者思考的独立角度。罗杰斯在写作时，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思，激发了其阅读的兴致，在引言里提到“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我对传播学的好奇心逐年增长，最终导致了我从事眼前这本著作的写作”罗杰斯用“好奇”写下了史书的“厚重”，使人们对他在文章中的思想产生了兴趣。罗杰斯还把他对传播学的好奇和创作的愉悦贯穿在每一篇章节中，他在撰写一个学科的历史时，还会竭尽全力去挖掘学科背后鲜活生动的“人”，在他的笔下，施拉姆不再是传播学教材中一个生硬的符号，他曾是一个严重的口吃患者，是市民交响乐队中出色的笛子手，更是斯坦福大学那座红瓦小楼中勤奋的研究者，坚持信奉“can do”（我能）的精神，他不是一个生硬的传播学概念，他也是会为了补贴他的职业薪水去兼职写写小说的、鲜活的“人”。在这部作品中，每一位传播学史中的著名学者的出场都恪守着其作为“人”的最本真地呈现和还原，并由此带给读者意外的亲近和满足。

读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就像是在读一本悬念丛生的小说集，每一个传播学者的形象都那么真实而鲜活，因为故事的生动，而让我感受到了理论和历史的亲近，这是我之前阅读传播学理论或相关历史所不曾有的感受，他将传播学史和人物传记结合得恰到好处，我想这也是这本著作能够在传播学中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故事中的传播学_E_M罗杰斯_传播学史_读后感》王婷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 殷晓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