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革新。关于文学、新文学运动以及这场运动的历史源流等问题，周作人曾在1932年作了一系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讲座，另外还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针对不同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本书收集了他的这一系列相关文章，上编包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演讲稿，下编包括其他发表的相关文章，另在书中收入了舒芜的长文《周作人论新文学及其源流》，深入分析周作人对新文学的观点。从这本书中可以理解周作人对新文学的观点和思考。
周作人对新文学源流的追溯，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文学史观之上的。他认为，中国文学变迁存在这样一条规律：以“诗言志”的言志派和“文以载道”的载道派为两极，两种力量随着社会状态的变迁此消彼长，皇权强盛之时“载道”文学盛行，王纲解纽之时“言志”文学盛行，中国文学始终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舒芜在《周作人论新文学及其源流》中把这种观点称为“载道”与“言志”的二元文学史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文学运动可以说是一场“言志”为主导的文学复兴，是文学的钟摆以白话文的兴起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为契机，又一次转向了“言志”这一极并得到了发展。
对新文学的寻根溯源，胡适以是否白话文的形式作为主要判断标准，而周作人认为文字上的改革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而思想上的改革是比文字改革更重要的第二步，他的追溯以思想精神为重要依据。因此，他把五四之后得到发展的新散文的革新精神，追溯到了明季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公安派的散文中体现的“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与现代新文学追求的革新精神有相似之处。
周作人在文中提到，他“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在重新发达起来罢了”，认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说古，是因为其承接了公安派的思想，说新，是因为融合了英国小品文的新思想，“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新散文能够发达的两重因缘，一重是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作为外援，另一重是言志派复兴作为内应。
当然，周作人的文学史观也有发展。他最初提出了“载道”“言志”两种力量互为消长的观点，后又逐渐觉得两种力量并非完全分割对立，“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所以他提出以“诚与不诚”来区分，主张文章要“有诚”，去表达真切感到的事，而不诚的文章不过是学舌而已。在诚的基础上，好文章还要做到达，也就是达意。写文章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意思传达出去，让别人知道。把意思表达好，别人才能理解。表达不好，再好的观点别人也没办法知道。
周作人反对模拟。他认为，“纵观中国文学的变迁，最大的毛病在于摩仿，剿说雷同，以至说诳欺人，文风乃以堕地”。他主张要研究和了解八股文，不是为了学习它，而是为了深入理解其中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
刘熙载评论八股的“破题”，“未做破题，文章由我，既生破题，我由文章”，可见八股文体直接限制了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八大家最初提倡的“文以载道”到清代发展成这样僵化的八股文。桐城派的桐城义法也强调“文章必须‘有关圣道’”、要讲义理。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这些禁锢人思想的文学形式，正是新文学运动努力打破的。
有句老话叫“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周作人就是主张要认识到八股文所代表的服从和模仿的奴性文化，先从思想上改革，拔除文化上的痼疾，而后文学才有新的发展前景。
2020.04.14雾凇
