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山应》，王跃文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 张文爽 ）如何将自己的生命烙印融入文学创作？如何在严酷的现实洪流中执着自守？如何一次次冲破话语魔障直抵真相本质？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王跃文最新作品《喊山应》中找到答案。

近日，著名作家王跃文全新随笔集《喊山应》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在《喊山应》中，王跃文结合自己的人生轨迹，梳理了他31年来的文学创作历程，阐释了他对文学和人性的理解。王跃文说，“《喊山应》这部随笔集的出版，或许能让喜欢我的读者朋友们对我的作品、对我本人，有更多的了解。”

从精神坐标的地理原点出发，将自己的生命烙印融入文学创作

新书缘何起名为“喊山应”？王跃文说：“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涧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心里灵空的乡下人闭上眼睛喊山，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文学是寂寞的人，做的寂寞的事。我写过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透过我的文字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

王跃文说：“《喊山应》既是我对自己31年文学之路的回顾、检讨，也从某一个角度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31年来的历史变迁。”

《喊山应》分为“我的文学原乡”“我的文学创作”“我的文学检讨”三部分，附录文学评论文章5篇。“我的文学原乡”中，王跃文由故乡溆浦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及家族亲人故事着笔，力求探寻出其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我的文学创作”回顾了王跃文从事文学创作31年来其多部作品的创作过程，真实记录了其在作品创作及出版前后的心路历程；“我的文学检讨”中，王跃文有针对性地阐释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理解，审视了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得失。

在《喊山应》中，王跃文以质朴畅达、幽默睿智的艺术气象，将他的文学之路与人生轨迹交叠，追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脐带，原生态地呈现出他对人性的敏锐观察，记录了他在见证历史中反复确认自我的心灵旅途。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跃文是一个风格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凭借对生活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怀着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秉笔直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建军曾评价，王跃文的文化性格里颇有“楚狂”之遗风，他的不肯低眉俯首事权贵，他的辣手妙笔写腐败，他的愈挫愈锐的性格，都与“湘楚狂士”的传统有些关系。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说，王跃文的作品不满足于对权力帷幕内部的好奇与窥视，他渴望写出一种真的人生，写出那种潜藏在生活深处的黑暗与惯性，并试图反抗它的存在。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王跃文的文学创作，已经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当代严肃文学重要作家在多个层面的杰出成就。

无法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是因为一个作家捧起良心的本能

31年笔耕不辍，作品每出必爆，创作的灵感来源究竟是什么？王跃文在《喊山应》“我的文学创作”中说：“我只是爱着文学，就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我浸染红尘日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胸口时常激荡起悲悯和哀伤。如果我是画家，也许会在画布上挥洒很多惊世骇俗的色彩；如果我是歌者，也许会一路行吟长歌；可我是作家，就写小说。”关于写作者的使命，王跃文坦言：“我没有想过什么使命和责任，最多只是出于作家的本能。”

从《国画》到《大清相国》，从《漫水》到《爱历元年》，王跃文的小说作品不断满足着读者多层次的审美体验。《喊山应》自出版上市以来，一直处于随笔类新书热销榜前列。谈及原因，出版方认为，王跃文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现象级作家。而王跃文自己，又是如何定义好小说的呢？

在《喊山应》“我的文学检讨”这一部分中，王跃文这样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首先它是真的，甚至比现实还真。所谓‘比现实还真’，似乎逻辑不通，它指的是经过了作家对现实的提炼与祛蔽，呈现出一种本质上的真。这真中肯定有美善的一面，但也不能回避残酷黑暗的一面。小说家的良心，就是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

如何看待自己身上不断变化的标签？王跃文在《喊山应》中给出了回答：“有人读《国画》，说我是官场小说家；有人读《大清相国》，说我向历史小说转型了；有人读《爱历元年》，又说我向都市小说转型了；我写《漫水》那样的乡村小说也有不少，是否据此也要认定我是乡村小说家呢？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所谓转型，只能说明我创作题材多样。但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成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